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公路铺设始
公元1857年秋，洛杉矶的郊外，一片繁忙的景象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太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火球，悬挂在圣盖博山的上空，炙烤着大地，空气干燥得仿佛一触即燃，远处的景物在热浪中扭曲变形。一群劳工正在烈日下忙碌地工作，他们的身影在尘土中穿梭，构成了一幅艰苦而壮阔的劳作图景。
劳工们有的挥舞着沉重的铁锄，奋力平整地面。锄头落下的每一下都扬起阵阵黄褐色的尘土，汗水顺着他们黝黑的脸颊流下，滴落在滚烫的土地上，瞬间被蒸发，留下一圈淡淡的盐渍。铁锄与地面的碰撞声沉闷而有力，如同心跳，一下又一下，不知疲倦。有的推着独轮车，艰难地运送着碎石。独轮车的轮子在崎岖的土路上发出“吱呀”的呻吟，车把手上沾满了他们的汗水，变得光滑油亮。每走一步，车轮都会陷进松软的土里，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推出来。有的用铁锹将碎石均匀地铺在路面上，再用沉重的石碾压实。石碾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圆柱，重达两千磅，需要十几个人一起拉才能滚动。石碾滚动的声音沉闷而有力，震得地面微微发麻，连远处的房屋窗户都会跟着颤动。
尘土飞扬，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紧紧贴在皮肤上，脸上布满了灰尘与汗水的混合物，但他们的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洛杉矶至圣巴巴拉的公路正式动工了。这条公路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希望，也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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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公路的修建，源于商人与农场主们日益迫切的需求。
当时，洛杉矶与圣巴巴拉之间的交通主要依靠一条狭窄泥泞的土路，这条土路是西班牙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那是1776年，西班牙传教士胡尼佩罗·塞拉神父带领探险队开辟的“国王大道”的一段，从圣迭戈一直延伸到旧金山，沿途串联起二十一座传教站。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条曾经连接加州传教站的“国王大道”早已年久失修，无人修缮，路况极差。
每到雨季，土路就变得泥泞不堪，车辆驶过便陷入深深的泥沼，往往需要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才能将车推出。1856年冬天，一辆满载柑橘的马车在距圣巴巴拉十英里处陷入泥沼，车夫等了两天才等到过路的牧民帮忙，等他们把车推出来时，半车柑橘已经烂了。有时马车会陷入泥中数日无法动弹，货物腐烂变质，损失惨重。而到了旱季，土路又变得尘土飞扬，路面坑洼不平，车辆颠簸前行，货物容易损坏，人员也常常因颠簸受伤。
洛杉矶的柑橘、小麦、皮革等农产品要运往圣巴巴拉的市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从洛杉矶到圣巴巴拉虽然只有不到一百英里的直线距离，但走这条土路却要三天两夜，马车平均每小时只能走两三英里。运输成本高昂，利润微薄——每磅柑橘的运费就占到了售价的三分之一。而圣巴巴拉的盐、布匹、工具等商品运往洛杉矶，也同样不便，常常因运输延误而错失商机。
“没有一条好路，我们的生意就无法做大，洛杉矶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商人托马斯·史密斯站在施工现场，看着眼前忙碌的劳工，语气坚定地对身边的合作伙伴说。史密斯是公路修建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靠着皮革贸易发家，深知交通对商业的重要性。他的皮革从圣佩德罗港运往旧金山，需要先在洛杉矶装上马车，颠簸三天到圣巴巴拉，再从圣巴巴拉装船北上。如果公路能修好，这段路程可以缩短到一天，运费能降低一半，他的利润能翻三倍。
“洛杉矶要发展，要成为南加州的经济中心，必须打通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要道。”史密斯用手指着远方圣盖博山脉的轮廓，声音中带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执着，“这条公路是我们的希望之路。有了它，我们的农产品就能更快地运往市场，运输成本也会大幅降低，利润自然会增加。更多的商人也会来洛杉矶投资，更多的移民会来这里定居，这座城市才能真正繁荣起来。”
史密斯的话得到了其他商人与农场主的强烈认同。牧场主安东尼奥·马里亚·利蒙是第一个响应的——他的牧场距离圣巴巴拉只有三十英里，但每次运皮革去圣巴巴拉都要走两天，因为路太难走了。他的肉牛常常在途中受伤，皮革质量下降，卖不出好价钱。他说：“如果能修好这条路，我愿意出五百比索。这是我半年的收入，但值得。”另一位柑橘农场主也附和道：“我也出五百比索。我的柑橘每年烂在路上至少两成，如果能减少损失，这点钱算什么？”
