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

　　李愚说完后，刘备沉默了许久，才声音沙哑地问道：“文拙如何知晓此等秘闻？”

　　李愚面不改色道：“我在洛阳任博士时，曾遍观石渠、白虎之书。”

　　“蔡邕叔父蔡质，孝灵皇帝时任卫尉，撰有《汉官典仪》，其中便记载了此事，后因不明事而下狱论死。”

　　“此外，窦氏覆灭、郭举伏诛后，侍中由是复出外，内廷宦官势力壮大，又因宦官郑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中常侍顾问应对之职权和诸黄门宿卫执掌禁军的权力也得到加强。”

　　“于是中官始盛焉。”

　　刘备怒极而笑：“好啊，好啊，某本以为以董卓之狼戾贼忍、暴虐不仁，当是前所未有之事。”

　　“没想到淫秽后宫、谋杀皇帝这种事，本朝竟已有前车之鉴。”

　　最后，刘备红着眼睛看向李愚：“文拙，本朝历任执政天子皆不长命，是否也另有隐情？”

　　李愚沉默，堂上众人噤声不敢言，就连素来不拘小节、不理威仪的简雍此时也不敢声张。

　　黄平先是默然，光武享年62岁，明帝在位十八年，去世时年48岁，章帝崩于33岁、和帝崩于27岁、安帝崩于32岁、顺帝崩于30岁、桓帝崩于36岁、灵帝崩于34岁。

　　虽然过于阴谋论不好，但是章帝少宽容，无隐疾，也未曾大肆扩充后宫，不是荒淫好色之君，元和四年（也是章和元年）八月到十月还在南巡，章和二年正月，接见济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未见不豫（即身体不好的记载），二月就崩于章德前殿。

　　而之后几位亲政的皇帝中，惟有桓帝素有荒淫之名，灵帝也是后期才开始纵情享乐，且桓灵之际还是皇权和世家豪强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但是这二位竟是章帝之后寿命最长的。

　　不过这些猜测，黄平也不好继续说给刘备，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有些危险。

　　黄平倒不是害怕刘备迁怒自己，而是担心以刘备未来谥号为‘昭烈’的性情，若是陷入人心的阴暗走不出来，走向极端，那可就完蛋了。

　　如今虽然已经是王朝末期，但是东汉末年，除了世家豪强以及依附于皇权的外戚、宦官，根本没有其他政治势力登场的余地。

　　从之后的发展来看，世家已经来到了顶点，下一步就是向门阀蜕变，直至自毁或被毁演变为士绅。

　　可是如果在新的阶级还没有孕育出来的情况下，直接追求将本就十分强大的旧有阶级秩序全部毁灭，不但代价会超乎想象的大，而且还是在帮他们续命，其日后必定会卷土重来。

　　尤其是现在，时机还比较充裕，也没有什么严峻的外部环境，可以不必那么激进。

　　虽然最后也大概率也会迎来一遭暴烈的洗礼，但是起码前期的牺牲也会小很多。

　　所以在黄平看来，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先纠正过度失衡的天下四民。

　　不过，历史已经证明，世家豪强哪怕坐视天下板荡，也不会放弃手中的利益，哪怕丈量田亩都不许，所以必须用暴力来强行矫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打击分化世家，并对他们的声望进行打击。

　　而能矫正天下的暴力，主导之人若无大勇气，便无法扛着压力坚持下去，然后就会走向妥协，最后就连最低目标都无法完成。

　　前如董卓，后如黄巢，占据优势时想和世家媾和，但是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起初忌惮你手中的刀子，不敢明面上表达反对，但是转过身就把你卖了。

　　后面虽然也报仇雪恨了，但是也失去了矫正天下的时机。

　　除此之外，主导这股暴力之人，必须要有仁德之心，才能将其引向建设。

　　手握利器，杀心自起。

　　掌握这种暴力的人，若没有仁德之念，没有“坚刚不可夺其志，万念不能乱其心”的坚定，便只能带来毁灭，而没有重建。

　　比如，因为有王忠嗣、高仙芝、黄巢等人的前车之鉴，五代十国掌权的武夫们便不再相信仁义道德，也不再想着妥协，只认手中刀兵，后来甚至发展到士大夫想当官必须先自宫，想拒绝逃跑还要被治罪通缉。

　　近百年的五代十国乱世，时代舆论将其归结于‘武夫当国’，遂有后来的重文抑武。

　　但是那些肉食者却从来没想过，若不是他们的前辈为了苦一苦百姓，担了太多次骂名，甚至仗着位高权重，长年克扣厮杀汉的军饷、赏赐，甚至干脆不发，将原有的赏罚体系和朝廷威望败坏殆尽了，何至于有所谓的‘武夫当国’之祸？

