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没有换班，却换了个班主任。是一位中年女教师，姓关。关老师貌似是没精力教我们，教了一段时间，她就让一位年轻的老师代课，那应该是一位实习老师。实习老师上课时，关老师多数时候就在一旁听课。
关老师盯我盯得很紧，按她的话就是我有聪明的脑子但不知道怎么用。我是语文课代表，也就是关老师的课代表，但她几乎是把我当班长用。传话、搬运印发的通知、组织同学，她都让我来干。不过也是在她教育下，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三好学生”。
不得不提我们的英语老师，看起来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却学到了一些老派教师的作风。课上课间从来不笑，不过还是有年轻教师的风格的，她上课十分“迅速”，甚至称得上是“迅猛”。通常二十多分钟就将要上的内容上完了，剩下来十来分钟，就让我们背她划下来的语段和语句，每个人都要到她那里去过关。
我和夏顺民往往就冲在最前面，不是他先就是我先。论快速记忆，当时只有他能跟我一较高下。碰巧地，他也喜欢玩“石落”。下午放学，我一有时间就绕一大圈，跟着夏顺民到他家里去玩石落。除了体育课，学校里是不允许学生在地上玩的，在学校里我们就玩不痛快。
班上有一个名叫“斌”的人。我们体育老师韦老师，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当他点名点到那人时，就喜欢拆开念，叫他“某文武”。
这个某文武，有一次插队到了我前面，我把他拉了出去，说：“到后面去。”他冲上来要拽我，我推开他，他却扯坏了我的口袋。我脚下一扫，手上发力，将他摁在了地上，他起不来怒视我，我瞪了回去。余光看见老师过来了，我才松开他。
我眼睛酸酸的，我知道我眼眶肯定红了。我打架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我都想哭，可能我觉得自己很委屈吧。这很奇怪。
自此，我对这个“某文武”都没什么好脸色。
有一个新转到班上的女同学，很喜欢跟我玩，她叫章佳缘。她加了我的QQ，放假也总是找我聊天。她总是表达对我的喜欢，甚至上课时对我说“爱老虎油”。我从来没有这样被女孩子喜欢过，心中有着些许的窃喜。
但这种窃喜没有后续。
那时候我兴趣班选的是鼓号队，我在前面敲大鼓。通常就是兴趣班的时间去训练，有表演时放学就要加练了。我敲的大鼓没什么花样，但要去奠定整体的节奏。章佳缘也加入了鼓号队，一开始竞争指挥，但没能成功，后来就在我的身后打小镲。
鼓号队的教练是小卖部的老板，加练结束的时候，他总会让我们去小卖部挑两块钱的东西。这次的加练是为了在中学的开幕式表演。
正式表演那天，我再次穿上了校服。我发现校服的裤脚已经到不了我的脚踝。
我一早就在站台等公交车，上了公交车，车上仅剩一个座位。我坐了下来，没过多久，上来了一个老人，我将座位让给了她。这是我第一次让座，我十分开心。
到了学校，鼓号队的一些人已经在校门口集合了。我过去找到张琐，张琐也式鼓号队的，他是号手，在队伍的最后面。
教练已经在前面等待，人齐之后，教练给每个人发了一条崭新的红领巾。我一边非常认真地将红领巾系上，一边想这是第十几条。我们拿好乐器，排着队上了教练安排的大巴车。
中学其实离小学不远，大概就是三千米的样子。
我对中学里面没什么印象，只记得车开了没多久，太阳就被云掩盖了，天上飘着细如牛毛的小雨。我在想开幕式是不是要推迟了，我看了看教练发现他神色如常。到了目的地我们很快就上了跑道，我机械的敲打着大鼓，我的眼睛被细密的雨丝给迷了，很酸，走过了主席台我放松下来。
之后我们就被安排到食堂去躲雨，外面的运动会也因为小雨没有开始项目。
走出校门上车时，我看到了刘威，刘威穿着校服跟身旁的人聊得十分开心。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然后上了车。至于为什么笑呢，是因为刘威升学之前，跟我和梅评吹牛道：“我要到市里最好的中学上学了！”
回到家我就找梅评说了这件事。他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自然是我亲眼看到的。后来梅评碰道刘威就说：“哟！这不是刘威嘛，你不是说你在市里最好的中学上学嘛？”
“我当然……”
刘威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梅评打断了：“我可是看见你在杭集中学了。”
刘威哑口无言。从这件事之后，我和刘威基本上就算是绝交了。其实关系也不是一下子恶化的，刚认识那段时间，我们关系还是很好的，但他很喜欢吹牛，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仅是我，梅评也觉得难以忍受。渐渐地，我们就没有去找刘威玩了，关系也就慢慢地疏远。
在我的媒介作用下，梅评将交际圈子转移到了我居住的那个小村落。而我们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就在这里。
在这里玩时，我跟梅评打了第二架。
他玩游戏没有遵守游戏规则，我就说他没有遵守游戏规则。
他反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说道：“不遵守，又怎样？”
我怒气冲冲地上前，连续几拳打在他身上，梅评挨了拳头转身跑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爬上自行车，哭骂道：“我日你娘！……”
他骂着还快速骑着车远去。
