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之后，大宋帝国内部最大的隐患被连根拔起，禁军兵权尽归天子，朝局日趋稳定。赵匡胤坐在龙椅上，环顾四周，觉得这座汴梁城里的宫殿终于让人睡得踏实了些。

　　可他的目光一旦越过汴梁的城墙，投向外面的世界，就立刻变得锐利起来。

　　天下还没统一。

　　这件事让赵匡胤如鲠在喉。他不是一个轻易满足的人——如果仅仅想当个中原天子，现有的地盘确实够了。后周世宗柴荣留给他的遗产不算寒酸：黄河中下游的膏腴之地，加上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域，养兵不成问题，自保绰绰有余。他可以像五代十国那些短命王朝的君主一样，守着中原过几年安稳日子，然后把这个位置传给子孙，至于身后洪水滔天，随它去。

　　但赵匡胤不是那种人。

　　他身上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使命感，这是那些和他一起从军伍里爬出来的老兄弟们有时候无法理解的。石守信、高怀德他们，打了半辈子仗，图的是富贵荣华、封妻荫子。这些东西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已经给了他们。可赵匡胤自己想要的不止这些。他要的是天下归一，要的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分裂了两百多年的中华大地重新拼回一块完整的版图。

　　这野心大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赵匡胤觉得，既然姓赵的阴差阳错坐了天下，那就得把这个责任扛起来。否则对不起天命，也对不起自己。

　　问题是，怎么打？

　　这是公元九百六十年代的中华大地。赵匡胤面前的对手不是一两个，而是一群。让我们展开那幅悬挂在便殿里的巨大舆图，看看当时天下的格局。

　　大宋的控制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山东全部，河北、山西南部，陕西大部，湖北北部，安徽和江苏的北半部分。这是一块相当不错的根据地，人口稠密，农业发达，是大半个中国的经济中心。

　　但四周的情况就没有那么美妙了。

　　往北看，山西中部和北部盘踞着一个叫北汉的政权。北汉的国土面积不大，只有十几个州，但地形极其险要，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首府太原城更是出了名的坚城。更要命的是，北汉背后站着一尊庞然大物——契丹人的辽国。辽国横跨长城内外，占据了燕云十六州，骑兵来去如风，是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汉的皇帝刘钧（此时已是刘继恩、刘继元时期）虽然和赵匡胤一样姓刘，但和契丹人关系密切，认辽国皇帝为“叔”，每年进贡不断。动北汉，就等于同时和辽国开战。这个代价，赵匡胤暂时还付不起。

　　往南看，那是另一番景象。长江以南、岭南、巴蜀，分布着五六个割据政权，像一块被摔碎了的瓷盘，大大小小的碎片散落一地。

　　最西边是后蜀，占据着四川盆地和汉中部分地区，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饶。后蜀皇帝孟昶已经统治了三十多年，早年还算有点作为，这些年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沉溺于享乐，朝政日渐废弛。

　　后蜀往东，长江中游有一个叫荆南的小政权，也称南平，地盘小得可怜，只有荆州、归州、峡州三个州，夹在几个大势力之间，谁的脸色都得看。但它的位置极其关键，正好卡在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是东西交通的枢纽。

　　荆南往南，湖南一带是武平节度使周保权的地盘。周保权年纪不大，手下兵力不多，内部还时常闹兵变，属于那种苟延残喘的割据势力。

　　再往南，翻过南岭，广东广西一带是南汉。南汉皇帝刘鋹是个出了名的奇葩，治国全靠宦官，坚信“百官有家有室，顾念子孙，不会对朕忠心，只有宦官无牵无挂，才是真正可靠”。于是南汉朝廷里宦官当道，想做大官先得挨一刀，荒唐至极。

　　最后是南唐，南方诸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南唐的地盘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南部、江西大部，占据着长江下游最富庶的地区。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写得花团锦簇，但他的治国才能和他的文学才华成反比，这些年对宋朝一直恭顺有加，岁岁进贡，姿态卑微到了尘埃里，只求赵匡胤别打他的主意。

　　还有一个吴越国，盘踞在今天的浙江和苏南一部，国王钱俶对宋朝也是极其恭顺，几乎是宋朝的附庸，暂时不必动他。

　　赵匡胤每天看着这幅舆图，脑子里转的就是这些方块和线条。先打谁？后打谁？从哪里下刀？这是一个战略家必须想清楚的问题。顺序错了，满盘皆输；顺序对了，则势如破竹。

　　他没有急于做决定，而是召来了他最信任的谋士——赵普。

　　赵普此时已经升任宰相，位极人臣。杯酒释兵权之后，他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稳固，赵匡胤对他言听计从。这个从基层摸爬滚打上来的谋士，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战略眼光。

　　那天赵普进殿的时候，赵匡胤正站在舆图前，双手背在身后，目光像一把尺子一样量着那些分裂的疆域。

　　“则平，你过来看。”赵匡胤招呼他。

　　赵普走到舆图前，心里已经猜到皇帝要谈什么了。统一天下的议题，这些日子在朝堂上讨论过很多次，文武百官各有各的看法，吵得不亦乐乎。有人主张先打北汉，理由是北汉离汴梁太近，肘腋之患，不除不快；有人主张先打后蜀，因为蜀地富庶，打下来能大大充实国库；还有人主张先打南唐，理由是南唐最强，擒贼先擒王。

　　赵匡胤一直没有表态，他在等赵普的意见。

　　“陛下在想先打哪里？”赵普问。

　　“朕想了很久，拿不太准。”赵匡胤用指节轻轻敲了敲舆图上北汉的位置，“有人说先打北汉，你觉得如何？”

　　赵普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这个问题分量极重，他的回答将影响大宋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国运走向。他仔细斟酌着措辞，缓缓说道：“陛下，臣以为，先打北汉，不妥。”

　　“为何？”

　　“北汉虽小，但地形险恶，太原城坚不可摧。而且其背后有契丹为援。我军一旦北上，契丹骑兵必然南下策应，到时候我们就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赵普的语气很沉，“契丹铁骑野战之强，天下皆知。当年周世宗何等英武，北伐契丹收复三关，仍然未能攻克太原。以陛下之神武，日后必能平定北汉，但眼下……臣以为不是最佳时机。”