　　就如最著名的魏博牙兵，在形成废立节度使的传统之前，先后经历了‘首任节度使田承嗣之孙藩帅田季安暴死，其妻立幼子，大权落入家僮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处事不公引发三军愤怒，遂拥立田承嗣的堂侄田弘正为留后’、‘田弘正选择归顺朝廷，放弃割据，调任成德军节度使后却遇害’、“田弘正之子田布接任魏博节度使，率军讨伐王廷凑时，大雪粮草不济，军不得进，田布被牙将史宪诚逼死”、“史宪诚离任前，准备将府库中的钱粮全部带走，军心大怒，牙军杀史宪诚，拥立何进滔”等事情。

　　之后魏博牙兵就形成了废立节度使来确保自己赏赐、军饷不失的惯例。

　　而肉食者的后辈们也不遑多让。

　　宋时出征前要给士兵发赏钱，为何？因为平时的军饷基本都被克扣了，到了要拼命时，再不发钱，人家就敢当场投敌；明末不也有‘明军不满饷，满响不可敌’的说法吗？

　　蒙元满清能入主中原不是因为野蛮能战胜文明，纯粹是人家初期的赏罚制度优于中原当政的虫豸，更能得人死力。

　　虽然后期烂得也快。

　　就连红军，虽然又穷又土，但是士兵的待遇却是全国军阀中最好的。

　　当然这些都无法宣之于口，同时，为了避免正值英年的刘备因为这些无有实据且血腥黑暗的阴谋论，陷入没有尽头的猜疑链中，黄平不得不站出来，厉声呵斥道：“玄德公，何至于此！”

　　这声厉喝如同惊雷，打破了堂上寂静压抑的氛围，也打断了刘备愈发高涨的怒气。

　　刘备略显茫然地看向黄平。

　　黄平继续怒喝：“《尚书》言‘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左传》亦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怎可因区区臆测，便大失方寸、自乱阵脚？”

　　“玄德公若放任恶念滋长，还如何在此危难之际匡扶汉室，又如何在群雄环伺之下，凝聚人心，统御四方，进而完成扫平天下、清算不法世家的伟业？”

　　最后，看着逐渐冷静下来的刘备，黄平的声音也轻柔起来：“亦或者，玄德公连尊师卢公这类人的忠义节操都不相信了吗？”

　　刘备沉默良久，而后突然自嘲道：“我竟然险些心智蒙尘。”

　　李愚闻言作揖躬身请罪。

　　“文拙起来吧，此事不怪你。”刘备摆摆手，“是备的德行和修养还不够啊，竟然为区区言语所动。”

　　“多谢安世为我解开心中迷藏，避免铸下大错。”

　　说着，刘备躬身对黄平行了一个大礼。

　　黄平先是坦然受之，然后又回礼道：“玄德公先前状态，我亦曾经历过。”

　　“因世道黑暗而激愤于当世，只是最后却人嫌狗厌，还事业未成，以至于事到临头却无有应对之法，只能无能狂怒。”

　　“今幸赖玄德公信任，才有我施展之地。”

　　当愤青遇到现实，往往以惨烈收场。

　　不过现在，黄平给刘备出谋划策，刘备帮黄平实现心中的抱负，二人相互扶持，砥砺前行，自能有一番成就。

　　刘备虽然怒火暂消，但是却又有了新的疑惑，只见他迟疑道：“安世，历代先帝都如此短寿，是不是苍天真的不再庇佑汉室了？”

　　黄平劝慰道：“自孝章皇帝始，天灾频繁，历任先帝不论贤庸，必会为之伤神。”

　　“神藏则情志和，神动则情志应。所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气机不畅则损伤脏腑。”

　　“历任先帝或许是压力太大，以致长期心中郁郁之下，脏腑大损，所以才纷纷早亡。”

　　见刘备仍旧默然，黄平不得不再次开始长篇大论：“自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以来，儒生便将天灾视为皇帝失德的象征。”

　　“此大谬也。”

　　“儒家先贤荀子早有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孝武皇帝为了统合力量打击匈奴，选择了提倡‘大复仇’思想的儒家公羊学派以及宣扬‘大一统’的董仲舒。”

　　“其后，董仲舒又趁机提出了‘天人感应’以求戒惧皇帝，使之自敛。这一法有利有弊，但为武帝所厌恶，所以武帝虽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是却先后将董仲舒安排到江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那里当国相，期间更是差点身死。”

　　“不过孝武皇帝执政末期，此说已经广为流传，且因武帝穷兵黩武，天下疲敝异常。孝武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诏来平息民愤，此举进一步助长了‘天人感应’之说的流传。”

　　“其后的儒生为了追求儒家‘复三代之治’的理想，将公羊学派的另一个思想‘天子一爵’与‘天人感应’结合，认为灾异是上天对君主失德的谴责，进一步提出了禅让，便有了‘灾异禅让’之说。”

　　“前汉自武帝以后，论灾异与禅让的风气开始慢慢盛行。昭帝之时，武帝末年积弊还未恢复，有儒生眭弘上奏请昭帝禅位。时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秉政，甚恶之，就把眭弘的奏书交给廷尉，并上奏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判处死刑。”

