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市档案馆在地下二层，照明用的是老式日光灯管，嗡嗡的电流声在空旷的阅览室里格外清晰。值夜班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管理员，姓吴，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时习惯性地把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怕吵醒架子上那些沉睡的档案。

　　“周老先生那几天几乎天天来。”吴管理员翻着来访记录本，“喏，从腊月二十二开始，连续来了四天，每次都待到闭馆。看的都是老材料，1966年的地方志，还有当年的报纸合订本。”

　　陈午递过去一根烟，吴管理员摆摆手，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一盒薄荷糖，含了一颗。“我印象挺深的，老人家年纪大了，走路要拄拐，但精神头很好。特别是看1966年端午节那篇报道时，还让我帮忙复印了一份。”

　　“他有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

　　吴管理员想了想：“有次他对着那张龙舟赛的照片看了很久，自言自语说了一句……‘都老了’。”她顿了顿，“还有一次，他问我馆里有没有1996年9月的《平江晚报》，我说那个得去市图书馆，我们这儿只存党报。他就‘哦’了一声，没再问。”

　　陈午心里一动：“他有没有借阅过其他年份的材料？比如1996年？”

　　“1996年……”吴管理员翻到后面几页，“有，腊月二十五那天，他调了1996年全年的《平江日报》。但只看了九月份那几本，很快就还回来了。”

　　“大概看了多久？”

　　“不到一个小时吧。我记得那天下午他来得晚，看了没多久就急匆匆走了，连老花镜都落桌上了，第二天又过来取。”

　　陈午记下这个细节。周明德在找1996年9月的东西，而录音带里的广播片段，日期正是1996年9月13日。

　　“他复印了哪些材料，能查吗？”

　　“得看财务那边的记录，复印要登记缴费的。”吴管理员打了个内线电话，等了片刻，报出一串编号。几分钟后，一个年轻工作人员送过来一张登记表。

　　陈午扫了一眼。周明德在四天里总共复印了十七页材料，其中十三页是1966年的内容：地方志里关于“平江机械厂”的沿革记载、1966年端午节龙舟赛的新闻报道、以及同年7月“苏联专家别洛夫同志追悼会”的简短讣告。剩下四页是1996年的：9月10日、12日、13日、15日的《平江日报》头版。

　　9月13日那天的报纸，头条新闻是《我市公安机关开展秋季治安整治》，右下角有个小豆腐块，标题是《警方呼吁市民提供失踪案线索》，内容与录音带里的广播几乎一致。

　　“这些复印件的原件还在吗？”陈午问。

　　“按规定，读者复印后我们要回收原件，统一保管。”吴管理员领着陈午走到里面的一排铁柜前，用钥匙打开其中一个抽屉。牛皮纸档案袋上标着“周明德复印记录（乙巳年腊月）”。

　　陈午戴上手套，抽出那叠复印件。纸张还带着油墨味，边缘整齐，但其中一页的右下角有轻微的折痕——是9月13日那篇失踪案报道。他把纸对着光，在折痕附近看到几处极淡的印子，像是水滴干涸后的痕迹。

　　“周老先生看这张时，是不是……”

　　“哭了。”吴管理员轻声说，“我看见了。他盯着那篇报道，眼泪掉下来，赶紧用袖子擦了。我还给他递了纸巾，他说‘没事，年纪大了，眼睛容易酸’。”

　　陈午盯着那篇报道。全文不到三百字，措辞谨慎，只说“近日连续发生数起失踪事件，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连失踪者人数都没提。唯一的细节是那句“现场均发现类似金属饰物”。

　　什么样的金属饰物？为什么是“类似”？报道语焉不详，像是刻意模糊了关键信息。

　　陈午拿出手机，对着报道拍了照，又翻到1966年端午节那页。集体照上，年轻的周明德站在第二排左三，戴眼镜，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白衬衫，笑容拘谨。他旁边是个高个青年，手搭在他肩上，脸正好被报纸的折痕挡住一半。

　　“这张照片，”陈午指着那个高个青年，“能看清是谁吗？”

　　吴管理员凑近看了看，摇头：“太模糊了。不过……”她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本更旧的大开本相册，“这是当年龙舟赛的纪念册，内部印的，应该更清楚。”

　　纪念册是手写油印的，纸张已经脆得不敢用力翻。吴管理员小心翼翼地翻到“平江机械厂青年突击队”那一页。照片比报纸上的清晰不少，下面还有手写的人名注释。

　　周明德旁边的高个青年，注释写着“沈牧，机械厂宣传科”。

　　照片上的沈牧浓眉大眼，笑得露出牙齿，一只手搭着周明德的肩，另一只手叉着腰，意气风发。他胸前别着一枚徽章，因为像素太低看不清图案，但轮廓——陈午心里一紧——那轮廓很像一匹马。

