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沈文轩拿到了回上海的通行证。

　　那是一张薄薄的纸，盖了三个红章：石峁村生产队、黄土坡公社、榆林县革命委员会。每一个章，都是一道坎，都是一次求人，一次解释，一次保证。石大山陪着他跑了三天，说了无数好话，送了两只老母鸡、二十斤小米，才换来这张纸。

　　“文轩，这是你一个月的假，路上要走五六天，到了上海最多能待半个月，就得往回赶。”石大山把通行证递给他，表情凝重，“记住，到了上海，别乱跑，别惹事，看完你父亲就回来。现在外面乱，你一个人，要小心。”

　　沈文轩接过通行证，纸张很轻，但在他手里重如千斤。他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口袋，那里还装着枣花娘给的十几块钱，知青们凑的五十多块钱，和林晓梅的玉镯、陈建国的手表、李卫东的棉鞋——这些东西他没舍得当，这是大家的心意，他要留着，当作念想，也当作警醒。

　　“石队长，谢谢您。”他深深鞠躬。

　　“谢啥，应该的。”石大山扶起他，拍拍他的肩，“去吧，跟你母亲说，石峁村的人，都盼着你父亲好起来。等你回来了，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

　　沈文轩重重点头。他背上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衣服，那本《诗经》，一些干粮，还有石红英连夜烙的饼。饼是白面的，里面夹了芝麻和糖，是石峁村过年才舍得吃的东西。石红英烙了十张，让他路上吃。

　　“路上小心，到了就给俺写信。”石红英送他到村口，眼睛红红的，但强忍着没哭，“俺等你回来。”

　　“嗯，我一定回来。”沈文轩看着她，想说什么，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说了一句，“你也要好好的。”

　　“俺知道。”石红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他手里，“这个你拿着，路上用。”

　　沈文轩打开布包，里面是五块钱，和一些全国粮票。钱是皱巴巴的毛票，粮票也皱巴巴的，显然攒了很久。

　　“这……这是你的……”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石红英别过脸，“路上要用钱的地方多，你那些钱，是给你爹看病的，不能动。这些是俺的，你花着不心疼。”

　　沈文轩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把布包仔细收好，放进最贴身的口袋，贴着心口放。那里已经有很多东西了：通行证，钱，粮票，玉镯，手表，棉鞋，还有一颗沉甸甸的、装满了牵挂和决心的心。

　　“我走了。”他说。

　　“嗯，走吧，别误了车。”石红英挥挥手。

　　沈文轩转身，大步朝公社方向走去。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一回头，看到石红英站在村口的身影，看到那棵老槐树，看到那些窑洞，看到这片他生活了半年、已经深深融入血脉的土地，他可能会走不动，可能会改变主意。

　　但他必须走。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也为了他自己。他要去见父亲最后一面，要去告诉父亲，他在陕北很好，有了新的家，新的生活，新的希望。他要让父亲放心，让父亲知道，无论沈家遭遇什么，无论前路多么艰难，他都会好好活着，好好走下去。

　　雪已经化了大部分，但路依然泥泞。沈文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脑子里闪过很多画面：父亲书房里那盏台灯，母亲弹钢琴的侧影，枣花冻得通红的小脸，石红英温暖的笑容，老栓叔粗糙的手，石大山黑红的脸，王大勇和林晓梅互相扶持的身影……

　　这些画面，这些人，构成了他这半年的人生，也重新塑造了他这个人。他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少爷，变成了能吃苦、能干活、能教书、能担事的青年。他从一个迷茫、抗拒、逃避的知青，变成了有方向、有目标、有担当的劳动者。他从一个孤独的异乡人，变成了石峁村的一员，有了家人，有了朋友，有了——根。

　　这一切，他要告诉父亲。他要让父亲知道，沈家没有垮，沈家的根，在黄土高原上扎下了，发芽了，生长了。

　　走到公社，已经是下午了。去县城的班车一天只有一趟，早上就发走了。沈文轩在车站等了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就上车，摇晃了三个时辰，到了县城。从县城到省城，又是一天一夜的火车。从省城到上海，是两天两夜的硬座。

　　这一路，沈文轩几乎没有合眼。他睡不着，一闭眼就是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就是母亲独自垂泪的样子。他吃不下，石红英烙的饼，他只吃了半张，剩下的都留着，他要带回上海，给父亲吃，给母亲吃，告诉他们，这是陕北的饼，是一个叫石红英的姑娘烙的，是一个好姑娘，是他……是他心里的人。

　　火车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飞驰。窗外是光秃秃的田野，是灰蒙蒙的天空，是偶尔闪过的村庄，是面无表情的旅客。沈文轩看着这一切，心里涌起一股奇异的感觉。半年前，他也是这样坐在火车上，从上海到陕北，心里充满了迷茫、恐惧、抗拒。而现在，他从陕北回上海，心里装满了牵挂、决心、希望。

