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乐饭店撑了半年，终于撑不下去了。
最后那个月，每天的客人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有时候一整天连个人影都没有，吴家乐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对着六张落满灰尘的八仙桌发呆。桌上的碗碟已经收起来了，摞在墙角，积了一层灰。灶房里的灶台早就凉了，锅生了锈，铲子生了锈，连菜刀都生了锈。门口那块“家乐饭店”的木牌被风吹雨打得褪了色，红漆一块一块地剥落，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像一块墓碑。
厨师是两个月前走的。那是个从邻村请来的师傅，手艺一般，但吴家乐给他开的工资不低，一个月八十块，管吃管住。师傅干了四个月，实在干不下去了——不是嫌钱少，是嫌丢人。整个饭店就他一个厨师，有时候一天只做一两桌菜，他站在灶台前闲着没事干，把灶台擦得能照见人影，把菜刀磨得能剃头。他觉得自己不像个厨师，像个看门的。
服务员走得更早。吴家乐从村里请了两个姑娘，一个月四十块，包吃。姑娘们干了一个月就不干了，说“吴叔，不是我们不想干，是实在没客人”。她们走的那天，吴家乐站在门口，看着两个姑娘的背影，没有挽留。他知道留不住，就算留住了也没有用。没有客人，要服务员干什么？
吴赖也不来了。他偶尔在饭店门口晃一下，看见父亲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里，不进去，转身走了。他不想看见父亲那个样子——那个曾经在大龙村呼风唤雨、说一不二的男人，现在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树干还立着，但里面已经空了，风一吹就摇摇欲坠。
吴家乐一个人撑了最后两个月。他自己当厨师，自己当服务员，自己洗碗，自己扫地。他把灶台擦干净，把锅磨亮，把菜刀磨利，然后站在门口等客人。一整天等不到一个客人，他就把灶台再擦一遍，把锅再磨一遍，把菜刀再磨一遍。灶台被他擦得发白，锅被他磨得发亮，菜刀被他磨得只剩原来的一半宽。
他每天做一件事——站在门口，看对面的天宇饭店。
天宇饭店的生意越来越好。门口停的车越来越多，从五六辆到七八辆，从七八辆到十几辆，有时候能停到二十辆，从饭店门口一直排到前面的弯道。堂屋里六张桌子不够坐，有人在门口排队，李立芬搬出几把小凳子让等位的人坐着，还给每个人倒茶。
他看见张紫妍在柜台后面算账，计算器按得飞快，偶尔抬起头跟客人笑着说什么。他看见李天宇在灶房里面炒菜，锅铲翻飞，油花四溅，灶膛里的火映着他的脸。他看见王兰英在择菜，李立芬在端菜，李立飞在倒茶。一家人忙得脚不沾地，但每个人脸上都有笑。那种笑不是挤出来的，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压都压不住。
他看着那些笑，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不是恨他们笑，是恨自己笑不出来。他曾经也能笑的。当村长的那些年，他站在村口，村里人见了他都点头哈腰，叫他“吴村长”。他笑，笑得趾高气扬，笑得目空一切。现在他笑不出来了，不是因为没人叫他吴村长了，是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对面那个笑——那种他从心底里看不起的、落榜生、泥腿子、穷小子的笑——比他这辈子所有的笑都好看。
十月底的一天，吴家乐把最后剩下的钱算了算。账本上记得很清楚——开业以来总收入不到一千块，总支出却将近三千块，亏损两千多。他借了吴丽娜在城里打工攒的一千块，借了周桂兰娘家亲戚的八百块，还欠了砖瓦厂刘老板的五百块材料钱。他把这些数字加了一遍又一遍，每一遍都一样。他合上账本，站起来，走到灶房，把灶台又擦了一遍。
灶台上有一块油渍，怎么也擦不掉。他用指甲抠了抠，抠不掉，用钢丝球蹭了蹭，蹭不掉。那油渍渗进了砖缝里，跟灶台长在了一起。他蹲下来，看着那块油渍，看了很久。那是他第一次做红烧肉的时候溅上去的，肉炒糊了，油溅了一灶台，他手忙脚乱地擦，没擦干净，留下了一块黑印子。后来他每次擦灶台都能看见这块黑印子，但一直没擦掉。现在他忽然觉得，这块黑印子就是他这半年的总结——糊了，溅了，擦不掉了。
他把钢丝球扔进水槽里，站起来，走出灶房。堂屋里的六张八仙桌还摆着，桌面上落了一层灰。他走过去，用手指在桌面上划了一下，灰被划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下面暗红色的漆面。漆面已经有些磨损了，露出底下的木纹，一道道细纹像干涸的河床，没有水，没有鱼，什么都没有。
他拿起抹布，开始擦桌子。一张一张地擦，擦得很用力，像是在擦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擦完六张桌子，他把抹布洗干净，叠好，放在灶台上。然后他把门关上，锁好，把钥匙塞进口袋里。
他没有回头。
