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秋天，山东往直隶的官道上，走来一个人。

　　他背着个蓝布包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脚上的布鞋已经磨破了，走一步，鞋底就往外翻一下。他走得不快，可不停，从太阳出来走到太阳偏西，饿了就从包袱里摸出一个窝头，边走边啃。

　　这人叫陈景仁，二十四岁，山东莱州府潍县人，国子监监生。

　　国子监监生这名头听着好听，其实就是个没考上举人的读书人，在京城混了三年，连个实缺都没捞着。今年夏天他爹来信，说家里出了事，让他赶紧回去。等他赶回潍县，他爹已经埋了三天了。

　　邻居告诉他，他爹是因为跟天主堂的人争地，被县衙抓去打了板子，抬回来就没气了。他娘在他爹坟前哭了两天，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陈景仁去县衙告状。县太爷姓周，是个捐班出身的老头，坐在堂上听他说完，打了个哈欠：“你说教堂占了你家的地，有地契吗？”

　　陈景仁把地契递上去。

　　周知县看了一眼，笑了：“这是光绪二十年的地契。人家教堂手里有光绪二十二年的地契，说是你爹卖给教民的。你说是假的，人家说是真的，你让本县怎么判？”

　　陈景仁说：“大人，我爹从来没卖过地。”

　　周知县摆摆手：“行了行了，本县知道了。你先回去，等本县查清楚了再传你。”

　　陈景仁跪在堂下，还想再说什么，衙役已经过来把他往外拖了。

　　他被拖出县衙，摔在台阶下。

　　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站在那儿，看着那块“明镜高悬”的匾，看了很久。

　　他又去教堂。

　　教堂在县城西街，是几年前新建的，青砖灰瓦，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比周围的民房高出一大截。门口站着一个中国教徒，穿着黑布长衫，见了他就问：“你找谁？”

　　陈景仁说：“我找神父。”

　　那教徒上下打量他几眼，问：“你是什么人？”

　　陈景仁说：“我是陈家的。我爹叫陈有福。”

　　那教徒脸色变了一下，转身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洋人，四十来岁，穿着黑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他站在门口，看着陈景仁，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你找我？”

　　陈景仁说：“我爹的地，是你们占的。”

　　洋人笑了：“你爹的地？你爹把地卖给教民了。有契约，有中人，有县衙的印。你要看吗？”

　　陈景仁说：“那契约是假的。”

　　洋人收了笑，盯着他：“假的？你说谁是假的？”

　　陈景仁没说话。

　　洋人往后退了一步，冲那个中国教徒摆摆手。教徒转身进去，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根木棍。

　　陈景仁被赶了出来。

　　他站在教堂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

　　然后他回家，收拾包袱，往天津走。

　　他有个同乡在天津做生意，听说混得不错。他想着，先去天津找个差事，把他娘接过去，再从长计议。

　　走了八天，到了天津。

　　天津卫比他想象的还要热闹。

　　九月的天津，天气已经凉了，可街上还是人来人往。有穿长衫的，有穿短打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扛着货包的，有拎着鸟笼的。还有几个穿洋装的，戴着高帽子，走路仰着脸，看谁都不顺眼。

　　陈景仁打听那个同乡，打听了三天，才打听到——那人去年就搬走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他在天津举目无亲，身上只剩几吊钱，只能先找个便宜的小店住下。

　　小店在城西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写着“孙家老店”四个字。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寡妇，姓孙，人都叫她孙大娘。一间房一天八文钱，管一顿早饭。

　　陈景仁租了一间，放下包袱，躺在床上，盯着房梁发呆。

　　孙大娘在院子里喊：“陈先生，吃饭了！”

　　他爬起来，走到院子里。

　　院子里摆着一张矮桌，桌上放着两碗粥，一碟咸菜，几个窝头。孙大娘坐在桌边，招呼他坐下。

　　陈景仁坐下，拿起窝头咬了一口。

　　孙大娘看着他，忽然问：“陈先生，你是山东来的？”

　　陈景仁点点头。

　　“山东那边，听说乱得很？”

　　陈景仁沉默了一会儿：“是。”

　　孙大娘叹了口气：“天津也快了。你没看见街上那些人？裹红布的，那是义和拳的人。天天在街上嚷嚷，说要把洋人赶出去。赶出去？拿什么赶？”

　　陈景仁没接话。

　　孙大娘又说：“我活了五十多年，见过长毛，见过捻子，见过洋人打进来。每次一乱，倒霉的都是咱们老百姓。打完了，该交的税一分不少，该受的罪一点没少。”

　　陈景仁抬起头，看着她。

　　孙大娘摆摆手：“我就是发发牢骚。陈先生别往心里去。”