　　同样的路，同样的车，同样的人，但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就是成长吧。沈文轩想。成长不是年龄的增长，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经历苦难后的蜕变，是承担责任后的成熟，是找到方向后的坚定。

　　火车进入江苏境内时，下起了雨。江南的春雨，细密，缠绵，和陕北粗粝的雪完全不同。沈文轩看着车窗上流淌的雨水，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想起了那些被雨打湿的梧桐叶，想起了弄堂里湿漉漉的青石板路。

　　近乡情更怯。沈文轩忽然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离家越近，他心里越慌，越怕。怕见到父亲病重的样子，怕见到母亲憔悴的样子，怕见到那个曾经温暖如今可能已面目全非的家。

　　但他必须面对。这是他作为儿子，作为沈家人的责任，也是他作为一个已经长大的人，必须承担的命运。

　　正月二十六，傍晚，火车终于驶入上海北站。

　　沈文轩提着行李，随着人流下车。站台上挤满了人，嘈杂，混乱，空气中有煤烟味、汗味、各种食物的味道。这一切，和半年前他离开时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喧嚣，不一样的是氛围——站台上的标语更多了，口号更响了，人们的表情更紧张了。

　　他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站在熟悉的街口，一时有些恍惚。上海还是那个上海，高楼，电车，霓虹灯，拥挤的人群。但在他眼里，这一切都变得陌生了，遥远了，像另一个世界。他的世界，在陕北，在石峁村，在那个有窑洞、有黄土、有质朴人们的村庄。

　　他拦了一辆三轮车，报了家里的地址。车夫看了他一眼，眼神有些奇怪，但没说什么，蹬车就走。沈文轩坐在车上，看着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建筑，熟悉的梧桐树，心里却没有回家的喜悦，只有沉甸甸的担忧。

　　车在沈家公馆门口停下。沈文轩付了钱，提着行李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熟悉的铁门。门关着，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封条，虽然已经被撕开，但痕迹还在。门前的台阶上落满了枯叶，显然很久没人打扫了。

　　他心里一紧，快步上前敲门。敲了很久，门才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苍老而警惕的脸——是吴妈。

　　“吴妈，是我，文轩。”沈文轩急忙说。

　　吴妈愣了一下，仔细看了看他，眼睛一下子红了：“少爷？真是少爷？你……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看父亲。吴妈，我父亲怎么样？我母亲呢？”

　　吴妈打开门，把他拉进去，又赶紧关上门，压低声音：“少爷，你……你怎么敢回来？太太不是写信让你别回来吗？”

　　“父亲病重，我必须回来。”沈文轩走进院子，看到院子里一片狼藉——花圃里的花都枯死了，假山倒了半边，石凳东倒西歪，地上有碎玻璃，有烧过的纸灰。这里显然经历过一场劫难。

　　“老爷……老爷在医院，太太在陪着。”吴妈抹着眼泪。

　　沈文轩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快步走进客厅，看到里面空荡荡的，家具都没了，墙上挂画的地方留下方形的印子，地上有搬动重物留下的划痕。只有墙角还摆着一张破旧的沙发，那是从前放在储藏室里的，不值钱，所以才没被拿走。

　　“少爷，你先坐，我去给你倒水。”吴妈说。

　　“不用，吴妈，你告诉我，我父亲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去看他。”

　　“在华山医院，但……但少爷，你可能进不去。”吴妈的声音带着哭腔，“老爷是……是被监管的病人，有专人看着，不让探视。太太也是求了很久，才被允许每天去送一次饭，但只能待十分钟，不能说话，不能接触。”

　　沈文轩的心沉到谷底。他想到父亲的情况可能不好，但没想到这么糟。监管，看守，不许探视——这不是治病，这是囚禁。

　　“吴妈，我母亲什么时候回来？”

　　“太太每天下午五点去医院送饭，七点回来。这会儿……应该快回来了。”

　　正说着，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门开了，一个瘦弱的身影走进来——是母亲。

　　半年不见，母亲老了十岁不止。原本乌黑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有了深深的皱纹，眼窝深陷，眼神空洞。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肘部打着补丁，手里提着一个空饭盒。

　　“妈……”沈文轩声音哽咽。

　　母亲抬起头，看到沈文轩，愣住了，手里的饭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她睁大眼睛，看了他很久，仿佛在确认是不是幻觉，然后猛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他，放声大哭。

　　“文轩……文轩……你怎么回来了？谁让你回来的？啊？谁让你回来的？”她又哭又喊，拳头捶打着他的背，很轻，很无力。

　　“妈，我回来看父亲，看您。”沈文轩也哭了，紧紧抱着母亲瘦弱的身体，“您别担心，我请了假，手续都齐全，没事的。”

　　“没事？怎么可能没事？”母亲推开他，泪流满面，“现在是什么时候？你父亲是什么情况？你回来，不是添乱吗？万一……万一被那些人知道了，把你扣下怎么办？把你和你父亲关一起怎么办？啊？”

