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各户都有高的门楼，大门又大又阔。门楼是庄户人家的颜面，也供给了诸多安全感，让主人家在夜间或外出时心里安稳。这个围墙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逾越，例如在丢了钥匙时，又或者无钥匙的孩子放学后家中无人，便可以翻墙回家。这些墙高至数米，终究可以翻将过去。但有一堵墙，却总也不能翻过。
在乡村生活中，情绪似乎是不被审视的稀罕物。似乎每个人都应该麻木的生活着，不应该有过多情绪展示。稍有外露，便能引来他人的侧目，无论喜怒。刚生产后断奶不久的妈妈，泪别自己尚未学会走步的孩子，一步三回头地奔向了远方的工厂、流水线、出租屋。刚结婚不久的新人，告别了父母，尚未享受新婚后的甜蜜，便匆匆打包行囊，别了故乡。在农村，蜜月是羞耻的，若有新婚燕尔的新人放下家中农活或浆洗作饭，拿着礼钱出去烧白，往往是被指点不会过日子的。反之，若新婚后两人就外出打工，会被认为体谅父母，会过日子。在这样的环境下，任凭宏大叙事的爱恨情仇，都可以恰当地被土地掩埋。人的心或许如深秋的树，静寂无声而荒凉。但，当真如此吗？多数的家庭成员之间往往是生活的伙伴、劳作的依仗，但好似大概似乎应该从来没有走入过彼此的内心。
王家老大跟爷爷干仗，不和爹妈说话，甚至很少和爹妈在一个桌子吃饭，遇到串门的长辈也通常并不打招呼。每日就在房间里玩游戏，吃了睡，睡了吃，要么就一声不吭出去，半个月也不回家。在长辈心里这个孩子与懂事毫不相关，妥妥坏孩子的典范，似乎是戏文中反派或者逆子的生动素材。但事实当真如此吗？
空气中鞭炮余烬的味道还未散尽，路边的杂雪中仍夹杂着挂鞭炸裂后的红色外屑，老王早早就起床了开始扫雪，今天是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的日子。因此，他早早在雪地里扫除一条路，方便车子驶离。
他用力挥舞着扫帚，仿佛不知疲倦。他的脸上被岁月的刀刻出了一道道深刻的痕，他的手也像冬天干枯毫无养分的榆树皮。他的一天就是在反复劳作中度过，起床、扫尘、汲水、喂牛、做饭、下地做农活，他的一年就是由类似的一天构成。
他的妻子常年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因而已十几年不能做重活，近些年也不甚做饭了，因而老王自然毫无怨言地包揽了所有的家务。老王家里还有一个刚读大学的孙子、一个初中未毕业就弃学的孙女。儿子正伟和媳妇飘红在外地打工，如候鸟般一年回家一次。父子间、婆媳间、爷孙间并无多少话语，哪怕是过年，也总是各自忙碌，飘红不情愿地做着饭，正伟闷头修理这一年家里积攒的不趁手的农具或坏掉的电器，孙子和孙女在各自的房间里不出来，门似乎总是闭着的。有时老王会去叫他们吃饭，一方面是怕孩子饿着，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一问一答的应和确认孩子还在屋里。是的，老王并不敢推门而入，因为他吃过被骂的亏。就这样，在几天前的大年夜，桌子上的年夜饭备好了，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似乎是家里唯一的声音，没有欢声笑语，没有举杯畅饮，更没有家人间一年未见的欣喜和问答。
正伟半晌问一下今年地里的收成，问一下邻里或亲戚的近况，不一会儿就把准备的话题聊完了，老王和妻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正伟转头想和儿子说说话，儿子身上厚厚的外套与脸上的淡漠把他的话语阻塞了。是的，他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和儿子开启话题，在外打工的十几年，他和儿子之间仅有的联系也只是短信或电话要求汇款。他没有问过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心情、孩子在学校中的情况，不是他不想，而是儿子回应他的永远是沉默，久而久之，这竟也成为了父子间难得的默契。
正伟在外地的工作是安装空调，他的个性和脾气也在异乡被打磨得几近消失。年轻时的他时常骑着摩托车到处闲逛，家里的农活总有老王操持着，他无需上心，最多在农忙时把三轮车开到地里就算任务完成，找个树荫躺一会儿，待天黑时再装车，将三轮车开回家。日子就这样重复地过着，刚过二十，老王就委托乡邻和亲戚帮忙给正伟介绍对象。在亲戚的介绍下，正伟和几里之遥的飘红认识了。然后就是相处、熟悉、盖新房、新房落成、结婚。婚后一年，就有了儿子。当了父亲后，正伟也渐渐收敛了脾性，开始计划着外出打工养活妻儿。最初的打工经历并不顺利，他在家散漫惯了，并不习惯被线长或主管约束，后来就索性打些散碎零工，也在城中村开过小超市，再后来找到了空调安装的工作。不用与人打交道，且总有忙时和闲时，于是这个工作便做了下来。
