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把账本平放在桌上，眼睛看向理查德的方向，旁听席上传来微微的交谈声，被法官的话压了回去。

　　“上诉人，”法官说，“对方律师质疑你的证人与芬尼亚组织存在关联，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说的？”

　　理查德站起来，他身上的东西让他的动作比平时笨拙了几分，他用手撑在桌案上，开口道：

　　“法官大人，关于这一点，我还有关键证据，也在那个牛皮纸袋里。”

　　法官低下头，伸手探进那只已经被拆开的牛皮纸袋，取出那份档案。

　　纸的边角泛黄，封面上盖着一枚褪了色的军印。

　　法官翻开封面，目光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是经英国陆军官方背书的服役记录。”理查德的声音提高了些，好让后排的记者和工人都能听见，“记录的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服役情况，编号、番号和服役时间。”

　　“我的证人入伍时年仅二十一岁，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次年因战伤退役。”理查德接着说道，“这份记录由埃德加伯爵亲自过审，现任荣誉少将，巴斯勋章的拥有者。”

　　旁听席上的人不自觉地发出惊叹，记者们的手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划动，后排的工人们彼此对视，眼睛里带着敬意和一丝惭愧，因为芬巴几乎从没提起过这段往事。

　　芬巴的身体僵住了，他看着法官手里的那份档案，眼睛里微微泛光。

　　他以为那些记录早就被销毁了，陆军不会留着一个爱尔兰伤兵的档案，而他的名字已经被时间冲进了某条不知名的阴沟里。

　　但他错了，他的名字、他曾经扛过的步枪、在零下的泥浆里爬行、在炮火中冲锋的那些日子，还有人记得。

　　法官放下档案，郑重地转过头看向芬巴。

　　他神态里没有怜悯，而是平等的尊重。

　　“二等兵，”法官朝他说，“如果你的身体允许，你可以站得更直一些。在这个法庭上，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不必像犯人一样弯着腰。”

　　芬巴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的背坐在位子上还能挺直，可站起身就不自觉地弯了下来，苦难让他衰老得太快了。

　　他用手撑着证人席的围栏，慢慢地把脊背从那道被岁月压弯的弧线上撑起来。

　　现在法庭上站着的，是一个眼眶红了的士兵。

　　法官看着他，点点头。

　　然后他转向格林伍德的律师，开口问：“律师先生，这位士兵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围攻下活了下来。他在俄国人的炮口底下都没有退缩，你觉得他会因为几句煽动的话，就在法庭上说谎？”

　　律师的手死死地压着那本法律汇编，他没有预料到这一幕。

　　他做足了功课，翻遍了法律条文，准备了十几套辩护策略，但他没有预料到一个不起眼的爱尔兰劳工，会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

　　此时格林伍德的脸色更加难堪，像一块发霉了的奶酪。

　　律师明白，格林伍德自己也一定不知道。

　　在他的工厂里，爱尔兰人和牲口没有区别，他不会在乎他是从哪条船上漂来的，也不需要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

　　旁听席后排，几个工人压低了声音，发出一阵短促而克制的欢呼，攥着拳头在胸口闷闷地捶了一下，同时，记者的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响。

　　理查德知道机会来了，他必须在法官的注意力还没有从芬巴身上移开之前，最后再添一捧柴。

　　“法官大人，”他说，“关于芬巴先生的健康状况，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

　　法官对理查德微微点了一下头。

　　“前阵子，芬巴先生被诊断出肺结核。”理查德说，“他去了一家不错的诊所，花了他不知攒了多久的钱。可医生没有仔细检查，甚至没有好好听完他的肺，只是看到他爱尔兰人的面孔和他的咳嗽，就下了判决：肺结核，不治之症。”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骚动。

　　在那个年代，爱尔兰人几乎和不洁二字画上了等号，他们住在拥挤没有通风的贫民窟，而好诊所的医生只会对有钱人望闻问切，看到咳嗽又脸色苍白的爱尔兰人，就会立即给他打上痨病的标签。