吴家乐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月亮很亮，照在村口的土路上，坑坑洼洼的，像一张老人的脸。他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像一个佝偻的巨人，躺在地上，跟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周桂兰在灶房里等他。灶台上的锅里温着红薯粥，灶膛里的火已经快灭了，只剩几块暗红色的炭，偶尔闪一下光。她坐在灶台后面，手里纳着鞋底，针扎进鞋底里，又拔出来，线拉得“嘶嘶”响。她没有开灯，借着灶膛里那点微弱的火光，一针一针地纳。针脚很密，很匀，像她年轻时纳的那些鞋底一样。她纳了三十年的鞋底，给吴家乐纳，给吴赖纳，给吴丽娜纳。每一双鞋底都是这样的针脚，密密实实的，结结实实的，踩不烂，磨不穿。
吴家乐推门进来，没有去灶房，直接走进堂屋，坐在椅子上。他没有开灯，就那么坐着，在黑暗里。周桂兰听见门响，等了一会儿，没听见他过来的脚步声，放下鞋底，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
“家乐？”她喊了一声。
“嗯。”
“吃了没有？”
“没有。”
周桂兰转身回灶房，盛了一碗粥，端过来。借着灶膛里最后一点光，她看见吴家乐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着膝盖，低着头，像一棵被风折断了的树。她把粥碗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没有催他喝，转身又回了灶房。
吴家乐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不烫了，温的，正好。红薯煮得软烂，入口即化，甜丝丝的。他喝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喝，像是在喝什么很珍贵的东西。一碗粥喝了快二十分钟，喝完以后他把碗放在桌子上，碗底磕在桌面上，发出“当”的一声。
那声音在黑暗的屋子里回荡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周桂兰从灶房出来，把空碗收走。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不是慢慢白的，是这半年突然白的。以前只有鬓角有几根白的，现在头顶也白了，后脑勺也白了，像落了一层霜。
“家乐，”她说，“关了也好。省心。”
吴家乐没有说话。他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忘在庙里的泥像。香火断了，供品撤了，拜的人走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坐在灰尘里，等着坍塌。
吴赖是在饭店关门的第二天才知道的。
他去饭店找吴家乐，看见门锁着，门口那块木牌倒在地上，被人踩了一脚，上面有个泥脚印。他蹲下来，把木牌翻过来，看了看上面的字——“家乐饭店”，红漆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只剩淡淡的痕迹，像褪色的血迹。他把木牌立起来，靠在墙上，然后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里面空荡荡的。六张八仙桌还在，但桌面上的灰尘他已经能看见了。灶房的门关着，灶台上那块怎么也擦不掉的油渍他当然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那里。他站直身体，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到天宇饭店对面，蹲在公路边上，点了一根烟。他眯着眼睛看着对面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看着张紫妍在柜台后面算账，看着李天宇在灶房里面炒菜。他看了很久，一根烟抽完了，又点了一根。
他想起小时候，吴家乐带他去后山砍柴。那时候他七八岁，吴家乐三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吴家乐砍柴的动作很快，一斧头下去，碗口粗的松树就倒了，他跟在后面捡树枝，抱不动了，吴家乐就把自己的柴捆分一半给他扛着。父子俩一前一后从后山上下来，太阳还没落山，灶房里的炊烟已经升起来了，周桂兰在灶房里做饭，吴丽娜在院子里喂鸡。那时候他觉得他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能砍倒最粗的树，能背动最重的柴，能在村里说最硬的话。现在他爸砍不动树了，背不动柴了，说的话也没人听了。他花了二十年才明白，他爸从来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只是他以为他是。
他把烟头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走了。
他没有去天宇饭店，没有去找李天宇的麻烦，没有砸任何东西。他只是走了，走回家，钻进被窝里，蒙着头，睡了一整天。
吴家乐破产的消息在村里传得很快。
这种事传得总是很快。好的事传得慢，坏的事传得像长了翅膀。不到一天，全村人都知道了——家乐饭店关了，吴家乐欠了一屁股债，厨师跑了，服务员走了，连灶台都生锈了。
“早就该关了，那个破饭店，菜做得难吃死了。”
“听说欠了好几千块呢，还不还得起哦？”
“还什么还？他当村长这些年捞了那么多，还差这点钱？”