　　“这个沈牧，后来怎么样了？”陈午尽量让声音听起来随意。

　　吴管理员想了想：“不太清楚，我是七零后才调来档案馆的。不过……”她翻到纪念册最后一页，那里贴着几张后续活动的剪报。其中一张是1967年春节联欢会的合影，周明德还在，沈牧却不见了。

　　“好像调走了吧。”吴管理员说，“那个年代，人员流动也正常。”

　　陈午用手机拍下沈牧的照片。离开档案馆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孩子在放摔炮，“啪”的一声在空旷的街道上炸开回响。

　　他坐进车里，没有立刻发动，而是翻出林晓下午发来的消息。技术科对录音带的初步检测结果出来了：磁带确实是九十年代初的产品，但录音是近期录制的——磁粉的氧化程度和磨损痕迹与三十年的自然老化不符。更关键的是，录音机播放时，在背景噪音里分离出了极微弱的现代环境音：汽车鸣笛声，而且是近五年才在平江普及的某品牌电动汽车特有的提示音。

　　有人伪造了“三十年前”的录音。

　　而那张打印纸条，用的是最常见的惠普激光打印机，纸张是晨光牌复印纸，全市几千家文具店都有售。水印图案经过增强处理，勉强能看出是一匹扬蹄的马，下面有一行模糊的小字，技术科还在尝试还原。

　　陈午给林晓打电话：“1996年失踪案的卷宗找到了吗？”

　　“找到了，但有点问题。”林晓那边的背景音很嘈杂，像是在外面，“卷宗是封存的，调阅需要局长签字。但我翻了当年的案件登记簿，记录是六起失踪案，可卷宗目录上只有五份。少了一份。”

　　“少了谁的？”

　　“第六个失踪者，叫李秀兰，纺织厂女工，25岁。登记簿上有立案记录，但卷宗袋是空的。我问了档案室的老刘，他说这个案子当年有点特殊，材料可能被单独提走了。”

　　李秀兰。陈午想起录音带里广播的第一个名字。他挂掉电话，在手机里输入这个名字。户籍系统显示：李秀兰，女，生于1971年3月8日，1996年9月10日被报失踪，2006年由家属申请宣告死亡。父亲李建国，母亲王翠花，都已去世。婚姻状况空白。

　　但陈午注意到，在“关联人员”一栏，有一行小字：1998年5月，该户籍曾办理“子女投靠”手续，投靠人：陈午，关系：母子。

　　陈午盯着那行字，感到一阵眩晕。

　　李秀兰是他法律上的母亲。可他的母亲明明叫李秀兰，生于1950年，1995年因肺癌去世——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事实。父亲的葬礼上，亲戚们还说起母亲走得早，没享到福。

　　如果1996年失踪的李秀兰是他的“母亲”，那1995年去世的那个李秀兰是谁？

　　他的出生证明上，母亲一栏写着“李秀兰，1950年出生”。父亲陈建国从未提过任何矛盾。是户籍登记错误？还是……

　　手机又震了。是局里的座机。

　　“陈队，你快回来一趟。”值班的小王声音有些发紧，“鉴定科那边在周明德书房的胶带上提取到了完整的指纹，刚刚比中了。”

　　“是谁？”

　　“顾文渊，61岁，民俗学者，住城西文华苑。但问题是……”小王顿了顿，“我们联系了顾文渊的家属，他儿子说，顾文渊三天前就回老家过年了，今天早上还通过电话，人现在在两百公里外的清源县。”

　　陈午看着车窗外的夜色，远处居民楼的灯火在寒雾里晕成一团团朦胧的光斑。

　　“给他儿子打电话，”他说，“让他现在、立刻、马上，和他父亲视频通话。我们要确认顾文渊本人是否安全。”

　　“已经打过了，没人接。”

　　陈午发动车子，引擎在寂静的街道上发出低吼。

　　“派人去顾文渊家，”他打着方向盘调头，“我二十分钟后到。另外，通知技术科，准备出现场。”

　　“现场？顾文渊家？”

　　“不，”陈午踩下油门，“是周明德的书房。我可能漏了什么东西。”

　　车子拐进主干道，路灯的光在挡风玻璃上划过一道道光弧。陈午瞥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间：20:47。

　　距离午时，还有大约十五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