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终有归墟，无关钟鼎玉帛，亦无关箪食瓢饮，正如《古诗十九首》所叹“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纵是王侯将相、布衣黔首，皆逃不过“生必有死，死必归土”的定数。生时，或如墨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苍生立命、躬身践责；或似石崇“金谷园宴乐”，为声色犬马、虚掷光阴，然至生命尽头，皆为时光淘洗后的尘芥——死亡以无声之力，如庄子所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将所有鲜活奔涌的动态人生，凝练成一曲静默的休止符，再无波澜。

　　华夏大地，死亡素来是讳莫如深的议题，《礼记・曲礼》有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古礼森严，直白言“死”，总显得粗疏浅陋，失了几分分寸与敬畏。于是，国人于言语间巧作避讳，攒下万千代称：今时之青年，厌弃那份沉郁，便以“挂了”“OVER”等戏语避之，少了古礼的桎梏，多了几分疏朗，恰如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之外”的随性，不困于生死之悲。

　　“死了”二字，倒似《世说新语》中阮籍“口不臧否人物”的淡然，无褒无贬，不事渲染，恰如民间俗语的质朴，与官语中“去世”的庄重，恰成呼应，一俗一雅，皆是国人对生死的温柔避讳。

　　而“牺牲”二字，从来都带着千钧重量，古有屈原“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绝唱，亦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英雄之死，从非落幕，而是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般，以精神为炬，照见“永垂不朽”的真谛——并非所有英雄皆需赴死，若能善终，便称“逝世”，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一生躬行正道，落幕时亦得一份安宁体面。

　　至于“嗝屁”“仆街”之类，虽不知其源起何方，却藏着市井烟火的鲜活，恰如《东京梦华录》中所载市井百态，直白又鲜活。而天下之人，若与己有隙、积怨甚深者离世，便多了几分戏谑与蔑意，如《左传》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典故，当年庆父乱鲁，鲁国百姓苦了多年，等到庆父身死，举国称庆，那份解气的痛快，和如今的心情如出一辙。我老家那边，遇上这种情况，会带着点蔑意说一句“死球子了”，那话里裹着解气的痛快，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是市井里最直白的爱恨，不加掩饰。

　　说到底，我们的先辈对死亡向来存着一份敬畏。对逝者，总带着十足的郑重，于是攒出了那些温软的避讳说法：比如“驾鹤西游”，便来自周灵王太子晋驾鹤成仙的传说，人们用仙人远游的意象，来消解死亡的沉重；还有“撒手人寰”，说的是放下人间的牵绊从容离去，或是轻描淡写一句“去了”“老掉了”，把生离死别，说得轻缓又体面，恰如陶渊明所言“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把离别化作了归山的从容。

　　可到了当权者那里，连死亡的称呼，都被硬生生分了三六九等，规矩严得吓人。《礼记・曲礼》里早写得明明白白：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到了唐代，更是把这规矩写进了《唐律疏议》，三品以上大员之死称薨，五品以上称卒，六品以下才称死，等级的差别，连死亡都逃不过。要是搁在古代，我一个寻常人要是敢说自己死了是“驾崩”，那可是“大不敬”的十恶之罪，怕是要落个凌迟处死的下场，连族亲都要受牵连。

　　孔子曾言“丧，与其易也，宁戚”，葬礼最开始不过是处理遗体的仪式，演变到后来，反倒成了给活人撑场面的排场，成了后人撑脸面的工具，反倒丢了原本的哀戚，正如《荀子・礼论》所言“繁其礼而忘其本”，把本该追思的仪式，变成了炫耀的排场。

　　在我老家，不管逝者生前是功是过，大家对死亡有个独有的说法，叫“下场了”。我总觉得这词说得太妙了，贴切得不能再贴切，没有那些繁文缛节，直白又通透。

　　古来便有“人生如戏”的感叹，汤显祖写尽了戏文里的悲欢离合，才懂“人生大抵梨园场”，我们都是台上的演员：有人是聚光灯下的主角，有人是衬着戏文的配角，还有人只是跑个龙套的过客。可我们也都是台下的看客：有人正襟危坐品着戏，有人凑个热闹跟着哄，还有人在台下扔着鸡蛋捣乱。可时间一到，不管你是谁，都得下场了。占着台不走，反倒耽误了下一场的开锣。人人手里都攥着鲜花、鸡蛋和爆米花，该捧什么，该扔什么，全凭自己领会，恰如戏台上那句老话“万般皆是戏，到头终是空”。

　　这从来不是什么人为定下的规矩，正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这是刻在骨血里的自然法则，谁也改不了，生老病死，皆是自然，无人能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