　　赵匡胤微微颔首。这番话说到他心里去了。他自己就是周世宗柴荣的老部下，亲眼见证过世宗北伐的艰难。太原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守军又极其顽强，强攻不知要消耗多少兵力。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赵匡胤问。

　　赵普伸出右手食指，指向舆图的南方，然后缓缓地，从西向东画了一条弧线，把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全部框了进去。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这八个字，赵普说得一字一顿，清清楚楚。

　　赵匡胤眼睛一亮：“你说下去。”

　　“陛下的志向是混一寰宇。”赵普的手指在舆图上移动，“南方诸国，除南唐稍有战力外，其余皆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我们先取荆南、湖南，控制长江中游；再下后蜀，夺取天府之国的财富；然后挥师岭南灭南汉，最后合围南唐。到那时，大江以南尽归版图，国库充盈，兵马强壮，再回师北上，集中全力对付北汉和契丹，可收全功。”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而且，南方这些割据政权，大多腐败昏聩，民心不附。王师一到，传檄可定。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这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上策。”

　　赵匡胤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在心里把赵普说的每一步都推演了一遍。先南后北，意味着暂时容忍北汉和契丹在北方虎视眈眈，先集中力量在南方打开局面。这需要战略定力，需要克制住内心深处想要立刻收复燕云、扫平北方的冲动。

　　但赵普说得对，这是最理智、最经济的方案。南方各政权实力弱，打下它们成本低、收益高。一旦南方平定，大宋将拥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再回头对付北方，底气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赵匡胤一拍桌案，“就依此计而行。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这一声“好”，决定了大宋未来十余年的战略方向。一场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第一节荆湖之役

　　大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末，一个意外的机会提前把荆南和湖南推到了赵匡胤面前。

　　事情的起因要从湖南说起。当时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重将死。周行逢这个人虽然是个跋扈的军阀，但治理湖南还算有些手段，在乱世中保境安民，维持了十几年的相对稳定。他知道自己死后，儿子周保权年纪太小，只有十一岁，根本压不住手下那帮骄兵悍将。其中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衡州刺史张文表。

　　周行逢临终前把周保权叫到床前，老泪纵横地说：“你爹我当年起兵的时候，手下十个人里，只有张文表和我活到了最后。这个人凶悍异常，我活着他不敢动，我死了他必反。我死之后，你切切不可和张文表开战。他若反，你就归顺朝廷，请朝廷出兵平叛。宁可把地盘交给天子，也不能落在张文表手里。”

　　周行逢死后不久，张文表果然举兵造反，一路势如破竹，直扑周保权所在的朗州。周保权吓得六神无主，一边派兵勉强抵挡，一边火速派人北上汴梁，向大宋求援。

　　这道求援信送到赵匡胤案头的时候，赵匡胤正和赵普商议统一方略。赵普看完信，笑了。

　　“天赐良机。”

　　这确实是天赐良机。赵匡胤正准备对南方用兵，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湖南内乱，周保权主动求救，出师有名，名正言顺。而且兵出湖南，必须经过荆南。荆南的高继冲手里只有三个州，夹在宋军和湖南之间，大军借道，他敢说半个不字？

　　赵匡胤当即做出部署：派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率领大军南下，以“救湖南”的名义出兵。同时另派枢密副使李处耘率领偏师借道荆南，目标——顺手牵羊，把荆南也一并收了。

　　公元963年正月，慕容延钊的大军从汴梁出发，旌旗蔽日，甲胄如林。这是杯酒释兵权之后大宋军队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军容之盛，士气之高，令人望而生畏。

　　大军行至江陵，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早已得到消息，吓得魂不附体。荆南不过弹丸之地，全部兵力加起来不到三万人，而宋军这次出动了数万精锐。高继冲召集幕僚商议对策，幕僚们七嘴八舌，有人说应该据城固守，有人说应该向宋军表示顺服以换取保留封爵。高继冲本人性格懦弱，拿不定主意，最终决定：先出城迎接宋军，表示恭顺，见机行事。

　　李处耘率领的偏师到达江陵城下，高继冲亲自出城劳军。李处耘倒是很客气，说大军只是借道，不必惊慌。但当天夜里，李处耘麾下的骑兵突然出现在江陵城下，守军措手不及，城门大开。等到高继冲反应过来，江陵城已经落入宋军之手。李处耘派人传话：交出节度使印信，随军入京面圣，保你一生富贵。高继冲长叹一声，交出印信，荆南就此纳入大宋版图。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像样的战斗。

　　拿下荆南之后，宋军马不停蹄南下湖南。慕容延钊的大军一路攻城拔寨，摧枯拉朽。张文表原来还在湖南境内不可一世，听到宋军来了，先是一愣，然后拔腿就跑——他手下那几个兵，欺负欺负周保权还行，跟大宋正规军硬碰硬纯属找死。

　　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讽刺。宋军抵达朗州的时候，周保权的部下已经在之前的战斗中斩杀了张文表，湖南的内乱已经基本平息了。周保权派人迎接宋军，心想：叛乱已经平定，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去了吧？

　　慕容延钊当然不会回去。他告诉周保权的使者：我们是朝廷大军，奉命来湖南，不仅要平叛，还要整顿湖南的军政事务。你周保权年幼，不足以镇守一方，请随我一同北上汴梁，朝廷另有封赏。

　　周保权这时候才明白过来，自己引狼入室了。年轻的节度使又惊又怒，下令朗州守军紧闭城门，据城抵抗。

　　但这抵抗是徒劳的。朗州的城防远不能和太原、金陵这样的坚城相比，宋军四面围攻，数日之间便攻破城门。周保权在乱军中被部下裹挟着逃出城外，躲进了乡间的山洞里。宋军遍山搜捕，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山谷中把这孩子揪了出来。

　　赵匡胤对周保权倒是很宽厚，封了他一个右千牛卫上将军的虚衔，留在汴梁养了起来。这孩子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地盘，不过比生活在五代乱世中许多人幸运得多，至少后半生衣食无忧。荆南和湖南纳入大宋版图后，赵匡胤在这片新地盘上设立州县，派遣文官治理，从此长江中游尽在掌控。