第二天上学在车站等车的时候，老板娘还骑着电瓶车载着他跑到我面前质问我，问我梅评做了什么错事你要打他。
梅评坐在车后座上，将后脑勺朝着我。他应该在暗喜吧，我没有说话，也任由泪水从眼眶中流下来，错的明明不是我。
五年级又分班了，我和很多朋友都分开了，如张琐、杨谦还有夏顺民，章佳缘转走了。在我迫切的希望下，我并没有跟缘分到一个班。班上很多都是陌生的面孔。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男教师，姓钟，戴眼镜，瘦瘦高高，眼神很锐利，声音很浑厚。
钟老师遇到学生犯错，他会给出两个选择，一是罚抄，二是做深蹲。一遍罚抄置换一次深蹲，而钟老师的布置的罚抄次数都是三位数的。
我有一次被罚抄两百次，我选了做深蹲，两百个深蹲。向东跟我一起做，说到向东，倒是好玩，他二年级跟我同班，三四年级不同班，五年级又同班了，哎，换个人就好了……
回到深蹲的问题，一次性做二百个深蹲是什么概念，当时憋着一口气做完，接下来一个星期走路都不能弯膝盖，因为肌肉的过度酸痛很难让我再像正常人走路。那一个星期，我和向东问候的第一句话永远是：“你腿还痛吗？”
钟老师是教数学的。数学作业比较多，我不愿意写作业，能拖则拖，上了一个月的课，我在他那已经累积两次没交作业的记录了。第二次没写作业被他叫道办公室，他让我在办公室站着写，钟老师就在一旁说：“事不过三，还有下次我直接打电话给你家长了。”
我想的是，事不过三是不超过三，那我应该还有一次机会。等我下次没交作业，钟老师已经打电话给我父亲了，回到家我就被父亲给教育了。
学校的兴趣班中，因为鼓号队去了一年了，这次想着换一个。选了个美术，因为画画还行，之前还被以前的数学老师叫去给他们班出黑板报。一个人出一幅黑板报，连续几天晚上放学我都在那里“加班”，剩下收尾工作时我就溜了没有再去。
第一次到了上课的教室，我十分惊喜，因为缘也在这。但是上了两节我就不想再去那个令我头疼的地方了，因为实在太无聊了，哪怕缘在那里我也觉得无聊。
于是一到兴趣班时间，就躲到桌子底下。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等班上的同学都走光了，上课铃也打了，我开始在班上肆无忌惮地游荡。刚走到讲台，一位老师从走廊上走过，我看到他时他也看到了我，我不死心地快速蹲了下来。
那老师自然是走过来把我逮个现行，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兴趣班，我支支吾吾地说道：“没带……彩笔，怕……被老师骂。”这老师也没说啥，将我扭送到了上课的地方，老师的询问加上同学们的打量让我无地自容。这更加让我坚定了拒绝美术兴趣班的想法。
后来我跟张琐说了这件事，张琐毋庸置疑地道：“回鼓号队啊！正好还缺人。”我说可是我已经报了美术班了，张琐说：“没事，下次你直接来鼓号队，我去跟教练说一下。”
于是，我又回到了鼓号队。不过这次我不再是敲大鼓的鼓手了，而是成了一位号手。
这学期我没有再选择在食堂吃饭。学校学费是全免的，一个学期只要交二十来元的书本费，如果在食堂吃饭还要另交几百块的伙食费，五年级我就到学校门口私人办的食堂吃饭了。一个月伙食费一百多，比食堂要便宜些，口味、菜样也要好上许多。
伙食费是一月一交，一开始两个月我还老老实实的交了伙食费。到后来，我没有交了。用着中午吃饭的钱买了玩具，有剩余的钱中午就买个面包，没有就饿着。后来还是向东帮了我，他说他不在那里吃饭了，他把他剩余的十几张饭票都给了我。
“安安稳稳”的生活结束了。
我父亲辞职了，他存了一些钱，拉了个合伙人，另开了一个厂。但是梅老板不允许有人抢他的生意，万般阻止，我父亲十分无奈，搬到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开车都要大半个小时。
跟我爸合伙的人我管他叫六叔。
六叔和我父亲刚刚租的厂房，里面要用的设施还没设置好。我放假就跟着他们在厂房里干些杂活，我爸说要在厂房后面铺一个水泥坪，我就跟着铲水泥，一天结束手都抬不起来。过了两天，我发现我的手臂粗了好几圈，肌肉一下子鼓了起来，青筋也十分明显。
梅老板的死缠烂打并没有结束。新办的厂的位置并没有告诉他，他却找上了门。在刚刚添置好器物的厂房里打砸，更是派了他的两个兄弟，睡在我家里面，为的就是不让我家开工。
我在学校里的日子倒是照常，但一回到家我就总能见到我爸阴沉沉的脸色。这天晚上放学，是六叔骑着电瓶车来接我的，我知道家里肯定又有什么事情了。果不其然，回去就看到两个人躺在客厅拼凑起来的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干，就事瘫在那里。
我尽量地不去看他们，背着书包就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个学期我的成绩也下滑了一些。我的英语老师貌似很忙，上课都是匆匆忙忙的的，课后作业布置得也很马虎。学得好的人自然学得好，但是我没劲去学。
我爸跟我说，下学期让我回老家去读。本着无所谓的态度，我心里没有什么感觉。
学期结束了，十分可惜的是我没有机会去跟缘告别。唯一一次说上话的机会，是我淘到几张很好看的明信片，小心翼翼地包好后，趁着做操的空隙，送到她手上，同时说了四个字：“送给你的。”
刚刚在班上交了几个朋友，还没玩熟就要说再见。
翻翻这几年班主任的评语，好坏参半。好的是说我办事认真、聪明活泼，至于不好的就是说我上课不专心，喜欢做小动作，喜欢讲“悄悄话”。钟老师更是点明了让我摆正“玩”与“学”的关系。
没什么好说的，反正自己要走了。
对不起，没来得及跟你们告别，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