从烟舟到广东东莞，我是懵懂的，毕竟那时候没有自主选择的念头。跟着父亲坐上长途汽车，我就来到了东莞长安。
这个地方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拥挤。拥挤不仅体现人多，也体现在房屋的密度。一个几米宽的大门，进去是一个较大的广场用于通行，而四周就是跟俄罗斯方块似的你推我挤的房屋，多是五六层的高度，站在广场中央大喊一声，还能听见回声。除此之外，一些街道旁的臭水沟是露天的，走在一旁味道着实不好闻，更别说里面三两成群的老鼠了。
最里面的左边的一个角落，那是我父亲工作的厂房，也是我和父母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厂子里，一楼是工作的车间，二楼是办公室，三楼是宿舍跟食堂。因为我爸是厂长，我们能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十几平的房间里，就是一张双层的床，和两张桌子。桌子是灰绿色掉漆的桌子，一张桌子上放着喝水的器具，另一台放着我爸买了很多年还不原意扔的“大屁股”电视。
电视只是放在那里，没有接电源也没有接信号线，自然我也就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从老家过来了，我父亲还给我找来一张各种材料东平西凑的矮桌，让我写作业用。
我一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入学的问题，好在招生对户口的要求还不严格。我父亲到访了城区所有的学校，随后敲定的是“培英小学”。一个学期学费三千，08年我父亲当厂长时的一个月工资是四千，我们举家都深感学费的昂贵。
我居住的地方是较为不干净的，但进了中心城区就一改之前的风貌了。至少是看不见露天的臭水沟了。因为父母工作忙，我几乎没有中心城区的印象，印象中最深的还是我的学校。
进入学校就是紧挨着的教学楼，楼前有个小广场，停着几辆校车。紧挨着的教学楼中间留着一处可供穿行的空间，走过这处空间，就可以看见广大的操场，然后又是挨在一起的教学楼，跟“长城”一般。
学校的每个年级还分为大小班，大班是六十多个人，小班是四十多个人。我爸给我报的小班，我记得小班也有十几个班，我在12班，班主任是个很严厉的女性——蒋老师。
我去上学都是我妈骑自行车送的，我妈会带着我在门口吃一份肠粉。那里不像一般的肠粉现吃现做一样，而是提前做好，装在一次性餐盒里，你要的时候淋上酱汁就可以吃了。两块钱一份，满满的一盒，淋上老板自制的酱汁，我吃完肚子都要撑的鼓鼓的。这样的肠粉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广式味道。
第一天上学到上课都没有问题，到了放学便有问题了。我父亲让我坐校车回去，但是校车一般只能在右边下车，而我是第一个到地方却需要在左边下车，随行老师便带着我穿过马路，然后那老师就问我了，“你家长在哪接你？”
我顿时就懵了，我父亲特意花钱让我坐校车就是因为没有时间接，我支支吾吾地说道：“我……不知道。”
那老师就说了，“校车送到是要有人接的，你先跟着我们走吧，等掉头的时候看看你家长有没有来接，好不好？”
我只能点点头。我又跟着老师上了校车，从窗外看去，明明家已经那么近了，我还要上车。上了车之后，我的心仿佛就越飘越高，感知上越发地空荡荡。不出所料地，等车上的人都下车之后，掉头回去，我的家已经出现在我的右边的时候，我父母仍然不在那里。
随行的老师也已经下车回家了，车上就我跟司机，司机见没人来接，就跟我说先回学校，让我的班主任联系家长。
到了学校，我小跑着到蒋老师办公室找到了她，她问我怎么还在这，我细声细气地跟蒋老师说了事情的经过。她知道后就打电话给我父亲，电话通了之后说了几句，转头跟我说：你爸爸一会儿来接你。
我不知道这一会儿是多久，心里没有着落让我很不舒服。到了饭点我父亲还没有来，蒋老师便带我去教职工食堂吃饭，蒋老师给我打了一份饭，全是肉，没有心情也不喜欢吃，但我不好意思说，只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吃掉了一部分。
饭后，蒋老师将我带到了她的宿舍，房间不到二十平米，两张床，一套桌椅，似乎还是两个人住在一起。蒋老师让我在桌子上写作业，我拿出作业磨洋工似的一点点写，终于写到一半的时候，蒋老师接到电话说我父亲来接我了。
在校门口见到我爸之后，我如释重负，我酸着眼眶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坐上我父亲借来的自行车，我最后终于回到了家，那个十几平米的地方。
后来我父亲跟蒋老师沟通了一下，说没有时间接，让校车在那停让我在那下就行了。第二天放学的时候，司机跟我说横穿马路不安全，等他掉头回来的时候我再下。我说可以。本来是最先下车的那一个，却成了最后下车的那个，但依然是我可以欣然接受的结果。
在东莞上学时，最怕的就是蒋老师了。她总是备着一把五十厘米的钢尺，那就是她的“教鞭”，只要我们犯了错，蒋老师就会拿起那把钢尺打我们的手心。我有一次打扫卫生区的时候被她发现在玩，就挨了三下钢尺，十来分钟手掌都是火辣辣的疼，回头一看发现流血了，虽然只是一个小口子，但还是给那时的我留下了不小的心里阴影。比如，中午午休尿急而不敢跟蒋老师说，硬是憋个一个多小时等下课飞奔去厕所。
蒋老师总是给我爸打电话，说我上课小动作太多，不是手在上面弄些什么东西，就是手在下面不知道干些什么东西。不过我爸却没有跟我说这件事情，直到我上了大学，我跟他闲聊时才知道的。
蒋老师是教数学的，还有一个很年轻也很温柔，从不打人的语文老师。我们时不时还会有一节英语课，不过教的大多是单词的书写。学校还安排了兴趣班活动时间，我兴高采烈地选了武术班，谁知道第一个练习动作是前手翻，我不知道怎么翻，也不敢翻，最多翻到倒立还差二十度。我只能和班上另一个同学傻站在旁边看着武术老师教导那些高年级且有所成就的学生。
