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慰大姐，她将自己那段不幸的婚姻经历也悉数倾吐而出。当着众人之面，她毫无遮掩，只觉说得越多，心里越如释重负。她坐在那儿神采奕奕，身不困、膀不乏，语言不乱、嘴不干，滔滔不绝地把往事向外倒。
她毫不讳言地说道：“我也没考上学校，每想起朗芳，总觉得再学一年也赶不上她。我补习考了三年，总是在录取线边缘徘徊。有一年，好不容易上了线，结果分数线又提高了，还是被拒之门外。回头想想，还是自己没学好——别的科目分数都不低，唯独政治课拖了后腿。说到底，咱们那时知识面窄，学得也不扎实，哪会自己论述问题呀。
“我这些朋友们，要是当年能继续念下去，肯定都考上了。我为她们遗憾，也为她们抱不平。可埋怨的同时，心里又很矛盾：你说埋怨家里人口多、耽误了前程吧，可再一想，如果那时真严格控制了人口，说不定这世上还没有我们呢，又哪来的考学一说？”
她自己笑了，同学们也笑了。大姐被她这自嘲的顽皮逗得露出些许笑意，但目光仍殷切地注视着安亚萍，分明在鼓励她说下去。安亚萍环视周围同学，见她们和大姐一样专注，便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唉，说到底还是怪自己吧——我连命运都不想怪。可这又让我矛盾了：你说不怪命运吧，当初第一家那个人若不放弃我，我可能早早结了婚，哪还有机会考学？若说怪自己，我们这些同学里，多数家庭根本没能力供她们念下去。所以我常想，人的一生是被无数原因束缚在一个起点上，然后这个点随着时间，画出一条曲曲折折的轨迹。”
同学们正听得津津有味，大姐却因不太明白，轻声打断：“妹子，你说得姐姐有点听不懂了……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真让大姐‘眼红’。要是我妹妹也能坐在这儿，该多好！”
安亚萍连忙调整言辞，好让大姐听懂。她接着开口：“姐姐，朗芳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她虽然身体不在了，灵魂却听着我们说话，听着我们这些年来怎么过日子。她一定也在关心我们这些姐妹的生活。为了让她听全，我就全说出来。
“后来我在学校里又交了一个男朋友。他考上了学校，毕业后分到县里当老师，一年后又去进修了本科。时机也巧，毕业时正赶上市政府招聘秘书，他去应聘，居然高中头彩。他如愿以偿，也替我在市里找了份工作——到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我们草草成婚，平平淡淡一起过了十多年。可随着丈夫事业飞黄腾达，引来那些年轻美貌的姑娘垂涎三尺。最后，一座曾经坚固的城堡，终究被美色攻破。”
“那是八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学校放了暑假。我听说丈夫在外沾花惹草，便借口假期要回老家一趟。丈夫为了确认我真出门，特意把我和孩子送上车，直到车开动才离开。我等客车快出城时，突然说忘了东西，要求下车。司机怕我退票，起初不肯停，直到另一村子有人上下车，才让我下去。我在那儿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搭上一辆返城的车，到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
“一进门，屋里静悄悄的，我还以为没人。正要换拖鞋，却瞥见鞋柜里有双陌生的女鞋——我立刻想到是她，急忙冲向卧室，果然看见丈夫和一个女人正手忙脚乱地穿衣服。那女的慌得把裤腰当成裤腿，幸亏身形苗条，裤口竟勒在腰上，也不算太紧。她也顾不上重穿，抓起裤子就往身上套，生怕再穿错，前后乱转。我开口道：‘别着急，反正我也看见了。你慢慢穿吧。’说着话，儿子也从我身后钻进来，冲着父亲边喊边用手指在脸上划：‘羞！羞！’七岁多的孩子不懂别的，只知道男女这样在一起是羞耻的。丈夫面红耳赤，穿好衣服后瘫坐在床边，低着头一言不发。那女人穿整齐后，不知是不敢从我身边走过，还是另有想法，竟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大姐，我对不起你……因为我太爱他了，控制不住自己，做了下贱事。’
“‘嗯，这是你的理由。’我又转向丈夫那边：‘那你呢？’丈夫抬起头，似乎想说什么，却终究哑口无言，重新垂下头去。
“我又转回对那女的说：‘你说现在，是我该走，还是你该走？’她带着哭腔哀求：‘大姐，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那是你的自由，我管不着。但你进我家，和我丈夫在我的床上做这种事，这是违法的。’
