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荣心强的王健，听了张美如的讲述，估计她家的经济收入已相当可观。其他几位同学也都因各种有利条件，或多或少端着国家的饭碗，虽未大富大贵，却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今自己混得也不错，总算有底气向大伙袒露个人的生活。这更是一个展示自我的难得机会——特别是他，朗晴，也在场。得让他知道，我如今的家庭生活与他旗鼓相当，让他明白我从未后悔。

　　王健伸了个懒腰，振作精神，这动作仿佛在告诉别人：她要说话了。她深知说话的人会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她从包里掏出镜子，照了照脂粉是否依然匀净，画好的双眉是否不小心糊成一片——这些细节都是那干裂的口红提醒的。她用纸巾擦去结成片的口红，重新细细涂抹。她总想显得不像四十多岁的人，尤其在熟知她年龄的老同学面前，更得显出自己保养得最年轻。

　　她双手反按在大腿上，挺直腰背，摆出那副惯有的傲气，接着张美如的话说开了：

　　其实我们这一代算是生逢其时，活在和平年代，长身体时赶上了普及教育，让我们都有书可念；等到想深造时，又正巧恢复高考。我们虽没考上，那只能怪自己没坚持——人家男生还有“第二个五年计划”呢。不过话说回来，就算考上、进了城、端了铁饭碗的，如今不少人也下岗了，照样和咱们一样东奔西跑地挣钱，一样靠做生意闯出了名堂。所以我首先想说，咱们真不必为没考上大学遗憾了。眼下政策宽松，真像从前写小诗说的那样——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想干啥就干啥，这样干不挣钱就换那样，只要不犯法就行。

　　我一结婚就随他住进城里。他家只给我们弄了套房子，其余一概不管。他整天开辆三轮车东奔西走，看见啥能赚钱就干啥。我还没想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就生了孩子。等孩子三岁，我想送他上幼儿园，自己也干点事。可那个傻大个偏要我留在家里带孩子，说生活他来担。后来我一想：一个孩子也是带，几个孩子也是带，不如自己办个幼儿园吧。

　　我自作主张，把他挣的钱又投了出去，买来小桌椅，就在家里办起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忙不过来，便请了一位退休女教师帮忙。名声渐渐传开，孩子越来越多，家里挤不下了，我就去外面租了间大屋子，又请了个职高毕业的姑娘来帮忙。规模慢慢扩大，需要的人手多了，我便退出来当管理人员。老公忙他的事业，为了不落在我后面，他也折腾过肉铺、服装店、木材调运，如今也算我们县里一个小有名气的开发商了。

　　我还赶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从一个农家孩子的身份，摆脱了“农民”这一定名，成了正式市民。不过什么东西一流行，也就没多大意思了——但听说城镇户口的孩子当兵回来能安排工作，我又把儿子的户口转了过来。

　　儿子因为我们都只顾挣钱，给耽误了，学习不好，十八岁就送去当兵。两年很快，明年就能安排工作了。咱家不缺钱，缺的是挣工资、有单位的人。

　　王健说着，露出一种苦尽甘来的神情，欣慰地又将双手反叉着向前舒展。这姿势显得很洒脱，仿佛到了此刻，她才真正对生活感到满足。

　　幼儿园虽能挣钱，我却不满足。我突然想起当年很想当中学老师，把自己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起初我去好几家私立中学应聘，人家都要教师证或教学经验，我碰了一鼻子灰，顶着几个“大疙瘩”回来了。躺在床上，自己都觉得好笑：原来只是自作多情，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早就是被淘汰的人了。可我不死心，又去应聘小学教师——我想帮那些像当年我儿子一样，家长顾不上管的孩子。为了这份工作，我承诺了许多，几乎没给自己留喘息的时间。我教了两年，学生成绩突出，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我的班，还有不少找上门要求补课的。于是，我又办起了补习班，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唉，这话越说越多，倒勾起一件快忘记的伤心事：我的补习班名声越来越响，连乡下的孩子都慕名而来。我当然来者不拒，为此还特意盖了几间房，留孩子住宿。可别提了——现在我真后悔，但已经太晚了。你们说他们的父母怎么弄的，晚上竟把地上的炭火给引着了，两个孩子都给闷死了……我赔得痛彻心扉。

　　现在想起来，我真是贪心不足啊！那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好难过……不想多说了。

　　大伙本来见面是为重温当年同窗时光的单纯美好，没想到却都想倾诉这些年的生活何等不易。她们只是把亲身经历分享出来，并无意刻意炫耀。本来嘛，这么多年过去，幸亏如今通讯方便，彼此才又联系上、聚在一起。再看每个人的穿着打扮，早已远胜学生时代——虽然她们的孩子都已到了她们当年相识的年纪，可她们自己却花枝招展，好似秋庄稼逢了甘霖，又冒出青绿，甚至结出花苞，此刻正在绽放。即便面容比当年成熟，肌肤却更显润泽光亮。

　　不甘寂寞的季莲又把话头抢过来：“现在就剩金梅还没说你的生活啦。没什么可保密的吧？不妨说说。这可是咱们二十多年后头一回大团聚，再不说，下次恐怕你得说上七八遍——我们每人听一次不嫌烦，你说多了自己该烦了。”

　　同学们也齐声笑道：“金梅，机不可失啊！为了省点力气、节约电话费，快说吧。留着话费咱们好多聊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