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住在他们家西屋。只要我在，那恶婆婆便天天来挑刺找茬——起得晚了、不倒洗脸水了、穿衣慢了、不帮她做饭了……总之，林林总总，还有些难以启齿的刁难，不让你有一日安宁，天天都得面对这些与善背道而驰的指责。我真服了，也认了——原来人世间真有这般不可理喻的刻薄存在。我不过找了个户口上略胜一筹的人，他们家便觉得了不起，趾高气扬。我学问比他高，可在那些目不识丁的人眼里却视若无物，可惜我满腹诗书，竟被这般践踏糟蹋。
那个他整天在城里做点小买卖，也不知挣多少，但天天都得往家里捎点东西。即便这样，他一回来，婆婆还是要搜他的兜，几块钱都要拿走，生怕落在我手里。起初我不在意，时间长了，我有些要买的东西，就问他要钱。他偷偷塞给我两千元，还提心吊胆怕他家人知道。可没过几天，他弟弟竟来找我要钱，说是学厨师的学费。我很不情愿，他说破天我也不给。我猜他是被“审出来”了，否则哪有这么凑巧的事。那弟弟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非要不可；我也倔劲儿上来，就是不给，两人僵持着，看谁拗得过谁。
他死缠烂打，我说我根本没钱，拿什么给？他竟要我去外面借，还说“我伸出脑袋都没人杀，你伸出去倒有人杀”。我坚决不松口，他恼了，说：“好！这房子是我们家的，你不讲情面，也别怪我不客气！”说罢抡起烧火板凳就砸向窗户玻璃，接着又抄起火铲砸向另一块——上扇下扇三块玻璃，瞬间碎了两块。正要再砸第三块时，他父亲冲过来一把抱住。这时，那三个女人也骂骂咧咧围过来了。
三个女人一拥而上，和我吵起来，大有把我“包饺子”围剿的架势。他们家西边是条大路，前后街的人来来往往，听见吵嚷都扒墙头看，引得左邻右舍的狗狂吠不止。家里“喳喳喳”、院里“汪汪汪”，人声犬吠混作一团，看热闹的人啥也听不清。有胆大的探头进来，后面跟进来一群，连他家的狗都吓得躲回窝里低声“呜呜”叫着。
那时正值大秋刚过，人们都在场院忙碌——有铺场碾麦的，有因没风回来吃饭的。这家人倒给村子平添一景，让人从繁忙中抽身看个热闹。有好事的进来劝架，可谁也不听，仿佛少骂一句就吃了大亏。眼下是三对一的阵势。有明眼人看出苗头不对，把我拉出院外，那三个女人也跟了出来，看样子要动手。我急忙扫视院子，正好看见一支铁头三股黄叉，一把抓起握在手里，严阵以待。
他父亲见势不妙，先把弟弟推回屋，又去拦那三个女人。因为用力过猛，大女儿差点被门槛绊倒，慌忙抱住门框；他妈没站稳，踉跄中一脚踩在二女儿脚上，只听二女儿“哎呀”一声——她们几个顿时低头看去。围观的人趁机把她们都拉回屋里。我从未经历过这般争吵，见外面那么多人看着，脸上发烫，也赶紧躲进屋里。
老公公上炕清扫碎玻璃，边扫边骂：“他娘的，一天到晚不知闹个啥！”我心一沉：完了，唯一一个还能说上话的人，这回也对我不满了。以后谁还帮我？实在不行，就离婚吧！当初不如痛快退婚，如今倒落得一身腥臊。
这时，一股风卷着场院里的草屑杂物漫天乱飞，竟也从那破玻璃窗孔灌了进来。老公公呛了一大口，咳嗽不止，沉着脸扔下扫帚，端着碎玻璃渣走了。家里一片狼藉，柴草碎屑四处飘飞。我也待不下去，索性去县城找他。
那个他回来也没多说，只买了新玻璃装上。你们说，结婚到底是嫁一个人，还是嫁一大家子？
至此，我下定决心离开她们。那个他并无意带我走，许是他妈不肯、嫌费钱。可我再也不能在她们眼皮底下生活。我在村里另找了一处离她们远远的房子——主人外出打工，我通过他们父母拿到钥匙，算是替人看家，每年帮着修补一下房顶和院墙。
我欢天喜地地搬走了。
本以为能清清静静过自己的日子。我妈还给我抓来两只鸡，让我吃个鸡蛋、有点生机，又带了些粮食。你们猜后来又出了什么事？谁都想不到——要不怎么说我命苦呢！真是被“二鬼”，不，“三鬼”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简直没法说。给你们十天也猜不出来。
安亚萍好奇地问：“婆媳之间还能有啥事？最狠也不过给你泼脏水，哈哈哈！”
王健脸色一沉，用力摆手：“那都算轻的！”
任洁也插嘴：“天啊！还能做出什么事？也太可恶了，不会是你误会了吧？”
王健干脆说道：“人家是从我那两只鸡下的手。”
安亚萍迫不及待：“快讲讲！两只鸡能怎样？最多也就是偷走呗。”
“哈哈哈！”三人又是一阵笑。
王健说：“不对，听我慢慢道来。”
“有一天上午，我正坐着看鸡吃食，村里一个新媳妇来找我坐。她盯着我那两只鸡看了好一会儿，才跟我进屋。我俩素不相识，也没啥可聊，只互相问了问娘家情况。不一会儿她就走了。
“第二天她又来了，这回更没话说了，她却没话找话：‘村里大平家的谷子刚黄，就被人偷了谷穗，少了至少三分之一。’她四下瞅瞅，压低声音：‘我说不可能。谷穗藏再好，也得掉点谷壳糠皮，哪怕一粒也能看见。她又不知道有人来，能藏哪儿？房东闲房都锁着，封了半截，她往哪儿放？绝对不是。’
“我起初没在意她的话，后来听得似懂非懂。
“没过几天，家里又来了一位中年媳妇。这次，她直截了当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