　　陈景仁说：“大娘说得对。”

　　吃完饭，他回到屋里，点起油灯，想写封信给他娘。提起笔，却不知道写什么。

　　写自己没找到差事？写天津要乱了？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把笔放下，吹了灯，躺在床上。

　　窗外，隐隐约约传来喊声，不知道在喊什么。

　　第二天一早，陈景仁出门找差事。

　　他在街上走了半天，看见一家铺子门口贴着招人的告示。铺子是卖杂货的，门口堆着些洋火、洋油、洋布。他进去一问，掌柜的上下打量他几眼，问：“读过书？”

　　陈景仁点头。

　　掌柜的说：“我这儿缺个记账的，一个月二两银子，管一顿午饭。干不干？”

　　陈景仁说干。

　　掌柜的说：“那明天来上工。”

　　陈景仁从铺子里出来，心里松了口气。一个月二两，省着点花，能攒下点，过几个月就能把他娘接来了。

　　他往小店走，走到巷子口，忽然被人叫住。

　　“陈先生！”

　　他回头一看，愣住了。

　　是个年轻后生，穿着短打，胳膊上绑着红布条，脸上脏兮兮的，可眼睛亮得很。

　　那人跑到他跟前，喘着气：“陈先生！真是您！我还以为认错了！”

　　陈景仁认了半天，才认出来：“铁柱？李铁柱？”

　　李铁柱使劲点头：“是我！陈先生，您怎么在天津？”

　　李铁柱是他同村的人，比他小几岁，小时候一起放过牛。后来陈景仁去京城读书，就再没见过。

　　陈景仁说：“我来找差事。你呢？”

　　李铁柱说：“我入了义和拳！”

　　陈景仁愣了愣。

　　李铁柱压低声音：“陈先生，我爹去年被教堂的人打了，断了三根肋骨，没熬过冬天。我娘改嫁了，我哥给人扛活去了，就剩我一个。我不入义和拳，能往哪儿去？”

　　陈景仁看着他，不知说什么。

　　李铁柱拉住他的胳膊：“陈先生，您跟我走一趟。我们大师兄想见您。”

　　“见我干什么？”

　　“大师兄说，您是读书人，有学问，想让您给咱们写点东西。写那种……那种能让更多人跟着咱们干的东西。”

　　陈景仁犹豫了一下。

　　他想起他爹的死，想起县太爷的冷漠，想起教堂那扇铁门。

　　他点点头：“走。”

　　李铁柱领着他七拐八绕，走过几条巷子，在一扇黑漆门前停下。

　　门是旧的，漆都剥了，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李铁柱敲了三下，门开了条缝，里头的人看见是他，才把门拉开。

　　陈景仁跟着他进去。

　　院子不大，可挤着二三十个人。有的在磨刀，有的在擦枪——那些枪有老式的鸟铳，也有几把崭新的洋枪，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靠墙根蹲着几个人，正在大口大口地喝粥，呼噜呼噜的，像饿了好几天。

　　正屋的门开着，里头香烟缭绕，供着神像，看不清供的是什么。几个人盘腿坐在蒲团上，正中间那人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

　　李铁柱领着陈景仁进屋，冲那人拱拱手：“大师兄，陈先生来了。”

　　那人睁开眼，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膛黝黑，眼睛很亮。他上下打量了陈景仁几眼，站起身，拱了拱手：“陈先生，久仰。我姓张，行三，都叫我张老三。”

　　陈景仁也拱手还礼：“张师兄。”

　　张老三指了指旁边的蒲团：“坐。”

　　陈景仁坐下。

　　张老三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笑了：“陈先生，您是读书人，瞧不上我们这些泥腿子吧？”

　　陈景仁摇摇头：“没有。”

　　“那您说说，我们这些人，能成事吗？”

　　陈景仁没想到他开门见山就问这个。他沉吟了一下，说：“张师兄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

　　“成不了。”

　　屋里那几个盘腿坐着的人脸色都变了。张老三却面不改色，反而笑了笑：“为什么？”

　　陈景仁看着他的眼睛：“您有刀，有枪，有人。可您没有饷，没有粮，没有后路。洋人那边，打一枪换一颗子弹，子弹打完了，回去就能领新的。您这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拿刀往上冲。洋人那边，打输了退回租界，吃喝不愁。您这边，打输了往哪儿退？退一步就是家破人亡。”

　　张老三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陈先生说得在理。”

　　他又问：“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陈景仁摇摇头：“我不知道。”

