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风是有牙的。

　　从黄土高原上刮下来，顺着沟壑往下钻，把人脸上的皮子刮得发紧，嘴唇裂了口子，舔一下，带着铁锈味。

　　陈建国站在村口的土坡上，手里攥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鼓鼓囊囊，装着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双母亲纳的布鞋，还有父亲塞进去的三百块钱——那是家里攒了大半年的，票子皱皱巴巴，有几张还带着汗碱的痕迹。

　　他没有回头。

　　不是不想，是怕回头。

　　身后那几孔窑洞，土墙上的白灰已经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黄褐色的土坯。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冬天里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一个人张开了手，不知道是在挽留，还是在送别。

　　他二十二岁，初中毕业，在村里种了三年地。

　　三年，他没有一天觉得这辈子就该这样过下去。

　　但他也没有底气说，自己能过出个什么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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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

　　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建国没有回头，他知道是谁。

　　杏花从土坡下跑上来，辫子一甩一甩的，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跑的。她停在建国面前，喘着气，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他手里。

　　是一双鞋垫。

　　“我娘教我纳的。“杏花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你走路多，垫着舒服。“

　　建国看着手里的鞋垫，针脚密密的，一针一针，纳得很用心。他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你……你啥时候回来？“杏花抬起头，眼睛亮亮的，看着他。

　　建国摇摇头：“不知道。“

　　杏花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她转过身，往坡下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建国记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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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坡下面，陈二狗已经等了一会儿了。他比建国大五岁，在县城混了两年，说话带了点城里人的腔调，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帮上沾着泥。

　　“走了？“他仰头问。

　　“走了。“建国应了一声，提着袋子走下坡。

　　两个人没有多说什么，顺着土路往镇上走。风从背后推着他们，黄土地上的枯草贴着地皮颤抖，远处的山梁子在晨雾里模模糊糊，像一幅没画完的画。

　　建国走了大约二十步，还是忍不住回了一次头。

　　窑洞前，母亲站在那里，围着一条蓝布围裙，手里还拿着那双没缝完的袜子。她没有喊，也没有挥手，就那么站着，看着他。

　　杏花也站在那里，站在老枣树下，身影小小的，像一片叶子。

　　他把视线移开了。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说不出话，也咽不下去。

　　他加快了脚步，跟上陈二狗，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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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上的班车是早上七点发车，一辆破旧的东风大客，车身上的漆皮脱落了好几块，车厢里坐满了人，还有几个站着的，抱着大包小包，说话声、咳嗽声、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夹着柴油味和汗味，呛得人眼睛发酸。

　　建国挤进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窗玻璃是脏的，外面的世界透过那层污迹看过去，有些模糊。

　　班车发动了，突突突地喘着气，慢慢驶出镇子。

　　建国把脸贴近玻璃，看着镇子渐渐缩小，变成一个灰色的轮廓，最后消失在土路的尽头。

　　他想起了杏花。

　　想起了她塞给他鞋垫时，手心里的温度。

　　想起了她问“你啥时候回来“时，眼睛里的光。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也许一年，也许三年，也许……更久。

　　他把鞋垫从袋子里拿出来，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车窗外，黄土高原的冬天一望无际，沟壑纵横，枯黄的颜色铺满了所有能看见的地方。偶尔有一棵树，光秃秃地立在山坡上，孤零零的，像是被这片土地遗忘了。

　　他想起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说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说这片土地养育了无数的人。

　　他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大，很远，跟他没什么关系。

　　现在他坐在这辆破班车上，看着这片土地，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热爱，也不是厌倦，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血脉里的什么东西在隐隐作响，让他觉得，不管走多远，这片土地都会跟着他。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负担。

　　但他知道，他现在要做的，是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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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车在一个急弯处猛地颠了一下，车厢里的人东倒西歪，有人骂了一句，有人笑了。

　　建国抓住前面座椅的靠背，稳住了身子。

　　他旁边坐着一个老汉，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怀里抱着一个装鸡蛋的篮子，鸡蛋用稻草垫着，颠了这一下，他赶紧低头检查，嘴里念叨着：“没事没事，没碎……“

　　建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窗外，黄土高原的冬天还是那样，一成不变地黄，一成不变地荒凉。

　　建国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双鞋垫。

　　针脚密密的，像是谁的心事。

　　他想，到了县城，先把活儿干好。

　　先把活儿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