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惊蛰。
赵秦村趴在沙河南岸的台地上，土坯房一间挨一间，灰黄一片，从东塬绵延到西塬。村口老槐树虬枝盘结，像个守着渡口的老头子——它守了很多年了，久到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它是哪朝哪代的树。
秦守拙站在老槐树下，手里提着一刀黄表纸。
是个傍晚。西边的天烧成铁锈色，生产队收工不久，家家户户灶房里冒出柴烟，整个村子弥漫着烧麦秸的焦甜味。秦守拙的脚步不快，但稳当，六十八岁的人了，脊背还挺得跟门板一样直。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褂子，袖口磨毛了边，布鞋底子沾着地里的湿泥。
“守拙爷——”
有人喊他。村道边蹲着几个端碗吃晚饭的汉子，看见他手里的黄表纸，都愣了一愣。村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黄表纸只有三件事用——祭祖、谢土、送亡。
秦守拙没停步，偏过头回了一句：“老大屋里的要生了。”
他说的是大儿子秦建国的媳妇赵秀莲。
几个汉子交换了一个眼神。老赵家的女儿嫁到老秦家，第十二个年头了。头两胎都没站住，后来好歹养住了一个男娃，取名临河，已经四岁了，瘦得像根豆芽菜，手腕细得能看见青筋。这又怀上一胎，赵秀莲的肚子从入冬时就大起来，算日子该在立春前后落地的，却一直拖到了惊蛰。
“惊蛰生，雷惊土动，这娃将来怕是动静大。”一个汉子嚼着馍说。
秦守拙已经走远了。
他推开自家的院门。夯土地面扫得干干净净，院角堆着农具和麦秸垛。灶房亮着灯，赵秀莲的娘家大嫂正蹲在灶前烧水，火舌舔着锅底，水汽从锅盖缝里一股一股地往外蹿。堂屋里，秦建国蹲在门槛上，两只手夹在膝盖间，指节捏得发白。
秦守拙一眼就看见大孙子秦临河缩在堂屋角落的小板凳上，两只手托着下巴，眼皮耷拉着，困得脑袋一点一点往下栽，又硬撑着不肯睡。四岁的娃娃还不懂什么叫“生”，只知道天黑了母亲在里屋叫唤，父亲蹲在门槛上一言不发，整个院子里的气氛跟平常不一样。
“爹。”秦建国站起来，嗓子眼发紧。
秦守拙“嗯”了一声，把黄表纸放在堂屋的条桌上，问：“进去多久了？”
“下半晌就发动了，接生婆来了有一个时辰。”
秦守拙点点头，在堂屋正中的方凳上坐下来。墙上挂着一幅发黄的中堂画，画的是一条大河，河边几户人家。画两侧对联纸色灰褐，字还能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里屋传来赵秀莲压抑的闷哼。秦建国的肩膀随着那声音一抖，站起来要走动，又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像一头被拴住的牛。秦临河从板凳上跳下来，跑到父亲腿边抱住他的膝盖，小声叫了一句“爸”。秦建国低头看了他一眼，把手放在他头顶上，没说话。
“坐下。”秦守拙说。
秦建国没坐。
秦守拙没有再说话。他这辈子经历过太多这样的夜晚了：自己五个孩子出生，他都在门外等着；更早些年，他蹲在同一个院子里等自己弟弟妹妹出生——那时候他爹还活着，也是这么稳稳当当地坐在堂屋里，手里攥着一把黄表纸。
接生婆掀开门帘探出头来，额上全是汗：“见红了，快了。”
秦守拙站起来，拿起黄表纸走到院子里。
暮色落尽了。院墙外头那棵老榆树的枝杈交织成网，网住了几颗刚冒出来的星。沙河方向传来隐隐的水声，夜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初春泥土翻浆的潮味。
他蹲在院墙根下，划了一根火柴。
火苗在风里晃了晃，舔上黄表纸的边缘。纸烧起来，薄薄的灰烬打着旋儿飘起来，像一群灰色的蛾子。秦守拙盯着火，嘴唇翕动着，不出声。他在念谢土经——这还是他爷爷教他的，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家里添丁，要谢土地爷。人从土里来，吃土里长的粮，死了还要回土里去。土养人，人也得敬土。
纸烧尽了。最后一星火光在他浑浊的眼睛里闪了一下，被风吹灭。
里屋突然传出一声啼哭。
那哭声明亮、急促，像一把刚开刃的刀，划破了赵秦村这个普通的惊蛰之夜。
秦建国冲进屋里又冲出来，话都说不利索了：“爹、爹——是个小子！母子平安！”
秦临河被父亲的嗓门吓了一跳，站在门槛里面，两只手扒着门框，探出半个脑袋往院子里看。他看见爷爷蹲在院墙根下，面前是一摊黑色的纸灰。他看见父亲在院子里转了两圈，然后蹲下身，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哭。
秦守拙站起来，膝盖骨咯吱响了一声。他把手上的纸灰在裤腿上蹭了蹭，往堂屋里走。走到门口，低头看见了扒着门框的大孙子。
“爷，”秦临河仰着脸问，“我妈咋了？”
“给你生了个弟弟。”秦守拙说完，大手在他头顶上按了一下，进了里屋。
煤油灯把屋子照得昏黄。赵秀莲躺在炕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角，脸白得像一张纸，但眼睛是亮的，嘴角挂着一丝疲惫的笑。接生婆正用温水给婴儿擦身子，那团粉红色的肉还在哇哇地哭，哭得浑身发红。
“爹。”赵秀莲的声音很轻，“您看看。”
秦守拙走近了，就着煤油灯的光看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小东西攥着拳头，眼睛还没睁开，哭累了，嘴巴一张一合。他伸出一根粗糙的指头，轻轻碰了碰那只小拳头。小东西的手指张开了一瞬，又攥紧了。
“嗓门大。”秦守拙说。这就是他夸人了。
接生婆把擦干净的婴儿用一块旧棉布裹好，递到赵秀莲怀里。婴儿一挨着母亲的胸口就不哭了，小嘴本能地拱来拱去。赵秀莲低头看着他，用手指轻轻描过他的额头、鼻梁、下巴，像是在确认每一个地方都好好地长着。
“都齐全吧？”秦守拙问接生婆。