　　“但那不是肺结核。”理查德说。

　　芬巴转过头，看着理查德，眼神里只剩下诧异。

　　“如果那是肺结核，”理查德解释道，“他的家人、他的工友，那些和他朝夕相处，挤在同一个工位上干活的人，早该被感染了，但他们一个都没有。”

　　他举起手，指向芬巴的手指。

　　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他的手指移了过去，他的右手搭在证人席的围栏上，手指末端粗大，指甲像勺子一样凸起圆润。

　　“看他的手指。”理查德用手指着，“指端肥大，典型的慢性缺氧症状，芬巴先生，你咳的不单是血，更多是灰痰，对不对？”

　　芬巴恍惚地张了张嘴：“……对，从1855年就开始了。”

　　理查德面对法官：“他得的不是肺结核，是战壕肺，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场上，他在烂泥和冰水里挖战壕，吸进去的是混着黑火药浓烟的空气，反复发作的肺炎把他的肺变成了两团没有弹性的旧皮料。”

　　“他咳了十几年，是因为他在为这个国家打仗的时候，肺里吸进去了一辈子都吐不出来的火药灰。”理查德补充道。

　　他的话掷地有声，法庭里一片死寂。

　　芬巴的手举起来，又放下，再举起来，最后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眼泪无声无息从他的指缝里渗出来，他没有发出声音，但他的肩膀在发抖。

　　“您的意思是……”他放下手，眼眶已经被泪水打湿，“我不用死了？”

　　理查德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声音更平稳些。

　　“恐怕人早晚都会死，芬巴，”他说，“但你不会死在今年，也不是明年。你会比你想象的要多活很久，也许会很痛苦，冬天会比别人更难熬，但你还活着。”

　　芬巴再次弯下了腰，他的头埋在臂弯里，张着嘴，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他多少次对自己讲那个圣经故事，也无法抚平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遗憾，理查德把他从恐惧中释放了出来。

　　旁听席上的骚动再压制不住，有人大喊一声“好！”，有人在用手背擦眼睛。一个年轻的爱尔兰工人站起来，又被旁边的人拽着衣角拉回座位上，记者的笔快要着火了。

　　木槌敲下来。

　　咚。

　　“安静！”法官的声音不大，可旁听席上的声音立刻被削去了一大半，只剩下几个压抑的抽泣声和记录的沙沙声。

　　法官放下木槌，对理查德说：“理查德先生，你把法庭当成了个人表演的舞台。”

　　理查德咽了口唾沫，他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得意忘形了，这里是法庭。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他低下头道歉，“是我失态了。”

　　旁听席上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他们觉得法官要发怒了，以为他就要训斥理查德，这场好不容易有了转机的庭审要被打断了。

　　法官再次举起了木槌，可没有敲。

　　“但很感人。”他说。

　　理查德抬起头，他留意到法官嘴角的那道线条不再那么僵硬了，那张不苟言笑的脸，露出了些柔软的东西。

　　“谢谢您，法官大人。”理查德回道。

　　“本案的事实已经足够清楚了。”法官恢复了专业而平静的语气，“被告格林伍德，针对你的贿赂海关官员、歧视虐待工人、雇佣童工、威胁恐吓等多项指控，证据确凿。”

　　格林伍德的手帕已经湿透了，他也低垂着头颅，只露出一对没有血色的灰白耳朵。

　　“本庭作出以下裁决。”法官郑重地说道，“第一，对格林伍德处以罚款，金额为……三千英镑。”

　　旁听席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即使对于格林伍德来说，要知道，当时一个底层劳工，辛苦工作一周也未必能赚出一英镑来。

　　“第二，格林伍德工厂自即日起关闭，不得再进行任何生产活动，也不得转移或出售厂内任何设备、原材料和成品，直到中央刑事法院作出正式审判，案件卷宗将移交老贝利街。”

　　法官扶了扶假发，像是在给所有人时间消化这个裁决。

　　“闭庭。”

　　咚！

　　木槌再次落下。

　　旁听席上爆发出一阵低沉的欢呼声，来自旁听的工人们，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拍拍旁边人的肩膀，有的甚至摘下帽子在空中挥了一下。

　　记者们合上笔记本，把铅笔夹在耳朵上，他们已经开始构思明天头版的标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