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枝花之死只有宝音知道得最详细，肖丽的葬礼她也参加了，心里特别为她难过。她等大家休息好了重新聚在一起，看大家都望着她，便领会了意思，往前挪了挪身子，像个主持人似的开始了叙述：

　　那天播音员一到单位门口，没看清这后生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直接堵在她面前就问：“大姐，肖利现在到底是啥意思？”

　　“你放心吧！她会回到你身边的。不过她觉得晚点回去好些，想调整一下心态，尽量忘记昨天你那种态度。”播音员看了一眼手表，怕她说再见，他忙抢着说：“那还是不打算回去呗！”

　　“我得赶紧签到去。”她绕开他往前走，又回头说：“一会儿我请假出来，咱们好好谈谈，行吗？”

　　“行！”他这才离开门口。

　　播音员进来得最迟，刚坐下就通知开会。一个多小时后，听到楼道里有人吵闹，声音越来越大，会议都没法进行，领导只好宣布散会，下午继续。

　　人们走出会议室，播音员一眼认出了那后生，赶紧走过去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脸色很难看——后生这种不顾场合的行为实在令人讨厌。后生也是气急败坏，愤愤地说：“我还真信你了，你这个大骗子！”

　　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见他这么无理取闹，严厉地说：“哎，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谁呀，知道个屁！”

　　一些路过的年轻人围过来，表情各异，还有人发出怪叫：“哇塞！”“好可怕啊！”他被弄得恼羞成怒，喊道：“你们人多我也不怕！”

　　播音员走到他跟前，说了声“对不起！没想到要开会，让你久等了。”她向这些不明就里的同事打了个手势，大家便回了办公室，剩下的事她自己处理。

　　播音员向领导请了假，想把他劝走，又怕他以为是逃避，正在为难时，刚挨完训的门卫进来赶他了，还对播音员诉苦：“我看他好几次在门口和你说话，以为是亲戚，他要进我就放了，没想到是来闹事的，真对不起！”又转头对后生说：“快出去吧！因为你我都挨训了。”

　　后生望着播音员，指望她替他说句话。播音员明白他的意思，却没向着他，只对门卫说：“不好意思，你先陪他往外走，我去请个假。”

　　后生又大喊起来，毫不客气：“你又想溜？我告诉你，等不到你，我不会走的！”

　　播音员听他这样在单位里嚷，既生气又自责，觉得给单位带来了不安宁。她被闹得心烦意乱，决定让肖利早点回去算了，不然他没完没了。请好假，她大步追上那个保安都请不走的、磨磨蹭蹭的后生，说：“走吧，到外面谈，这儿不是咱们能随便闹的地方。”这话明显带着责怪，他听出来了，却满不在乎。

　　上午，播音员原本想谈的内容彻底改变了。她很严肃地说：“肖利本来不想马上回去，我也想让她高高兴兴地回，才让她晚走几天，这完全是为你们俩好。可看你这么急，我就不能留她了。但你们俩没谈和，我不能把她交给你带回去。”

　　不等她说完，肆无忌惮的后生生硬地说：“我媳妇你不交给我，难道我还能把她怎样！”

　　“怎样我不管，只是我的责任感让我不能这么做。让她给她爸发电报，来接她吧。”

　　后生气得脸色发青，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气急败坏地说：“你真不愧是个播音员，不愧是个文化人，真会‘主持’，把我事儿都主持了，又来一句没办法——你怎么没去当主持人呢！告诉你，我们再穷也不给别人当奴才，我决不许她再做下去！”

　　播音员不管他怎么说，又斩钉截铁地撂下一句：“你就等着肖利回家吧，以后的事与我无关了。请你别再来这儿闹。再见！”说完，她大步流星往回走。后生自以为得逞了，有些洋洋得意：我看她还回不回去！

　　宝音一口气说了好久，围着的人都关心肖利后来的情况，特别是大姐，既担心肖利，又想听听播音员平时怎么和普通人打交道——电视收音机里总听她们说话，对她们台下是什么样自然感兴趣。宝音说得口干舌燥，要了杯水，其他人才觉得渴了，大家一起举杯喝起来。

　　大姐怕打断宝音，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等她继续。宝音明白大家爱听，又讲了起来：

　　二小虽然很有把握肖利一定会回去，却不知是哪一天，就在BJ租了个地下室住着，发电报告诉家里：肖利回去了就告诉他一声。

　　一周后，他知道肖利回去了，也就跟着回去了。只休息一天，就来了肖利家。肖利并没记恨他，只是不冷不热，这他已经满足，心里很高兴。他提出结婚，岳父求之不得，肖利也没反对——也许她知道只能这样了。就这样，农历二月十九他们办了婚礼。腊月，肖利生了一对龙凤胎。

　　第二年，不知不觉又怀孕了。起初她想尽办法要打掉，可那个狠心的二小为了不让她“太自在”，觉得这是天意，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哪会帮她？当然他不敢明说，只装出听医生讲月份大了危险，不如生下来。就这样年底又一个男孩进了家门。

　　大队知道了，孩子刚满月就来追罚款。因为两个大的孩子没奶吃，家里钱也所剩无几，二小横下心，让大队搬家具抵债，可怎么也没还清，只能等秋后再付一部分。孩子满百天，肖利就去做了绝育手术。

　　大秋刚结束，估计催款的要来，二小带着一家逃之夭夭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想父母时，二小就先去看自己父母，再去见岳父母。两家老人谁也不走漏风声，事情也就暂时平息了。

　　孩子们能上幼儿园了，肖利也出去打工，这干干、那干干，没有她没干过的活儿。孩子们都十多岁时，外地孩子上学学费高，两口子打工也供不起，只好把两个大的送回老家，身边只留一个。她给一家私人干洗店打工，干熟了越来越大意，结果有一天被洗衣机绞掉了半截手指头——还是那只干活的手，上次是中指，这次是无名指。事情也太巧了，绞手指的“待遇”都让她赶上了。

　　她痛得第一天夜里只能坐着，第二天晚上终于熬不住，睡得特别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