“齐全齐全，白白胖胖的，好着呢。”
“那行。”秦守拙转过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赵秀莲一眼，“秀莲，受累了。”
赵秀莲摇摇头，笑着，眼泪顺着眼角淌进发丝里。
院子里，秦临河已经从门框后面跑出来了。他蹲在爷爷刚才烧纸的地方，用一根树枝拨拉那些纸灰。秦建国把他拎起来，拍了拍他裤子上的土。
“爸，”秦临河问，“弟弟在哪儿？”
“屋里。”秦建国牵着他的手进了里屋。秦临河趴在炕沿上，伸长脖子看那个裹在棉布里的东西。他看了半天，皱起眉头。
“他好丑。”他非常认真地宣布。
赵秀莲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得伤口都疼了，一边笑一边吸气。秦建国在儿子后脑勺上拍了一下：“你生出来比他还丑。”秦临河不信，歪着脑袋又看了一会儿，伸出食指想戳婴儿的脸，被赵秀莲一把攥住了手腕。
“只能看，不能动。”她说。
“那他叫啥？”
秦建国愣了一下。他给孩子取了大名，还没想过小名。乡下习惯，小名得等谢土那天由长辈定。
“大名你爸给取好了。”赵秀莲说，“叫临塬。”
“临河，临塬。”秦临河把这四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觉得很满意，“那我以后带他玩。”
这天夜里，秦守拙在东塬的麦田边上站了很久。
沙河在他脚下不远处流淌，黑黢黢的河面上偶尔闪出一点磷光。对岸是西塬赵家的地界，零星几点灯火。再远些，是那条砂石公路——后来才叫133国道——夜里几乎没有车，只有路边的杨树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他掏出烟袋锅，装了烟叶，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1979年。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咂摸这个年份。去年年底，上头开了会，说要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传到村里，大伙儿听了也听不太懂，只觉得风在变。前些年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二小子秦卫东偷偷骑车去许昌贩布，差点被扣起来。如今风声似乎松动了些。
但秦守拙不信“风”。他信土。他一辈子见过太多风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每一阵风来的时候都刮得人站不稳，可风过去了，留下来的还是这片土，还是这条沙河，还是这棵老槐树。
他想起了自己手抄的那本《赵秦村土俗记》。那册子上记着村中古垒的方位、水井的深浅、族谱的支脉、四时节气。他写那本册子的时候，就想着总有一天要传下去。传给谁？他那时候还没想好。
现在，今晚，秦家又多了一个男丁。
“秦临塬。”
他自言自语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塬，就是脚下这片黄土地。临塬，就是挨着这片土地过活。大孙子叫临河，二孙子叫临塬，一条河，一座塬，都在这沙河南岸。他忽然觉得大儿子秦建国虽然嘴笨，取名字倒是取了点意思出来。
秦守拙抽完最后一口烟，磕掉烟灰，转身往回走。
村道上已经没有人了。家家户户都熄了灯，整个赵秦村沉在沙河的水声里，安静得像一头伏在平原上的老牛。只有秦守拙家的东屋里还亮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赵秀莲在给新生儿喂第一口奶。西屋里，秦临河已经睡熟了，四仰八叉地躺在炕上，一条腿搭在被子上，梦里还在嘟囔。
秦守拙走进自己的西屋，从床头的木箱里翻出那本手抄的小册子。
他打开第一页，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着：
“赵秦村者，沙河南岸古村也。秦赵二姓自明中叶迁此，迄今四百余年。村分二塬，东秦西赵，中有寨壕为界。村口有古槐一株，不知何代所植。渡口有碑，洪武二十三年立，文曰‘船不取资，千秋永济’……”
他把册子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还是空白的。
他磨了墨，提起笔，在最后一页的顶端写了一行字：
“己未年二月初八，惊蛰。次孙临塬生。”
写完之后他搁下笔，把册子合上，放回木箱里。
窗外，沙河的水声不疾不徐地流淌着，流过古渡口，流过老槐树，流过东塬和西塬，流进1979年的春天。
秦守拙熄了灯。
整个赵秦村都睡熟了。只有老槐树上的夜鸟偶尔叫一声，叫完又沉入无边的寂静里。在这片寂静中，那个刚刚被命名为“秦临塬”的婴儿安稳地睡在母亲怀里，还什么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千里之外正在发生什么。
不知道这一年，有一个叫“深圳”的地方被画了一个圈。
不知道这一年，有一个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批示。
不知道这一年，有一粒种子落进了这片古老的土地，它将在往后的四十七年里生根发芽、恣意生长，把这千年古村搅得天翻地覆，又把天翻地覆的人与事一一收束进泥土里。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四个字。他想认，认不全。后来有人牵着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
“千——秋——永——济。”
他在梦里跟着念了一遍，字音在风里散了，像一片片燃烧的黄表纸灰，飘向沙河上空，飘向四十七年后的那个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