他一开始并不计划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于是在外地稍一稳定，就将飘红接了过来，也确实如此做了。只是孩子渐渐长大，面临着上学的问题，飘红在家带孩子也不能打工，所以正伟一个人的收入毕竟吃紧。后来夫妻二人在回乡过年时，把孩子留给了老王，离开家时飘红哄骗儿子说出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回来。于是就含着泪坐上了离乡的客车。小孩就这么哭了近一个月，慢慢的，就不怎么哭了。在村子里读了几年幼儿园，正伟和飘红商量着要让儿子去城里念私立小学，花钱多并无所谓。他们希望孩子能有更好的学习环境，私立小学是寄宿制的，孩子十天左右回家一次。开学那天，飘红特意从外地回来，给儿子买了一身整洁合身的衣服，把儿子送入了学。儿子在学校有无挨饿，晚上睡得好不好，孩子的学习情况如何自然是不消问的，因为并无可以联系的渠道，只要学校的老师没有打来电话，孩子便一切都好。
寒假时把孩子从老家接了过来，儿子看着哪里都觉得欣喜，他们各自请了假，带孩子去逛商场、买衣服、吃好吃的。希望把对孩子一年的思念和亏欠，都用礼物弥补。没几天，孩子就觉得无趣了，大城市虽然好，但是正伟和飘红总要上班，于是就把孩子留在家里，让孩子看电视。房子算不上小，但也并不大，通常是单间配套，仅一个床、一间小厨房、一间小小的卫生间，也再无其他。
孩子从一年级升到了二年级，学习方面倒也没让正伟和飘红操多少心。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孩子不愿在假期去找爸妈了。他们宁愿在炎热的夏天和小伙伴在房前屋后打闹，也不愿去那个远方的“家”。慢慢的，也开始不和正伟和飘红交流。他们也自觉亏欠，于是给孩子的生活费越来越高，但仍未换的儿子只言片语的交流。他们迫切想知道孩子的想法，想和孩子有更深的交流，想谈心，想知道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他们可以去改。但在一次次沟通未果后，他们从无奈到愤怒，又从愤怒变得无奈，最后也渐渐熟悉了这种模式。几年后，他们有了女儿。和儿子一样，在身边带到上学的年岁，就在过年时把女儿留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离开家时飘红哄骗女儿说出去买点东西，一会儿回来。于是就含着泪坐上了离乡的客车。小孩就这么哭了近一个月，慢慢的，就不怎么哭了。
当今社会，这样的候鸟家庭不计其数，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他们的孤独无人在意，他们与父母感情中的鸿沟也无法修复，他们的坏情绪似乎也很难消解。在父母眼里，他们供吃供穿，提供给孩子良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用力的托举换不来孩子的体谅。在孩子眼里，父母似乎从未理解过自己，他们更像是一种符号、一种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电话执行意志的奇特存在。
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也成为了父亲、母亲，有些孩子去了繁华都市，有着体面的工作，偶尔发出努力十年才能和城市白领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感慨，决意让自己的孩子不再留守。有些孩子，重复着父亲和母亲的生活轨迹，留下了自己的孩子，坐上了远方的列车。他们从封闭的孩子，变成了沉默的父母。
也许几个世代之后，留守的情况将不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构筑在家人心间的厚重围墙也将拆除。农村的孩子可以在父母的支持下毫无负疚感地去旅游、去看外边的世界，而那时的孩子长大后终将与“扫兴的父母”身份告别，成为积极反馈的父母。除夕夜尽兴举杯，孩子和父母汇报自己工作的辛劳，母亲和孩子唠叨着生活的琐碎，没有沉默和隔阂，有的只是欢声与笑语，喧嚣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