　　从出兵到结束，前后只用了几个月，几乎没有打什么硬仗就收获了两块地盘。先南后北的第一仗，打得漂亮极了。

　　第二节剑门烽烟

　　荆湖之役的轻松胜利，让赵匡胤的信心大增，也让朝中将领们摩拳擦掌。下一个目标，大家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了后蜀。

　　后蜀在南方诸国中实力较强，占据着四川盆地这块王业之地。自古以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向来易守难攻。但此时的后蜀，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能与中原王朝一较高下的强盛国家了。

　　后蜀皇帝孟昶在位已经三十一年，早年倒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继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平定内乱，发展经济，把后蜀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时间是一把杀猪刀，漫长安逸的日子消磨了他的意志。到了晚年，孟昶越来越离不开享乐，后宫美女如云，宴饮昼夜不绝。朝政则落入王昭远等一干亲信之手，吏治日渐腐败。

　　这个王昭远，是后蜀后期一个极其重要又极其荒唐的人物。他自幼陪孟昶读书，和皇帝感情很深，被一路提拔到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国防部长的角色。王昭远此人自视极高，常以诸葛亮自居，动不动就说“我若掌兵，取中原易如反掌”。这话在后蜀宫廷里说说也就罢了，偏偏传到汴梁，赵匡胤听了都忍不住笑了。

　　除了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之外，王昭远的外交策略也堪称灾难。他认为后蜀应该联合北汉夹击宋朝，于是派出密使携带蜡丸密信，企图穿过宋境联络北汉。然而这位密使不知是出于胆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半路上竟然把密信直接送到了赵匡胤手里。

　　赵匡胤看完密信，哈哈大笑。他正愁没有攻打后蜀的借口，王昭远就把把柄送上了门。他对左右说：“朕正想伐蜀，苦无借口。这下好了，蜀人自送其死。”

　　公元964年十一月，赵匡胤在汴梁城头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出征仪式。他任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副都部署，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率领精锐步骑六万，分水陆两路，大举伐蜀。

　　出征前，赵匡胤把王全斌叫到便殿，做了一番严厉的交代：“蜀地富庶，你此去必能取胜。但朕有一事要你务必牢记——破蜀之日，切勿滥杀无辜，切勿纵兵劫掠。蜀地百姓也是朕的子民，你若能约束将士，秋毫无犯，方不负朕之重托。”

　　王全斌拍着胸脯答应：“陛下放心，臣绝不敢违背圣意。”

　　大军兵分两路。北路由王全斌亲自率领，从凤州出发，经秦岭入川。这条路极其险峻，沿途要翻越数座高山，其中最为险要的便是剑门关。东路由刘光义率领，沿长江西上，从水路进入四川，配合北路军形成夹击之势。

　　孟昶听说宋军大举来攻，这才慌了手脚。他紧急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满朝文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孟昶做出部署：派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率领大军北上迎击宋军。同时命太子孟玄喆率兵一万余人增援剑门关。

　　王昭远接到命令，倒显得信心十足。他在出征前大宴宾客，酒酣耳热之际，摇着铁如意，学着诸葛亮的派头，对满座宾客说道：“我此行岂止是击退宋军？取中原如探囊取物耳！”说得唾沫横飞，满座附和。这位当代诸葛亮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北上了。他的主力到达到剑门关以北的一片山地，选择在嘉陵江畔一个叫葭萌关的地方驻守，企图凭借有利地形阻挡宋军。

　　与此同时，王全斌率领的宋军北路主力正沿着艰险的蜀道艰难前行。秦岭山道之险，亲历过的人才知道。李白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绝非夸张。数万大军走在悬崖峭壁间开凿出的栈道上，脚下是万丈深渊，头顶是望不到顶的巉岩。步兵尚且气喘吁吁，辎重马匹更是举步维艰。不少骡马失足坠崖，士兵们只能咬牙将粮草物资扛在肩上，一步一步往前挪。

　　王全斌是一员老将，经验丰富。他知道大军翻山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断粮和恶劣天气。他严令各部加快行军速度，争取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过秦岭。将士们在寒风中昼夜兼程，瘦削的脸上满是风霜，但没有一个人掉队。

　　十二月中旬，宋军北路主力终于翻过了秦岭天险，抵达利州（今四川广元）附近。王昭远派出的前锋部队在嘉陵江畔的葭萌关与宋军遭遇。两军交战，后蜀军队的阵型很快就被宋军精锐击溃。那些从平原上征召来的蜀兵，被北方虎狼之师的冲击力吓得魂飞魄散。王昭远得到前军败退的消息，急急忙忙收拢部队往剑门关撤退。

　　剑门关，位于大剑山中断处，两旁悬崖峭壁直插云霄，中间一条狭窄的峡谷通道，关口正好卡在通道最险处。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此修筑关隘，历经数百年依然坚固异常。王昭远把关内的一万多精兵全部布置在正面，心想凭天险据守，看你宋军如何攻破。

　　王全斌率大军抵达剑门关下，仰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座雄关比他想象的还要险峻。正面的攻击道路狭窄，部队根本展不开，如果强攻，势必付出惨重伤亡。

　　王全斌没有急于进攻。他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形，派出大量斥候四处侦察。一个当地的山民提供了关键情报——在大剑山侧面，有一条极其隐蔽的樵夫小道，可以绕过剑门关正面，直通关后的来苏寨。这条小路极其险峻，大军通行会非常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三国时期曹魏大将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走的就是类似的山路。

　　王全斌眼睛亮了。他果断决策：正面佯攻吸引守军注意力，另派一支精锐偏师由都监王仁赡率领，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从那条隐蔽的小路翻山越岭，绕到剑门关背后。

　　这项任务的艰巨程度超乎想象。偏师士兵们沿着悬崖峭壁上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径攀爬，脚下就是咆哮的嘉陵江，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许多人手脚并用，膝盖和手掌磨得血肉模糊。最陡峭的地方，士兵们不得不把铠甲和兵器捆在背上，互相拉扯着往上爬。一个年轻士兵一脚踩空，整个人坠下悬崖，惨叫声在山谷中回荡，战友们只能紧咬牙关继续前进。