　　张老三笑了：“陈先生倒是个实在人。”他站起身，走到门口，看着院子里那些人，“他们不这么想。他们只知道洋人欺负人，只知道跟着我张老三，能给家里人报仇。您说他们傻不傻？傻。可这个世道，傻人有傻人的活法。”

　　陈景仁没接话。

　　张老三回过头：“陈先生，我不求您给咱们写什么文章。我就想请您帮个忙——往后不管谁问起来，您别把咱们说成是土匪。咱们是穷老百姓，被逼急了，没路走了，才拿起刀的。”

　　陈景仁站起身，郑重地拱了拱手：“张师兄这话，我记住了。”

　　从巷子里出来，天已经黑了。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家铺子门口还挂着灯笼，风吹得晃晃悠悠的。远处隐隐约约有锣鼓声，不知哪家戏班子还在唱。

　　李铁柱走在他旁边，一路没说话。快到小店门口时，他才忽然开口：“陈先生，大师兄那话……您真记住了？”

　　陈景仁站住脚，看着李铁柱。

　　火光从巷子口那边照过来，映在他眼睛里，一跳一跳的。

　　“记住了。”陈景仁说，“往后不管谁问，我都会说，你们是被逼的。”

　　李铁柱咧嘴笑了，露出两排白牙。

　　“陈先生，谢谢您。”

　　他转身就跑，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

　　陈景仁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站了一会儿，推门进去。

　　孙大娘还没睡，在院子里纳鞋底。见他进来，抬起头：“陈先生，晚饭在锅里热着，自己盛。”

　　陈景仁点点头，进了屋。

　　他坐在床上，想着今天的事。

　　张老三，李铁柱，那些磨刀擦枪的人。

　　他们都是被逼的。

　　可他呢？

　　他不知道。

　　第二天，陈景仁去那家铺子上工。

　　掌柜的姓周，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精瘦，说话快得很。他把账本扔给陈景仁，说：“从今天开始，这几个月的账你管。以前那个账房，手脚不干净，让我撵走了。你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

　　陈景仁翻开账本，一笔一笔看。

　　周掌柜在旁边说：“听说你是山东来的？山东那边义和团闹得凶？”

　　陈景仁点点头。

　　周掌柜叹口气：“天津也快了。你没看见街上那些人？天天喊打喊杀，也不知道打谁杀谁。”

　　陈景仁没接话。

　　周掌柜又说：“我跟洋人做了二十年生意，他们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有好的，有坏的，跟咱们一样。你好好跟人家做生意，人家也不会欺负你。可你要跟人家动刀动枪，人家手里那枪，比你的刀快。”

　　陈景仁抬起头，看着他。

　　周掌柜摆摆手：“我就是发发牢骚。你干活吧。”

　　光绪二十五年入冬之后，天津城里的气氛越来越紧。

　　义和拳的人越来越多，街上天天有人吆喝，夜里也不消停。有几次，陈景仁半夜被吵醒，听见外头有人喊“杀洋人”“烧教堂”，喊声一阵一阵的，也不知道是真打起来了还是只是起哄。

　　腊月里，出了一件事。

　　城南的天主堂被烧了。

　　那天夜里，陈景仁正在屋里睡觉，忽然听见外头一阵喧哗。他爬起来，推开窗，看见城南那边火光冲天，烧得半边天都红了。

　　第二天，消息传开了：义和拳的人冲进天主堂，杀了两个神父，烧了房子。官府的人去了，只看见几具烧焦的尸体，剩下的什么都没抓到。

　　周掌柜那天没开门，坐在铺子里叹气。

　　陈景仁问他：“周掌柜，您说，这事会怎么了？”

　　周掌柜摇摇头：“了不了。洋人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等着吧，有热闹看了。”

　　没过几天，果然有了动静。

　　各国领事联名向直隶总督衙门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直隶总督裕禄派人来查，查了几天，查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些义和拳的人早就散了，躲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可事情没完。

　　洋人那边派了一队兵，从塘沽登陆，在天津城外转了一圈，说是“保护侨民”。那些兵穿着灰军装，扛着洋枪，走起路来齐刷刷的，天津的百姓远远看着，谁也不敢靠近。

　　陈景仁也去看了。

　　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那些洋兵从他面前走过。那些人高鼻深目，面无表情，眼睛直视前方，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他忽然想起张老三那句话：洋人那边，子弹打完了，回去就能领新的。

　　他转身往回走。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陈景仁收到他娘托人带来的信。

　　信很短，是他娘请人代写的，歪歪扭扭几行字：

　　“儿，你在天津可好？娘在家里，一切都好，勿念。听说那边乱，你要小心。要是找不到差事，就回来吧。娘想你了。”

　　陈景仁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

　　他把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他娘的脸，想起她站在门口送他时的样子，想起她说的那句话：“儿啊，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

