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虹口回来的第二天，谢临渊在码头调度室接到了伙房老妈子用菜篮传进来的暗格纸条。纸条上的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潦草，但越潦草越证明它是在极度清醒的间隙里写的。母亲这次没有写任何关于账钩的信息，她只写了几行断续但意义深重的句子——

　　“丁伯的药分量比以前重了。我吐掉大半，不让他看出来。阿渊，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真清醒。你爹说孤鸿是两个人。另一个是女人。”

　　谢临渊把纸条烧掉时手指没有颤抖，但他在接下来将近一刻钟里都没有说任何话。丁伯加重了母亲的药量，这可能是董震山自己的授意，也可能是丁伯私下的盘算——无论哪一种，母亲自愿用吐掉一半药量来保持短暂清醒的时间窗口，已经极其狭窄且危险万分。她每一次被灌药之后仍在努力给他递出信息，而这些信息中最后一条，足以改写组织在华东地区最高级别潜伏链的结构。

　　孤鸿是两个人。另一个是女人。

　　直到此刻他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在渡口第一次见到孤鸿时看到的那道眉骨刀疤，并非组织档案照片上原本记录的特征。而组织档案照片上的那个人——他在伦敦受训时曾见过一张多年前拍摄的模糊半身照，那个人眉骨完好，手背也没有后来他所见到的那种老茧。而面前这个自称孤鸿的人，他的脸与档案照片显然不是同一张。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潜伏在上海的孤鸿，与档案照上最初的那位孤鸿并非完全相同的人。组织在启用孤鸿这个代号之后，曾因某次行动需要做过人员轮换——现在执行孤鸿职能的，是两个轮替出现的潜伏者。一男一女。一个是他在渡口见到的刀疤面孔，另一个是隐匿在上海某个角落里尚未与他直接接头的女人。而母亲信中这句话的信息来源，极有可能来源于十五年前父亲谢明远亲自参与搭建上海地下交通网时对这批代号名单的直接记忆。母亲在疯癫中吐出的不是呓语，是档案。

　　他立即将这一发现写入电台密报，以最短的简码发往苏北。电文末尾注明：“请核查孤鸿历史档案，确认代号接替时间及人员性别切换记录，并速告知当前与我对接的孤鸿是否为唯一版本。”

　　发完电报后，他坐在藏身处的角落里，将母亲过去半个月里所有零散纸条的原句逐一重新排列在一张纸上。这些句子看似毫无章法、句与句之间颠三倒四，但将它们按时间顺序和关键词对位重新整理之后，一些之前被他忽略的细节开始浮现——母亲频繁提到的“账钩”后面原本有好几处圈出来又被泪水洇开的字，那些字不是新内容，而是在反复提醒他去查一个地方：谢家老宅废墟底下的地窖。

　　那个地窖，陈叔当年带着他和明薇从狗洞里逃出去时没能顾得上。母亲可能在里面藏过东西，也可能根本只是神志不清时一种执念般的重复。但无论如何，此刻任何一个与父亲旧日相关的角落，都可能藏着另一把钥匙。

　　他决定在下次密会孤鸿之前，亲自去一趟闸北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