　　经过两天一夜的艰苦跋涉，王仁赡的偏师终于成功绕到了剑门关背后的来苏寨。守寨的蜀军做梦也没想到宋军会从背后出现，仓促应战，被一击即溃。

　　失去来苏寨的蜀军腹背受敌，顿时阵脚大乱。王全斌趁势下令正面强攻。剑门关上的守军一面要应付从背后杀来的宋军，一面要顶住正面的猛攻，两面夹击之下，军心崩溃。士兵们纷纷弃关而逃，剑门天险就此被宋军攻破。

　　剑门关的陷落，彻底粉碎了后蜀的抵抗意志。王昭远在乱军中狼狈逃窜，他那把引以为傲的铁如意也不知丢到哪儿去了。他逃到一座村庄，躲进农家的粮仓里，被宋军搜出，昔日“当代诸葛亮”灰头土脸地被绑到了王全斌面前。

　　王全斌看着这个满口大话的对手，又好气又好笑，只问了一句：“听说你要取中原？”

　　王昭远低垂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消息传到成都，孟昶如五雷轰顶。他本以为剑门关天险至少能阻挡宋军数月之久，没想到这么快就失守了。现在宋军已经越过剑门关，进入四川腹地，再无险可守。与此同时，东路刘光义的水军也溯长江而上，连克夔州、万州，兵锋直指成都。

　　孟昶急忙召集大臣商议。有人主张放弃成都，退守川南山区继续抵抗；有人主张全力一搏，在成都城下与宋军决一死战。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他们都清楚，大势已去了。

　　孟昶坐在龙椅上，环顾满朝文武，这些平日里围着他阿谀奉承的臣子们，此刻一个个垂着头，不敢与他对视。他忽然觉得一阵空虚。三十一年的皇帝生涯，无数次的歌舞升平，到头来不过一场大梦。他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父子以温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临敌，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箭。今日降与不降，有何面目？”

　　这句心酸的话说完，大殿里响起几声干巴巴的哭泣声，再无其他。

　　公元965年正月十九日，孟昶命人起草降表，正式向宋军投降。宋军兵不血刃进入成都，后蜀灭亡。从出兵到灭亡，前后不过六十六天。

　　赵匡胤在汴梁接到捷报，自然十分高兴。他下令将孟昶及其家眷接到汴梁安置，给予优厚的待遇，封爵养老。但孟昶到汴梁后不到一个月便因病去世，赵匡胤追封为楚王，下令辍朝五日，以示哀悼。

　　然而，灭蜀之战在军事上干净利落，政治上却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污点。问题出在王全斌身上。

　　赵匡胤在出征前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约束将士，不得劫掠。王全斌当时答应得很好，但一进成都，这位老将就原形毕露了。蜀地天府之国的富庶远超他的想象，金银珠宝、美女佳肴，一切都让人眼花缭乱。王全斌纵容部下大肆劫掠百姓，抢夺财物，欺压降众，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更有甚者，他克扣朝廷发给后蜀降兵的安抚费用，逼得数万降兵忍无可忍，最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叛乱。

　　这场叛乱让宋军措手不及。叛军推举原后蜀将领全师雄为首，很快集结了十几万人马，占据州县，与宋军对抗。王全斌慌了手脚，一面调兵镇压，一面向朝廷求援。叛乱持续了将近两年，宋军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才终于将全师雄击杀，平定叛乱。但蜀地的民心已遭重创，赵匡胤的统一大业也因此蒙上了阴影。

　　赵匡胤对王全斌的处理很有意思。在叛乱平定后，他把王全斌召回汴梁，严厉训斥，下令有司议罪。群臣一致认为王全斌当斩。但赵匡胤最终只是将他降职贬官，剥夺其实际权力，并未取他性命。几年后西南有乱，他又重新起用了王全斌。

　　这种处理方式，很能体现赵匡胤的用人之道。他不杀人立威，但也不会因为你是功臣就无限纵容。犯错了要罚，但只要能继续用，就留着发挥余热。这种现实主义的管理风格，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生涯。

　　后蜀的财富倒是如赵普所料，极大地充盈了大宋的国库。据说宋军从成都运回的绢帛、金银装了数百艘大船，沿长江而下，绵延数十里。这些财富，将用于下一阶段的统一战争。

　　第三节南汉覆亡

　　灭蜀之后，赵匡胤暂停了几年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不是因为打不动了，而是因为他需要消化新得的地盘。荆南、湖南、后蜀，三大块新领土骤然并入版图，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系、如何安抚新附的民众、如何把这些地区的资源整合进大宋的战争机器，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细致活。

　　赵匡胤在这几年间做了大量的制度建设工作，派遣文官到新地区担任知州知县，丈量土地，清查户口，恢复生产。同时，他也没有完全停止对外扩张的步伐，只是把节奏放慢了一些，目标对准了南方诸国中最小、也最荒唐的一个——南汉。

　　南汉的疆域大致涵盖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一小部分，首都在兴王府（今广州）。这个政权从唐末开始割据，到刘鋹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南汉开国皇帝刘隐、刘岩父子还算有些本事，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但接下来的继承者们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刘鋹这里，荒诞程度堪称五代十国之最。

　　刘鋹统治下的南汉朝廷，有一个举世无双的特点：当权者几乎全是太监。

　　这源于刘鋹的一个奇特信念。他坚信，朝中大臣如果有家室有儿女，就一定会为子孙后代谋取私利，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诚。只有宦官，无牵无挂，无父无子，才会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基于这个逻辑，他颁布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规定：凡是想要担任重要官职的人，必须先接受阉割。

　　这个规定使得南汉的宦官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官员十之八九是太监，就连军队的高级将领中也不乏阉人。南汉后宫里的太监一度多达两万余人，堪称世界古代史上的奇观。这些太监把持朝政，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把好端端一个岭南搞得乌烟瘴气。

　　刘鋹本人则完全不问政事，整日沉溺在后宫的温柔乡里。他有一个宠妃，人称“媚猪”，此女据说美艳妖娆，刘鋹对她言听计从，军政大事一概抛诸脑后。南汉的宫廷生活极尽奢靡，宫殿装饰用珍珠玳瑁，池塘里撒着金粉银屑，耗费无数民脂民膏。