于是，史密斯联合了十几名实力雄厚的商人与农场主，共同集资修建公路。史密斯本人出了一千五百比索，利蒙出了五百比索，其他商人凑了两千比索，加上克拉克市长从市政税收中拨出的专款一千比索，总共筹集了近五千比索。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相当于一名普通劳工五十年的工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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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到位后，他们开始在洛杉矶及周边地区招募劳工。消息一出，许多人纷纷前来应聘。最终招募的一百二十多名劳工中，既有背井离乡的华人劳工，也有当地的墨西哥裔劳工，还有一些美国移民与通瓦族居民。
华人劳工大多来自广东台山、开平一带。他们因为家乡遭遇战乱与灾荒——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华南，清军与太平军在广东反复拉锯，村庄被烧毁，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被迫漂洋过海来到洛杉矶。他们乘坐的“猪仔船”从香港出发，横渡太平洋，历时三个月。船舱拥挤不堪，如同牲口棚，每人只有两英尺宽的空间，只能蜷缩着睡觉。许多人在途中患上疾病，甚至失去生命——有一艘船在途中爆发了痢疾，一百二十名乘客中死了三十七个，尸体被抛入大海。活着的人到达洛杉矶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眼中满是恐惧与疲惫。
他们只求能赚取微薄的工资，改善家人的生活。吃苦耐劳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吃的却是最差的食物，住的是最简陋的窝棚，但从不抱怨。工头们最喜欢雇佣华人劳工，因为他们“听话、肯干、不惹事”。
墨西哥裔劳工则熟悉当地的地形与气候，为公路修建提供了不少帮助。他们大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在1851年的土地测量中，他们的土地被划走，牧场被侵占，只能靠打零工为生。他们希望通过修建公路赚取工资，养活家人。他们中有的人会赶骡子，有的人会找水源，有的人懂得如何在山坡上开凿道路。他们是工地上的“活地图”，知道哪里能挖到石头，哪里能避开滑坡。
美国移民劳工则主要负责管理与技术工作。他们中有的人当过工头，有的人懂测绘，有的人会操作爆破。他们的工资远高于华人与墨西哥裔劳工——美国移民劳工每天赚两比索，墨西哥裔劳工每天赚一比索，华人劳工每天只赚半比索，还常常被克扣。这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从工程开始的第一天就存在，像一根刺，扎在所有人心上。
通瓦族居民也加入了劳工队伍。他们的保留地土地贫瘠，种不出足够的粮食，只能靠打工换取生活物资。首领塔洛派出了二十名年轻力壮的族人，他对他们说：“去干活，赚钱，买粮食。但要记住，无论他们怎么对你们，不要惹事。我们通瓦人已经经不起更多的损失了。”族人们默默点头，拿起工具，走进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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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修建过程异常艰难，远超预期。
洛杉矶至圣巴巴拉的路线全长近五十英里，需要穿越崎岖的圣盖博山脉余脉与多条河流，地形复杂，施工难度极大。最艰难的一段是“圣莫尼卡山口”——那是一道狭窄的山谷，两侧是陡峭的悬崖，谷底是坚硬的岩石。要在这里开辟出一条公路，需要用炸药炸开岩石，再用铁锤将碎石砸碎，最后用石碾压实。
劳工们需要先平整地面，清除沿途的杂草、树木与岩石。这项工作本身就不轻松——圣盖博山脉的橡树根系发达，一棵百年老橡树的根能延伸到几十英尺外，需要十几个人挖好几天才能挖出来。灌木丛密密麻麻，荆棘丛生，劳工们的衣服被撕破，皮肤被划伤，鲜血直流。
清除完植被后，就要对付岩石了。爆破工人先在岩石上钻孔，填入黑火药，插入引信，然后点燃。炸药的轰鸣声在山谷中回荡，震耳欲聋，碎石飞溅，如同炮弹碎片。有一次爆破出了意外——引信燃烧过快，爆破工人还没来得及跑开，炸药就爆炸了。那个名叫佩德罗的墨西哥裔工人被炸断了一条腿，血流如注。工友们把他抬到树荫下，用布条扎住伤口止血，然后送到镇上的医生那里。医生锯掉了他的腿，他从此成了残疾人。工程方给了他十比索的补偿，然后把他打发走了。十比索，一条腿。
爆破之后，劳工们需要用铁锤将大石头砸成细小的碎石。这项工作需要极大的力气与技巧——铁锤重达十磅，每砸一下都要用尽全力。碎石的大小有讲究：太大了压不实，太小了会陷进泥土里。有经验的劳工知道，最好的碎石是核桃大小的，棱角分明，能互相咬合，压出来的路面最坚固。
碎石铺好后，要用石碾压实。石碾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圆柱，两端凿出凹槽，绑上粗麻绳。十几个人分列两侧，喊着号子一起拉：“嗨——哟——！嗨——哟——！”石碾缓缓滚动，每滚过一遍，碎石就被压进土里一分。要反复碾压十几遍，直到路面平整坚硬，人走在上面不会陷下去为止。