我在学校的时候打过一次架，或者说不上是打架，最终的结果是我被一个姓谢的男生咬了一口，咬在我的肩膀上，疼的我眼泪水直掉。后来这个姓谢的男生还和我们思想政治课的老师发生口角，冲上去也想打架，嘶吼着然后两只手就被老师拿住了，然后那个姓谢的就动口了，老师把他推倒在地，几次把他推倒在地，他都要不依不挠地扑上来。
在那之后，我与那个姓谢的男生便无了交集。
大扫除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活动。蒋老师会组织我们把桌椅搬出去，一些人拿着扫把将地上的垃圾扫干净，之后便在教室里浇上混合了洗衣粉的水，几个男生拿上几个长柄刷，就开始在地上刷了起来。如此刷上一遍，用拖把拖干净，再用清水刷一遍，拖干净，教室的地面就焕然一新。
学校生活是如此，一开始的放假生活就很无聊了。
没有电视看，作业一写完便无所事事，每次周末都只能盼着去二楼的办公室去玩一玩电脑。有时候我跟我爸说，我爸还会带我进去玩两个小时，但大多时候是不行的。那时候我爸给我注册了一个QQ，网名叫做“快乐男孩”。
当我妈罕见地放假了，她会带我出去逛逛。我们还拍了照，我妈那是脸圆腰也圆，不到一米六的身高体重有一百三十余斤，但可能她总是上班加班的缘故，神情上总是有些许的憔悴。
食堂有一个电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记得开了两次上面放了“512”的新闻，和奥运会的开幕式，姚明的身高十分瞩目。不过那时候的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有一次我爸兴冲冲地上了三楼，我正在三楼“游荡”，他拉着我，将一个电焊用的深色玻璃片放到我眼前，让我看太阳，说是什么太阳活动，可我透过玻璃片除了看见太阳变了色，其他什么也没看见。
“看见了没？”
我呆呆地点点了头。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爸突然就给我买了一条游龙板和一个比我还高的海豚玩偶，收到礼物我自然是非常高兴，尽管我还不知道游龙板怎么玩。好在游龙板附赠了光碟，一开始我爸就让我在电脑上看教程。放假的时候，我扶着墙开始练习，摔过几次后就渐渐地会了。
收到游龙板后没多久，我爸又给我买了一双轮滑鞋。轮滑的练习一开始很艰难，我摔了不少次，以至于一度扔下轮滑下放弃，但由于周末实在无聊，我最后还是学会了，学会了正常的滑行，想学更多可是没有人教。
我家的隔壁是厂里的电工，姓刘，他老婆是食堂的掌勺。刘电工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脑，显示器是那种“大脑袋”，闲暇的时间，刘电工会带我玩他的电脑，他的电脑上有一个游戏叫侠盗飞车，我心中十分新奇：还有这种游戏。后来我有机会就去刘电工那里去玩电脑。
可惜可以去刘电工家里消磨时间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次回家拿钥匙开门的时候，刘电工的老婆突然抓住了我的手，逼问道：“我房间的几千块钱是不是你拿的？”
我摇摇头说：“不是。”眼前食堂大妈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
她的手捏着我的手更紧了：“是不是你！”
“真的不是。”我心中既委屈又害怕，可能还有些生气。这位食堂大妈在我心中本来就无感，现在形象更是一落千丈。
她的手松开，我连忙打开了房门躲了进去。
后来听说是钱在哪里找到了，但我从那开始就再也没去过他们房间。我跟他们的关系就此就恶劣下去，尽管我对刘电工的感观很好。
不说那些伤心的事情，厂里的生活还是挺无忧无虑的。
厂里的工人们会偶尔地聚在一起喝酒，我就会凑在旁边捡一捡中了奖的瓶盖，或是他们看见我会送我一个瓶盖。中了奖的瓶盖可以到一楼的小店去换辣条吃。小店是厂子王老板的父母开的，同时也是一个门卫室。
平日里在三楼“游荡”的时候，我也会将脚边的瓶盖捡起来看看有没有中奖。
说到厂里的工人，就不得不说一件事。那天晚上，工人丁叔找到我，说带我出去玩，我跟他比较熟就答应了。比较熟的原因是他平时会跟我说说话。丁叔看起来三十多岁的样子，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上了街，晃了几条街，他时不时就问我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我说没有。
我心里感觉不对劲，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心慌了起来。最后，丁叔带着我到了保健品店里，买了店员说是增加记忆力的药，他从手上应该是刚发的工资里抽出几张付了钱。我看着他的动作越发地心慌起来，甚至身体都忍不住地颤抖。
买完保健品坐上他的自行车，看着丁叔骑车的方向是往厂里的方向，我终于是舒了一口气。终了拿着东西到了家，我都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同时还十分后悔答应丁叔出去玩。尽管无惊无险，但我对丁叔并没有十足的信任感，心中还是有些后怕的。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也是摸不着头脑。
东莞的天气是冷不下来的，最冷时也不过加件薄薄的外套。我整个人生第一次经历台风也是在这里，我记得清楚那次的台风叫“鹦鹉”。几级的风我倒是不知道，只是见着外面的垃圾漫天飞，我小身板站在外面站都站不稳。
我父亲跟我说要搬家了，搬到一个他一年工资有十万的地方。我没有什么感觉，实际上我也选择不了。
当风儿猛烈地冲击在我的身上，给了我一种美妙的滞空感，而脚踏踏实实地站在地上。这风与我接触又倏尔远逝，带走了我的温度，也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