　　“妈，您别急，我有通行证，是正规手续。”沈文轩从怀里掏出通行证，递给母亲看，“您看，三个章，都齐全。我就是回来看看父亲，看看您，看完我就走，不惹事。”

　　母亲接过通行证，仔细看了又看，这才稍微平静下来，但眼泪还是止不住：“文轩，你……你瘦了，黑了，但……但结实了。在陕北，受苦了吧？”

　　“不苦，妈，我在那儿很好。”沈文轩扶着母亲在破沙发上坐下，“乡亲们对我很好，我有工作，有朋友，有……有牵挂的人。我过得很好，您别担心。”

　　母亲看着他，眼神复杂，有心疼，有欣慰，也有深深的担忧：“文轩，你长大了，真的长大了。以前你在家，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现在……现在看着像个男子汉了。”

　　“妈，父亲到底怎么样？您跟我说实话。”

　　母亲沉默了，眼泪又涌了出来。她捂着脸，肩膀剧烈颤抖，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缓缓说：“你父亲……是心肌梗塞，很严重。送医院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抢救过来了，但心脏功能很差，需要做手术，但医院不敢做，说要等上面批准。现在就是用药维持着，但那种进口药，很难弄，很贵。家里的钱，都被抄走了，我……我把能卖的都卖了，但还是不够……”

　　“妈，我带了钱。”沈文轩从怀里掏出那些钱，放在母亲手里，“这是石峁村的乡亲们凑的，是知青们凑的，虽然不多，但能应急。药的事，我再想办法。”

　　母亲看着手里那叠皱巴巴的钱，看着那些毛票，那些粮票，眼泪又掉下来：“文轩，这些……这些是……”

　　“这是枣花娘攒了多年的钱，是她准备给女儿做新衣、给儿子交学费的钱。这是石红英攒的粮票，是她舍不得吃攒下的。这是王大勇、林晓梅、陈建国、李卫东……那些知青们凑的，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沈文轩一件一件地说，每说一样，心里就疼一下，“妈，您看，有这么多人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有朋友，有亲人，在陕北，在上海，都有。”

　　母亲哭得说不出话，只是紧紧攥着那些钱，仿佛攥着最后的希望，最后的温暖。

　　“妈，我想去看父亲，您带我去。”沈文轩说。

　　母亲摇头：“不行，你去不了。医院有专人看着，不会让你进的。”

　　“我一定要去。”沈文轩很坚持，“哪怕远远看一眼，哪怕递上一杯水，我也要去。我是他儿子，他病了，我回来了，我要让他知道，他的儿子来了，没有忘记他，没有抛弃他。”

　　母亲看着他坚定的眼神，知道拗不过他，叹了口气：“那……那我明天带你去试试。但你要答应我，如果进不去，就回来，别硬闯，别惹事。”

　　“我答应您。”

　　那一夜，沈文轩和母亲挤在那张破沙发上，盖着一条薄被，说了一夜的话。沈文轩讲他在陕北的生活，讲石峁村的人们，讲枣花，讲石红英，讲他教书的事，劳动的事，成长的事。母亲静静地听着，时而流泪，时而微笑，时而抚摸他的头，像小时候一样。

　　“那个石红英姑娘，是个好姑娘。”母亲轻声说，“等这一切过去了，带她来上海，妈想见见她。”

　　“嗯，一定。”沈文轩说。他心里想，等这一切过去了，他要带石红英来上海，也要带母亲去石峁村，看看那片土地，看看那里的人们，看看他选择的——归处。

　　天快亮时，母亲才睡着。沈文轩看着她憔悴的睡颜，心里充满了心疼和愧疚。这半年，母亲一个人承受了多少？父亲的病，家庭的变故，外界的压力，内心的恐惧……而她，一个从未经历过风雨的柔弱女子，硬是扛下来了，没有垮，没有倒。

　　这就是母亲。平时看着柔弱，真遇到事儿，比谁都坚强。因为要保护孩子，保护家，没得选。

　　沈文轩想起石红英的话。是的，女人都这样。母亲是这样，石红英是这样，枣花娘是这样，天下所有的母亲，可能都是这样。

　　他轻轻起身，给母亲盖好被子，走到窗边。天蒙蒙亮了，上海的天空是灰白色的，有鸽子飞过，留下悠长的哨音。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的铛铛声，这座城市正在醒来，开始新的一天。

　　而这一天，对他，对他的家庭，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天。

　　他要去看父亲，要告诉父亲他在陕北的一切，要告诉父亲他长大了，能担事了，有方向了。他要让父亲放心，让父亲知道，无论沈家遭遇什么，无论前路多么艰难，沈家的根没有断，沈家的精神没有倒，沈家的希望——还在。

　　他握紧了拳头，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坚定和勇气。

　　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为了石红英，为了石峁村的乡亲们，也为了他自己，他必须坚强，必须勇敢，必须——好好地走下去。

　　无论前路如何，无论命运如何，他都会走下去。

　　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归途。

　　窗外，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照进这个破碎但依然有温度的家。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