“‘违法就打110吧！’儿子忽然插嘴。那一刻，我只觉得身边只剩这个小小的依靠了，我紧紧抱住儿子，在他脸上胡乱亲吻，满脸的泪水把孩子的脸也沾湿了。儿子举起小手，笨拙地替我擦泪。那女人站在一旁，比打我一顿更让我难受，我便冲她道：‘你还不走？等他留你，还是等我给你钱？’
“那女人如同受刑完毕，双手捂着脸，仓皇逃窜出卧室。临出家门时，一只脚绊在门槛上，鞋掉在了屋里。她慌忙弯腰伸手，一把抓起鞋，头也不回地消失了。
“丈夫半靠在床背上，眼神空洞茫然，不知在想什么。我和儿子坐到客厅沙发里，屋里顿时死寂一片。过了许久，丈夫被这难堪的沉默逼得再也待不下去。他恼羞成怒，猛地甩门而出。儿子高声喊：‘爸爸你别走！我不羞你了！’楼道里却听不见任何回应。
“从那以后，丈夫再没回过家，想儿子时就到学校看一眼。三个月后，他提出离婚，我爽快答应。为了不让孩子受罪，我要了抚养权，他也同意了。我把房子卖掉，另买一处小平房，娘俩开始了二人世界。
“如今我一个人带儿子已经八年了。赶上好政策，我们这些临时工前不久都转了正，生活渐渐改善，娘俩的日子也能维持下去。说真的，这样生活挺好，再不用为那些事劳心伤神。儿子学习好，我高兴；成绩下滑，我就着急给他补课。烦恼就这些，反而清心省事。原来没有男人，日子也可以过得很好。”她或许有些激动，忘了身边还坐着朗晴和任洁这对夫妻。听她这么说，两人不禁相视一笑。
这细微动作被她看见了，她顿时有些不自在，那悬河般的讲述戛然而止。大姐却像听评书到了紧要关头，忽然听见“且听下回分解”似的，心里空落落的，连忙说：“没事没事，各家情况不一样，哪会因为你半句话他们就……”话没说完便催促道：“亚萍，你接着说呀。”安亚萍见大姐毫无倦意，便又口若悬河地继续下去。
“儿子有时淘气，我总带着哭腔训他。儿子最怕我哭，有时放学回来，还要先偷偷看我的脸色。要是见我神情低落，他就特别乖，自己默默坐到书桌前学习。我从他门前走过，他还会悄悄抬眼，观察我是不是心情好了。我看到儿子这样，又觉得他可怜巴巴的，就赶紧调整情绪。要是实在一时缓不过来，我就尽量少从他门口经过；若能快点想开，我就故意哼着歌走过他门前，悄悄看他有没有注意我。随着儿子长大，我们娘俩的生活习惯也在不断调整。现在他十五岁，上初二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听话，但也懂得体贴我。和我争执后，怕我生气，过一会儿又会嬉皮笑脸地来哄我。儿子是我的命根子，他怎么样我都能接受。他功课不是门门都好，但我不强求，和他讲道理，愿听则听，不愿听就顺其自然。我特别怕听见儿子生气时呼呼喘粗气的声音，怕把他气出病来——健康才是根本。要是为了学习成绩，天天把孩子逼得紧，孩子也不是铁打的，万一弄出毛病，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对他弱的科目，我后来从不追问，可他反而自己慢慢赶上来了。我这才明白，这就是现在常说的——孩子的逆反心理。
“我就这样过着我的日子，以后也不打算再找男人了，就等儿子将来给我领个媳妇回来。”
大姐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她，一边听，一边想着妹妹的憋屈：你不想和他过，难道不能走吗？活不下去，不能再找个帮手？这么大岁数了，难道还想嫁个真心相爱的？能搭伙过日子不就比走上绝路强吗！
听完安亚萍的叙述，大姐觉得她在婚姻上也并不比妹妹幸运，可看人家多么坚强豁达，不禁轻声叹道：“亚萍呀，早把你这些事说给她听就好了……”
“从走出校门，我们就各自为家里奔波，顶多偶尔听说谁嫁到哪里、谁考上了学，别的细情一概不知。一直奔到四十多岁，才算把自家日子过得像个样子，都能像城里人那样生活，也都用上了手机。
“我先遇到宝音，她给了我金梅的电话。又从王健那儿听说朗芳的噩耗。大家互相通了消息，知道这不幸，都为她悲痛难抑。我们联系上以后，还互相走动了几回，唯独朗芳离得太远，还没等我们约好去看她，她就……”
安亚萍哽咽起来，引得大伙也眼圈发红，她再也说不下去了。为了向大姐说明她们已有的打算，金梅接过话头：“我们几个都说好了，等明年到BJ、天津玩一趟，顺便来廊坊找朗芳一块去。我们想来个‘中年再相聚’，回味一下少年时的天真烂漫——那时候虽然穷，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让我们这些当年的‘十枝花’重温旧情，好好说说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把各自的苦与乐倒出来，一起分享。谁知这一天我们推得太远，还是她们走得太早……本来十枝花，如今只剩八枝了，想想真让人扫兴怅然。”大姐专心致志地听着，听到“走得太早”这句时，忽然意识到还有一个姐妹也不在了——“十枝变八枝”这话更证实了她的猜想。她终于鼓起勇气，想问一问另一枝花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