　　这么一块肥肉，赵匡胤不可能不动心。

　　但他还是等了一段时间。灭蜀之战中王全斌纵兵劫掠引发叛乱的教训让他不得不谨慎，不能再用单纯军事征服的老套路。他在等一个成熟的时机，用最小代价拿下岭南。

　　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969年，南汉不当行为惹恼了邻居。南汉出兵侵扰宋朝属境——位于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的羁縻州县，杀害宋朝任命的官吏。这给了赵匡胤出兵的完美借口。

　　公元970年九月，赵匡胤任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领大军南征。潘美这个人，需要多介绍几句。在演义小说里，他常常被塑造成奸臣形象，害死杨家将的罪魁祸首。但历史上的潘美，是大宋开国名将中战功最显赫的几位之一，为人持重，善于用兵，深得赵匡胤信任。这次南征，赵匡胤把任务交给他，充分说明了对岭南战事的重视。

　　潘美率军从湖南南下，越过南岭，兵锋直指南汉的北部重镇贺州。南汉朝廷得到消息，刘鋹这才从温柔乡里惊醒，匆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但那些把持朝政的太监们平日里耀武扬威，真到了打仗的时候，一个个面面相觑，拿不出半点有用的主意。

　　最终，刘鋹派出了一个叫伍彦柔的宦官担任主帅，率领大军北上迎击宋军。这个伍彦柔在太监堆里算是比较“英武”的一个，至少他敢带兵。但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宦官如何是身经百战的潘美的对手？

　　两军在贺州附近相遇。伍彦柔学着戏文里的将军模样，在中军大帐里排兵布阵，身边还带着几个小太监侍候茶水。潘美可没给他唱戏的机会，趁南汉军阵脚未稳，直接发动突袭。宋军铁骑如潮水般涌来，南汉军队瞬间崩溃。伍彦柔在乱军中被杀，他所率领的数万人马不是被歼就是溃散，贺州不战而下。

　　消息传到兴王府，刘鋹急得团团转。太监们这次终于给出了一个“妙计”——招募死士守城。刘鋹下令在兴王府城头放出数十头大象，又召集了一大批被称作“赤脚军”的少数民族士兵，准备做最后的抵抗。

　　公元971年初，潘美的大军逼近兴王府。南汉军队在北郊设下防线，队伍前面真的放出了几十头大象，试图用这些庞然大物冲乱宋军阵脚。这一招在岭南对付当地土著叛乱时曾经奏效过，大象横冲直撞，确实很有威慑力。

　　但潘美是什么人？他在北方战场上见惯了契丹铁骑的冲锋，区区几头大象岂能吓倒他？他下令弓弩手集中发射火箭。一时间，密集的火箭如飞蝗般射向象阵。大象虽然皮糙肉厚，但极其怕火，看见无数带着火焰的箭矢飞来，吓得发疯一般掉头狂奔，反而把南汉自己的阵型冲得七零八落。宋军趁势掩杀，南汉军队再次大败。

　　刘鋹在宫中听到败报，彻底绝望了。他紧急调集了十几艘大海船，把宫中的金银珠宝、美女娇妾全部装上船，准备逃到海上当海盗——岭南沿海岛屿众多，他想凭此苟延残喘。

　　然而命运和他开了最后一个天大的玩笑。当他带着最后一批心腹太监慌慌张张赶到码头时，发现空空如也。那十几艘满载财宝的大船，以及船上的水手和守船士兵，早已趁乱开溜了。这些人在树倒猢狲散的最后关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们的皇帝。

　　刘鋹站在空荡荡的码头上，望着茫茫大海，欲哭无泪。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他只好返回宫中，脱去上衣，让左右把自己捆起来，带着文武百官打开城门，向潘美投降。南汉灭亡。

　　潘美押送刘鋹及其宗室、大臣北赴汴梁。赵匡胤在崇元殿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刘鋹跪在殿中，浑身筛糠。赵匡胤对这个荒唐的末代皇帝并没有为难，封他为右千牛卫大将军、恩赦侯，让他和其他被俘的割据君主一样，在汴梁安享晚年。

　　刘鋹倒也是心大，在汴梁没住多久就适应了新生活，每天吃喝玩乐，偶尔还进宫陪赵匡胤喝酒。有一次赵匡胤赐他御酒，刘鋹端着杯子眼泪汪汪，迟迟不敢喝。赵匡胤奇怪地问他怎么了，刘鋹说：“臣在南汉的时候，常常赐毒酒给大臣喝。臣以为这杯酒也是……”赵匡胤哈哈大笑，当着他的面把那杯酒一口喝干，刘鋹这才羞愧地饮下。这个小故事很能说明这对君臣之间奇特的关系——一方大度而自信，一方可笑而可怜。

　　第四节书生与词帝

　　南汉覆亡之后，赵匡胤的统一拼图上，南方只剩下两块最大的碎片——南唐和吴越。

　　吴越国王钱俶对宋朝一直恭顺到了骨子里，每年贡奉不断，宋朝出兵征讨别国时还主动派兵助攻，姿态做足了。赵匡胤暂时不打算对吴越动手，留着这个听话的附庸，可以牵制南唐，也可以作为日后收拾南唐时的助力。

　　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南唐。

　　南唐是南方诸国中唯一能让赵匡胤稍微认真对待的对手。其疆域涵盖长江下游最富饶的地区，金陵（今南京）是六朝古都，城高池深。南唐军队的规模在南方也算可观，而且有长江天险作为屏障。更重要的是，南唐在文化上一直以中原正朔自居，朝中聚集了大批文学之士，文教之盛，五代十国中首屈一指。

　　但南唐的软肋也极其明显：它的皇帝叫李煜。

　　李煜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芒，远远盖过了他在帝王史上的痕迹。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原本并不是太子，前面几个哥哥相继去世后，他才被推到继承人的位置上。李煜这个人，天生是一个艺术家。他工书画，通音律，尤其擅长填词。他的词作绮丽婉约，情致深婉，对后世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这些句子千百年后仍在被人们吟诵。