　　他想回去。

　　可回去能干什么？种地？他不会。教书？没人请他。

　　他只能待在这儿，在这乱糟糟的天津城里，熬着。

　　二月里，李铁柱又来找他。

　　这回李铁柱脸上带着伤，左眼角肿得老高，像是被人打了一拳。

　　陈景仁问他：“你怎么了？”

　　李铁柱咧咧嘴，笑了笑：“跟洋人的兵打了一架。”

　　“洋人的兵？”

　　“嗯。在城外巡逻，我们几个人撞上了。他们先动的手，我们就还手了。”

　　陈景仁看着他：“打赢了？”

　　李铁柱摇摇头：“没打赢。死了三个兄弟，我们跑了。”

　　陈景仁沉默了。

　　李铁柱坐在凳子上，低着头，半天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看着陈景仁：“陈先生，您说，咱们真能打赢吗？”

　　陈景仁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铁柱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回答，又低下头。

　　“我不知道。”陈景仁终于开口，“可我知道，你们要是接着这么打，死的会越来越多。”

　　李铁柱没说话。

　　他坐了一会儿，站起身，走了。

　　陈景仁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里。

　　三月里，天津城里忽然多了许多告示。

　　告示是直隶总督衙门贴的，说朝廷已经下令弹压义和拳，凡有藏匿拳民者，与拳民同罪。

　　陈景仁站在告示前，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忽然听见有人敲窗子。

　　他爬起来，推开窗，一个人影窜进来。

　　是李铁柱。

　　他浑身是汗，喘着气：“陈先生，朝廷要抓我们了。大师兄让我来告诉您一声，往后别跟人说认识我们。”

　　陈景仁看着他：“你们打算怎么办？”

　　李铁柱说：“大师兄说，先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说。”

　　陈景仁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块碎银子，塞到他手里。

　　李铁柱愣了愣：“陈先生，这……”

　　“拿着。”陈景仁说，“有用。”

　　李铁柱攥着那几块银子，眼眶忽然红了。

　　“陈先生，我……”

　　陈景仁拍拍他的肩膀：“快走。”

　　李铁柱点点头，从窗户翻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陈景仁站在窗前，看着外头黑漆漆的巷子，站了很久。

　　风吹进来，凉飕飕的。

　　他把窗户关上，回到床边坐下。

　　屋里很黑，什么都看不见。

　　可他睁着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三月二十，陈景仁在铺子里听说了消息：义和拳在城外跟洋人打了一仗，死了三十多个人。张老三还活着，可他的队伍被打散了，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周掌柜在旁边叹气：“我说什么来着？打不过。”

　　陈景仁没说话，继续看账本。

　　可他心里一直想着李铁柱。

　　那几块碎银子，够他撑几天？

　　他不知道。

　　三月二十五，各国公使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十日内镇压义和拳，否则各国自行派兵进京。

　　消息传开，天津城里人心惶惶。有钱的开始往南跑，没钱的关紧门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

　　周掌柜对陈景仁说：“陈先生，要是乱起来，我这铺子也开不下去了。你先把这几个月的工钱结了，往后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

　　陈景仁接过那几两银子，点了点头。

　　他回到小店，收拾包袱。

　　孙大娘在院子里喊：“陈先生，要走？”

　　陈景仁说：“不知道。先看看情况。”

　　孙大娘叹了口气：“走吧，都走吧。就我一个老婆子，走不动了。”

　　陈景仁看着她，忽然问：“大娘，您不怕？”

　　孙大娘笑了：“怕什么？活了五十多年，什么没见过？该死的时候，跑也跑不掉。”

　　陈景仁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

　　孙大娘摆摆手：“走吧。路上小心。”

　　陈景仁背起包袱，走出了小店。

　　他不知道往哪儿走。

　　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风吹着告示，哗啦哗啦响。

　　他站在街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往城西走。

　　他想再去看看那个坛口。

　　走到那条巷子口，他站住了。

　　巷子口站着几个兵，穿着号衣，手里拿着刀。坛口的门大敞着，里头空空的，一个人都没有。

　　他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走到小店门口，他又站住了。

　　孙大娘还在院子里纳鞋底，一下一下的。

　　他推开门，进去。

　　孙大娘抬起头，看见他，愣了一下：“陈先生，你怎么又回来了？”

　　陈景仁说：“不知道往哪儿走。”

　　孙大娘笑了：“那就别走了。该死的时候，跑也跑不掉。”

　　陈景仁把包袱放下，坐在院子里。

　　太阳很好，晒得人暖洋洋的。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喊声。

　　又开始了。

　　可他不想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