“话不能这么说，人家也是想干点事，没干成而已。”
“没干成？人家李天宇怎么就干成了？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公路，人家开得红红火火，他开得关门大吉。不是地方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嗡嗡响。有人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说，有人在自家院子里说，有人在田埂上说，有人在灶房里说。说的人有的是幸灾乐祸，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纯粹的看热闹。不管出于什么心理，他们都在说。说吴家乐，说吴赖，说周桂兰，说吴丽娜。说李家和吴家两代人的恩怨，说那块石头地上的饭店，说那个从城里回来的姑娘，说那个用缝衣针救活父亲的天宇。
吴家乐把自己关在屋里，关了三天。
他不出来，不见人，不说话。周桂兰把饭端到门口，敲门，他不应。她把饭放在门口的地上，过一会儿再来看，碗空了，筷子放在碗上面，整整齐齐的。她把空碗收走，下一顿再端过来，还是放在门口，还是敲门，还是不应，碗还是空。
第三天晚上，周桂兰坐在灶房里，纳着鞋底。针扎进鞋底里，又拔出来，线拉得“嘶嘶”响。吴丽娜从城里回来了，她知道父亲破产的事，坐了一天的班车赶回来。她走进灶房，蹲在母亲身边，没有说话。母女俩一个纳鞋底，一个烧火，灶膛里的火映着两个人的脸，红彤彤的。
“妈，爸他……”吴丽娜开口了，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会好的。”周桂兰说，针在头发上蹭了蹭，又扎进鞋底里，“他这辈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点事，压不垮他。”
吴丽娜没有说话。她知道母亲在骗她，也知道母亲知道自己骗她。但她没有拆穿，因为拆穿了没有用。有些坎，只能自己过。有些路，只能自己走。
她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很黑，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丝光都透不进来。她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黑暗，才看见父亲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撑着膝盖，低着头，像一棵被虫蛀空了的老树。她走过去，蹲在父亲面前，伸出手，握住了父亲的手。那双手粗糙，干裂，手背上青筋暴起，像老树根。她握紧了一些。
“爸，”她说，“没事的。”
吴家乐抬起头，看着女儿。他的眼睛红红的，布满了血丝，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像两口干涸了的井。他的嘴唇干裂起皮，脸色蜡黄，几天没刮胡子，胡茬白花花的，像霜。
“丽娜，”他说，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见，“爸这辈子，是不是做错了很多事？”
吴丽娜没有回答。她握着父亲的手，眼泪一滴一滴地掉下来，落在父亲的手背上，落在那些青筋暴起的老树根上。她想说“没有”，想说“您是对的”，想说“不是您的错”。但她说不出口。因为那不是真的。
“爸，”她说，“不管您做错了什么，您是我爸。”
吴家乐看着女儿，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把女儿的手握紧了一些，然后松开，把头转过去，面朝墙。
吴丽娜站起来，走出堂屋，轻轻关上了门。她站在门口，用手背擦了擦眼泪，然后走进灶房，坐在灶台后面，帮母亲烧火。
灶膛里的火噼里啪啦地响着，火光照着母女俩的脸，红彤彤的。
“妈，”吴丽娜说，“对面那个饭店，今天生意好吗？”
周桂兰正在纳鞋底，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扎下去。
“好。”她说，“好得很。”
吴丽娜点了点头，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不再说话了。
对面的天宇饭店灯火通明，客人的笑声和碗碟的碰撞声隔着公路传过来，隐隐约约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
她听着那些声音，想起了自己十七岁那年，第一次在后山看见李天宇的样子。他蹲在地头，抓了一把土，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沙沙沙的。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看见了她。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后山上那口井里的水，清可见底，但深不可测。
她看着那双眼睛，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五年了。那个声音还在。
她低下头，继续烧火。火光映着她的脸，红彤彤的，看不出悲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