　　可偏偏命运让他做了皇帝。

　　一个杰出的词人被放在一个随时可能亡国的君主位置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李煜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但他的才能和性格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不可能有大作为。他性格温文尔雅，优柔寡断，缺乏杀伐决断的魄力。他崇信佛教，在宫中大做法事，耗费大量财力。他对大臣过于宽厚，难以推动真正的改革。更要命的是，他缺乏战略眼光，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宋朝，始终抱有一种天真的幻想——只要我足够恭顺，他就不会打我。

　　李煜登基之初，确实尽力维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赵匡胤称帝时，他立即遣使祝贺，并主动去南唐帝号，改称“江南国主”，自降身份。他每年向宋朝进贡大量金银、绢帛、茶叶、瓷器，从不间断。宋朝每次出兵征讨别国，他都第一时间上表贺捷，姿态卑微到了极点。

　　赵匡胤对这一套很受用，但也仅仅是受用而已。他从来没有因为李煜恭顺就放弃过吞并南唐的念头。在赵匡胤的战略棋局上，李煜只是一枚等待被吃掉的棋子，区别只在于什么时机吃、怎么吃最省力。

　　在灭掉南汉之后，赵匡胤开始对南唐施加更多的压力。他不断派使者到金陵，名义上是通好，实际上是窥探虚实。使者们回来报告：南唐君臣日夜饮宴作诗，朝政日非，军队多年未战，战斗力低下，可用。

　　赵匡胤心中有数了。他现在要考虑的是一件极其关键的事：如何在长江上搭桥渡过天险？

　　长江自古被视为难以逾越的天堑。南唐能够偏安一隅几十年，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长江的屏障。李煜和他的大臣们也一直抱着这个心理安慰：我们有长江，宋军再厉害，总不能飞过来吧？

　　但他们低估了赵匡胤和宋朝工程师们的智慧。赵匡胤在出兵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技术准备。他下令在长江中游大规模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更绝的是，他命人研究在长江上架设浮桥的方法。为此，他专门召见了一个叫樊若水的江南人。

　　樊若水原本是南唐人，屡试不第，心怀怨愤，转而投奔宋朝。这个人对长江水文了然于胸，他向赵匡胤详细汇报了采石矶一带江面的水文情况和冬季枯水期的江面宽度，并绘制了详尽的图纸，认为可以在采石矶架设浮桥渡江。赵匡胤大喜，当即重赏樊若水，并着手准备建造浮桥所需的巨木、铁索和船只。

　　这些准备工作进行的同时，赵匡胤还在玩一手高明的心理战。他不断找各种理由责备李煜，比如进贡不及时、使者礼仪不周等等，一点点消磨李煜的意志。李煜每次都诚惶诚恐地道歉赔罪，加倍进贡。但越是这样，赵匡胤的胃口就越大。

　　公元974年，赵匡胤觉得时机成熟了。他派遣使者到金陵，直接提出要求：请李煜入朝觐见。

　　这个要求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入朝觐见，就等于是放弃独立的国主身份，彻底归顺。李煜如果去了，就等于自投罗网；如果不去，赵匡胤就有足够的借口出兵。

　　李煜当然不敢去。他婉言拒绝了，说身体不适，不宜远行。

　　赵匡胤早就料到他会拒绝。于是，他按照预定计划，正式下诏伐唐。

　　公元974年九月，赵匡胤以宣徽南院使曹彬为主帅，侍卫马军都虞候潘美为副帅，率领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大举南征。

　　出征前，赵匡胤在讲武殿召见了曹彬。这一次他交代的内容，和当年派王全斌伐蜀时如出一辙，但语气更加郑重：“江南之事，朕全权付托于你。务要严肃军纪，不得暴掠百姓。若能迫使李煜归降，切勿多伤人命。朕要的是一个完好的江南，不是一个残破的废墟。”

　　为了让曹彬彻底放心，赵匡胤当场赐给他一把尚方宝剑，宣布：“副将以下，不听军令者，可先斩后奏。”曹彬叩首领命，赵匡胤又加了一句：“当年王全斌伐蜀，杀戮过甚，朕至今耿耿于怀。你是朕的股肱之臣，当以此为戒。”

　　曹彬重重叩首：“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大军水陆并进。陆路由曹彬、潘美率领，从汴京南下，经庐州、和州直趋长江北岸。水路由战棹都部署王明率领，沿长江东下，配合主力作战。南唐守军望风披靡，沿江各州接连失陷。

　　最让南唐方面意想不到的，是宋军在采石矶成功架设了浮桥。

　　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是长江下游一处重要渡口，江流湍急，两岸山势险峻。十一月，长江进入枯水期，江面收窄。曹彬下令按照樊若水设计的方案，将事先准备好的巨船一字排列在江面上，用粗大的铁索和坚韧的竹缆将船只牢牢连接在一起，上面铺设木板。几千名工匠和士兵昼夜不停地施工，只用了三天时间，一座横跨长江的巨型浮桥便横空出世了。

　　南唐君臣在金陵得到消息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长江上架桥？亘古未有！李煜召集大臣讨论这件事，有个叫张洎的宠臣为了迎合上意，轻描淡写地说：“臣遍览史籍，从无长江架桥之事。此必是虚传，或者是宋军疑兵之计。”李煜听信了这话，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

　　但事实不会因为你不相信就改变。宋军主力通过浮桥，浩浩荡荡渡过了长江天险，兵临金陵城下。当巡城的士兵看到北方传来的漫天烟尘时，金陵城里的君臣才如梦方醒。曹彬的大军已经渡过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天堑，南北天险不复存在。

　　金陵被围，李煜慌了。他一方面下令城中守军拼死抵抗，一方面紧急派使者携带厚礼出城向宋军求和。

　　使者来了一拨又一拨。先是派了翰林学士徐铉。徐铉在南唐朝中以博学善辩著称，口才极好，被李煜寄予厚望。

　　徐铉渡江来到宋军大营，求见曹彬，提出南唐愿意增加岁贡、割让城池，只求宋军退兵。曹彬的回答很干脆：“此事非我能决，你须去汴梁面见天子。”

　　徐铉马不停蹄赶往汴梁。赵匡胤在便殿接见了他。这位南唐才子见到大宋天子，不卑不亢，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为南唐辩护。他说南唐一直对大宋极其恭顺，按时进贡，从未有过失礼之处。他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从未有过过失，陛下为何要出兵征伐？”