　　说到这里黄平停了一下，看向刘备，再次开解道：“商有伊尹，周有周公，前汉有霍光，今也有卢公等忠节之人，玄德公切不可迷于人心之暗。”

　　荀子之学，在西汉时就已经不是主流了，东汉时更是“异端”，鲜有流传，年少时不喜读书的刘备自然没接触过荀子。

　　所以初闻荀子高论，刘备便为之震撼，继而再闻‘天人感应’之发展，便从阴影中走出来了。

　　如今闻黄平之言心中愈发动容，刘备拱手郑重道：“多谢安世关切，某一路走来，虽然坎坷，但是也多有义士相助，更兼云长、翼德不离不弃，宪和也随我奔走周旋各方。”

　　“高唐亡命后，伯圭兄施以援手，子龙、国让尽心尽力，后来安世带着张君等人前来襄助于备，为备谋定划策，使备之名扬于天子阶前，更有文拙千里来投，梳理政务兵事。”

　　“诸位拳拳之意，或托身，或寄志，备怎会因些许奸邪而负诸位，负天下？”

　　黄平欣慰，继而与众人一起拱手道：“必随玄德公扫平天下，清除奸邪。”

　　刘备心结解开后，又好奇问道：“安世，眭弘之后呢？”

　　于是，黄平便继续说道：“除了眭弘，宣帝之时，盖宽饶指责宣帝重用文法吏，不行儒术，又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暗示孝宣皇帝应让位给贤者。”

　　“宣帝罢免盖宽饶的官职，盖宽饶在宫前北楼下用佩刀自杀。”

　　“孝元皇帝为太子时，劝宣帝多用儒生，宣帝作色：‘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然而念及故剑情深，宣帝终未废元帝。”

　　黄平感慨道：“元帝即位后果然大力推行纯儒政治，重用儒生，弱化法治。

　　此后汉帝权威日衰，豪强地主兼并之风盛行，加之天灾不断，汉哀帝之时听从方士儒生之言进行改元。

　　然荀子早言，天下大事，‘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区区改元除了寄予期望，还有何益哉？”

　　“此举不仅没能改变前汉日益衰败的国政，还让灾异、禅让等观念进一步发展传播，反而为王莽篡汉提供了舆论条件。”

　　刘备面色沉重，儒家既然在前汉时就已经不堪重用，后汉又为何会用来治国？

　　刘备看向陷入长考的黄平，静静等待着。

　　黄平斟酌了许久，才继续说道：“儒家虽然已经不能承天下之重，安邦定国，但是其仍负天下之望，尤其是各地世家豪强。”

　　“前汉盐铁之论，各地豪强大户的代表贤良文学，以‘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等理由，反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

　　贤良文学由民富推导到“义礼立”，着实冠冕堂皇，至于‘民’是豪民还是百姓就模糊处理了。

　　可是正如桑弘羊大夫所言，盐铁买卖是‘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盐铁买卖若是下放地方，有能力且有机会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人群只有富裕的地方豪族。

　　地方豪族因盐铁之利而壮大崛起，必然会导致了土地兼并加剧，最终也会导致朝廷财赋收入的减少。而朝廷若是想维持财政，就只能加重对平民的剥削，更不要说壮大的地方豪族也会进一步侵夺地方。

　　这两个结果都与书中所谓‘贤良文学’的愿景背道而驰。

　　所以下放盐铁专营权并不能实现富国富民，只能平息一部分‘民怨’。

　　因为盐铁专营确实会带来吏治贪腐，这是桑弘羊等崇法士大夫难以阻止的。

　　可是不论儒法，都难以阻止吏治的腐败，只不过儒家可以假装看不到或者推脱到德治上，获得大义名分，然后裱糊出一个安稳的局面，直至一切都无法维持。

　　加上武帝穷兵黩武，大汉积弊已深，急需休养生息。

　　所以最后，朝廷便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各地‘贤良文学’的建议，废除了酒类专卖与关中地区的铁专卖，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盐铁专卖政策。”

　　“此后，虽然宣帝仍旧不喜儒生，但儒家仍在地方壮大，并进一步和地方豪族结合。”

　　“王莽以‘灾异禅让’之说为根据篡汉，因其推行的改革盲目崇古，加上天灾不断，以至于天下皆反。

　　光武遂起兵，期间河北、南阳等地方豪族出力良多，所以天下重新平定后，光武不但没有恢复前汉的陵邑制度，同时还将盐铁下放至郡国，由官营变为征税。”

　　“最后只是花大力气完成了天下田亩的丈量。”

　　“而彼时儒家根基已深，光武少时读太学，尚且学儒，治《尚书》，更不要说其他地方豪族了。”

　　“所以今人多将王莽之祸归罪其个人野心，言其‘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并未波及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