　　徐铉讲得情真意切，引用了大量前朝典故，论辩滔滔不绝，在场的宋朝大臣们听了都有几分动容。

　　赵匡胤一言不发地听完了徐铉的长篇大论，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字，赵匡胤面无表情地问道：“你说李煜事朕如父，那么，父子之间，可以分成两家吗？”

　　这句话让徐铉顿时噎住了。他张了张嘴，想再找些理由，但赵匡胤没有给他机会。大宋天子冷冷地看着他，说了一句让千百年后的人们仍然为之震撼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的床榻旁边，怎么能容忍别人在旁边打呼噜？你南唐的存在本身，就是我无法容忍的事情，你说什么都没用。

　　徐铉哑口无言，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李煜没有放弃。他又派出了第二批使者，还是徐铉，这次带的礼物更丰厚，言辞更恳切。徐铉再一次滔滔不绝地陈述南唐的恭顺，甚至搬出了“天命”这套说辞。赵匡胤耐着性子听了几句，突然勃然大怒，拔剑击案吼道：“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这一次，徐铉不敢再多说一句，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大殿。

　　求和失败，金陵只能硬扛。

　　但金陵确实是一座极其坚固的城池。这座六朝古都城墙高厚，护城河宽阔，城内储备了大量粮草，守军兵力也不算太少。李煜下令全城军民上城死守，宋军数次强攻都没有得手。

　　曹彬不急。他是一个稳得出奇的将领，从不打无把握的仗。他下令大军扎下营盘，切断金陵城与外界的全部联系，开始了一场漫长而沉闷的围城战。

　　这一围，就是将近一年。

　　从公元974年冬天到975年深秋，金陵城外的宋军大营如铁桶一般，死死困住了城里的每一个出口。城中的粮食一天天减少，从每天两顿减到每天一顿，最后连老鼠、树皮都成了稀罕物。守城的士兵饿得拿不动兵器，城头上的旗帜有气无力地耷拉着。

　　李煜在宫中也度日如年。他原本白皙丰腴的面庞日渐消瘦，眼窝深陷。围城的日子里，他写了多首词，把国破家亡的悲凉和无可奈何的哀愁倾注在笔墨之间。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闪光的名句，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写出来的。

　　金陵城破的具体日期，史料记载略有出入，大致是在公元975年十一月的一个深夜。曹彬通过内应打开了一座城门，宋军如潮水般涌入城中。守军一触即溃，再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宫中的太监宫女哭喊着四处乱窜，昔日繁华的金陵城一片混乱。

　　李煜在宫中听到城破的消息，呆坐良久。他最宠爱的宫娥们围在他身边哭泣，问他该怎么办。李煜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走到书案前，提笔在素绢上写下了一首词：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写完最后一字，他搁下笔，对左右说：“开门，出降。”

　　李煜脱去上衣，反绑双手，带着文武百官和宗室成员，徒步走出宫门，来到曹彬面前，跪地请降。南唐，这个割据江南近四十年的政权，至此灭亡。

　　曹彬接受了李煜的投降，严格约束部下，没有发生之前王全斌在成都那样的劫掠暴行。金陵城虽然遭了战火，但总算没有遭遇屠城的惨剧。这一点，赵匡胤对曹彬极其满意。

　　李煜被押送北上汴梁。赵匡胤在明德楼举行了受降仪式。李煜跪在阶下，一身白衣，面如死灰。赵匡胤坐在御座上俯视着他，目光中没有多少轻蔑，倒是有几分复杂。

　　他对李煜的处理，给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封号——“违命侯”。这个封号的意思是：你曾经违抗朕的旨意，现在朕饶你不死，但你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封侯本来就是一种体面的软禁，加上“违命”二字，更像是给这个亡国之君打上了一个永久性的耻辱烙印。

　　不过平心而论，赵匡胤对李煜的待遇并不严苛。违命侯府邸宽大，衣食无忧，李煜的嫔妃们也大多被允许陪侍在侧。比起历史上那些被一杯毒酒或一条白绫了结的亡国之君，李煜的结局至少保住了性命。

　　但肉体的保全并不能减轻精神上的痛苦。沦为阶下囚的李煜，每天的日常就是写词、喝酒、回忆往事。汴梁的夜晚和金陵不同，没有秦淮河的浆声灯影，没有雕栏玉砌的宫殿楼阁，只有窗外北方干冷的秋风和偶尔传来的巡夜梆子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李煜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两年多时光。他的那些最感人肺腑的词作，几乎全是在这段日子里写成的。

　　据说赵匡胤有时候会读李煜的词，读完之后沉默半晌，说了一句：“李煜若以填词的心思治理国家，何至有今日？”

　　这话不知是真是假，但确实一针见血。

　　第五节北方的难题

　　南唐灭亡后，赵匡胤的统一大业，在地图上看起来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

　　从荆南到岭南，从巴蜀到江南，昔日四分五裂的南方大地基本上全部纳入了大宋的版图。吴越国王钱俶虽然名义上还保持着独立的国号，但谁都看得出来那只是个时间问题——钱俶每年亲自到汴梁朝贡，姿态比附属国还恭敬，赵匡胤暂时留着他，不过是给天下人做一个“归顺者有好下场”的样板。

　　现在，赵匡胤可以把全部精力转向北方了。

　　北方的形势和南方截然不同。南方那些割据政权，大多内部腐败，军力孱弱，只要突破了地理障碍，打起来并不费劲。但北方的对手，是两个截然不同级别的存在。

　　一个是北汉，割据在山西中北部，地盘不大，只有十二个州，但首府太原是出了名的坚城。北汉的历代统治者虽然能力平平，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底牌——背后站着辽国。辽国皇帝视北汉为抵御中原王朝的缓冲地带，每次北汉受到攻击，辽国骑兵必定南下救援。这种关系让北汉虽然弱小，却极其难啃。

　　另一个就是辽国本身。这个由契丹人建立的庞大帝国，疆域辽阔，骑兵彪悍，占据了燕云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失去这片土地，大宋的北部边境就无险可守，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将直接暴露在契丹铁骑面前。这是赵匡胤心中最大的痛，也是他发誓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但赵匡胤是个理性的人。他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同时挑战北汉和辽国这个联盟。他的策略一如既往地务实：先分化，再各个击破。

　　他首先试图用外交手段打开局面。他派出使者前往辽国，表达友好之意，希望缓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对北汉发动了一系列有限的军事打击，目的不是一举灭亡北汉，而是削弱其实力，消耗其国力，为最终的决战做准备。

　　公元968年，北汉皇帝刘承钧去世，内部发生继承纷争。赵匡胤抓住时机，派兵进攻北汉。宋军一度打到太原城下，引汾水灌城，太原城墙多处坍塌，形势极其危急。北汉君臣吓得魂飞魄散，紧急向辽国求援。辽国果然派出大军南下，宋军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主动撤围而去。

　　这是赵匡胤统一战争中最接近攻克太原的一次机会，但最终功亏一篑。太原的坚韧和辽国援军的迅速，让赵匡胤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要解决北汉和辽国的问题，还需要更充分的准备和更强大的实力。

　　接下来的几年里，赵匡胤一方面继续休养生息、积累财富，一方面不断对北汉用兵，但每次都是浅尝辄止，不深入恋战。他的战略意图很明显：不断消耗北汉，同时也借此试探辽国的底线和反应速度，为最终的决战搜集情报。

　　到了公元976年，赵匡胤觉得准备得差不多了。南方已经彻底平定，国库充盈，军队经过了连年征战的磨练，士气高昂。他决定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北伐，一举解决北汉问题。

　　他下令征调各路精锐，集结了超过二十万大军，分五路进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北汉。这一次，赵匡胤下了极大的决心，志在必得。他甚至拟定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如果辽军再次南下救援，就集中主力在野战中击溃辽军，毕其功于一役。

　　北汉各州县在宋军主力的猛攻下纷纷失守，太原再次被团团包围。赵匡胤亲临前线督战，宋军士气大振，攻势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太原城内的北汉守军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城头的战旗都挂不稳了。远在南京（今北京）的辽国朝廷也在激烈争论，是否要大举出兵救援这个濒死的附庸。

　　一切似乎都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只差最后一把火，太原城就要陷落，这个盘踞山西二十多年的顽固堡垒就将被拔除。赵匡胤站在大营前，望着远处太原城灰蒙蒙的城墙轮廓，也许已经在心中勾勒出了拿下太原后的下一步——挥师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那个无数中原帝王梦寐以求却从未达成的伟业。

　　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第六节烛影斧声

　　公元976年十月十九日，深秋的汴梁寒风瑟瑟，皇宫的琉璃瓦上凝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这一天白天，赵匡胤还在便殿里召见大臣，商议北伐的军务，精神健旺，谈笑风生，没有任何不祥的征兆。

　　傍晚时分，他忽然传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

　　赵光义是赵匡胤的亲弟弟，比赵匡胤小十一岁，在陈桥兵变中扮演过关键角色。赵匡胤登基后，对这个弟弟极为信任和重用，封为晋王，授开封府尹，位列宰相之上，实际上是朝中第二号人物。在许多政务上，赵匡胤都放手让赵光义去处理，兄弟俩关系一向密切。

　　这天晚上赵匡胤为何突然召见赵光义，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也许是为了商议北伐的事，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赵光义奉诏入宫，来到了赵匡胤的寝殿万岁殿。

　　殿中只留下兄弟二人，所有的太监和宫女都被远远地打发走了。殿外巡夜的禁军士兵远远地看见，殿内的烛光透过窗纸，映出两个人影。起初两人似乎在交谈着什么，后来声音渐渐大了起来，人影也开始晃动，像是在争执，又像是在推搡。

　　到了半夜时分，殿外的几个太监隐约听到万岁殿中传来了斧头落地的声音，之后是一声含糊不清的叫喊。然后一切归于寂静。片刻之后，殿门打开，赵光义走了出来，神色平静地吩咐太监去通知皇后和皇子，说皇帝已经驾崩了。

　　太监们冲进殿中，看到赵匡胤已经死在床榻上，身上盖着锦被，面容安详，但嘴角隐约有一丝血迹。殿中的地面上，散落着一把斧子和一支被折断的蜡烛。烛泪滴在青砖上，已经凝固成一层薄薄的红色。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烛影斧声”事件。

　　赵匡胤死了，年仅五十岁。他死后，皇后宋氏派人去召皇子赵德芳入宫，但赵光义早已掌握了宫中禁卫。当天夜里，赵光义就在赵匡胤的灵柩前宣布即位，是为宋太宗。

　　赵匡胤的死，成了千古疑案。有人说他是因病暴毙，有人说他是被赵光义杀害，也有人说他是被辽国派来的刺客暗算。正史《宋史》对此事的记载极其含糊，只说“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一笔带过。而各种野史笔记则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赵光义“烛影斧声，千古疑案”的故事，细节越传越离奇。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永远无法知道了。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宏图霸业，在他距离完全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戛然而止。

　　他留下了一个基本统一了中原和南方的大帝国，留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军事制度，留下了“先南后北”的未竟战略。他还没有来得及拿下北汉，更没有来得及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两个目标，将由他的继任者、那个在烛影斧声中继位的弟弟赵光义去完成——或者，去尝试完成。

　　赵匡胤的一生，从陈桥驿黄袍加身算起，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的时间里，他杯酒释兵权，削夺藩镇；南征北战，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改革官制，加强中央集权；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他所建立的大宋王朝，在法度、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为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他最为人称道的一点是，他在处理权力交接、君臣关系这些最血腥的政治难题时，展现了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和人性温度。他没有屠杀功臣，没有苛待降君，甚至连那个写词挖苦他的李煜，他都让他寿终正寝。在一个习惯了用“杀”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时代里，赵匡胤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有时候被人批评为“软弱”，为后来大宋“积贫积弱”埋下了伏笔。但在那个哀鸿遍野、人命如草芥的五代十国残局里，这种“软弱”，或许正是天下苍生最需要的东西。

　　他死了，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留下了一个即将迎来巅峰的大帝国，也留下了一句让后世无数英雄豪杰扼腕长叹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可最终，他没能解决自己卧榻之侧那个最大的“鼾睡者”。燕云十六州的契丹铁骑，依然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呼啸。

　　这个任务，他留给了后来人。而后来人有没有完成？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