当时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所有工作都要依靠人力完成。一百二十名劳工，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从清晨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吃午饭。劳动强度极大，对劳工们的体力与意志力都是巨大的考验。许多人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就病倒了——有的得了疟疾，有的得了痢疾，有的累得吐血。但工头们不在乎，他们只会说：“不能干的就滚，有的是人等着接替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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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劳工李阿明是一名石匠，来自广东台山的一个小村庄。他今年三十二岁，但看起来像五十岁——长期的饥饿和劳累让他的脸上过早地爬满了皱纹，背也微微驼了。他在家乡有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儿子六岁，女儿四岁。妻子患有肺病，常年咳嗽不止，需要长期服药。儿女还小，需要人照顾。家庭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为了给妻子治病、供儿女上学，他被迫离开家乡。他从台山走到香港，走了整整八天，脚上磨出了血泡。在香港，他以“劳务工”的名义签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被塞进了“猪仔船”。船上三百多人，挤在暗无天日的底舱里，空气污浊，粪便遍地。有人死了，就被扔进大海。李阿明活了下来，但当他到达洛杉矶时，他已经瘦得只剩下一百磅。
李阿明每天的工作是挥舞着沉重的铁锤，将大石头砸成均匀的碎石。他的双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有的地方已经磨破，鲜血与汗水混合在一起，结成了坚硬的血痂。铁锤的手柄被他的汗水浸透，变成了深褐色。他每天要砸碎大约五百磅的石头，每砸一下，手臂就传来一阵酸痛，但他从未停下来过。
他只是用布条简单包扎一下伤口，就继续工作。布条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脏兮兮的，裹在伤口上，很快就被血渗透。伤口感染是常有的事，他只能找些野草嚼碎了敷在上面——那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土方子，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只要能赚到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再苦再累都值得。”李阿明常常在心里这样告诉自己。每天晚上，当其他劳工都已熟睡，他会拿出藏在贴身衣物里的全家福——那是一张用油纸包了三层的照片，是他离家前在台山县城拍的，花了两个银元，是他半年的积蓄。照片上，妻子搂着两个孩子，笑得勉强，眼中满是忧愁。他借着篝火的微光，轻轻抚摸着照片上妻子与儿女的脸庞，眼中充满了思念与愧疚。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赚够钱，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笔“够了的钱”，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工头常常以各种借口克扣他的工资——“石头砸得不够碎，扣半比索”“今天来晚了十分钟，扣四分之一比索”“住在工地的窝棚里要收租金，每月一比索”……他一个月实际拿到的工资，远低于当初约定的数额。他算了一笔账：每天半比索，一个月十五比索，扣掉各种费用，能剩下八比索。五年合同期，他能攒下四百八十比索。听起来不少，但船票要两百比索，剩下的钱寄回家，够妻子治病、孩子上学吗？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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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裔劳工佩德罗·冈萨雷斯负责勘探路线与寻找水源。他今年三十五岁，是圣盖博山谷土生土长的墨西哥裔，祖上三代都是牧场主。他的祖父在1800年就来到了这里，从西班牙国王那里获得了三千英亩的土地。但在1851年的土地测量中，他的家族牧场被划走了两千英亩，只剩下不到一千英亩，还都是贫瘠的山坡地。他的父亲在美墨战争中被美军征用了所有马匹，从此一蹶不振，整日借酒浇愁，三年前郁郁而终。佩德罗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要养活母亲、妻子和四个孩子。
佩德罗熟悉圣盖博山脉的每一条山路与每一条河流。他知道哪里的地形适合修建公路——坡度不能太陡，否则马车爬不上去；转弯不能太急，否则马车会翻。他知道哪里的水源可以饮用——山泉的水最干净，溪流的水要烧开才能喝，池塘的水多半是咸的。他的这些知识是在牧场上从小积累的，是他家族三代人的经验结晶。
佩德罗希望通过参与公路修建，赚取工资补贴家用。同时，他也希望公路早日修通，让家人的柑橘能顺利运往圣巴巴拉的市场，卖个好价钱。他的家人在山坡上种了一片柑橘园，品种是从西班牙引进的，果肉饱满，汁水甜美，但由于交通不便，柑橘常常因无法及时运输而腐烂。每年收获的季节，看着满园的柑橘烂在地里，佩德罗的心都在滴血。
有一次，在勘探一条山区路线时，佩德罗不小心踩空，从陡峭的山坡上摔了下来。山坡上全是尖锐的岩石，他的身体在岩石上翻滚了十几英尺，最后被一棵树挡住了。他的腿部被尖锐的岩石划伤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皮肉翻开，能看见白森森的骨头。疼痛钻心，他咬紧牙关，没有叫出声来。
工友们想要送他去附近的小镇医治，他却拒绝了。“公路不能停，”他说，“我得看着这条路修通。这点伤，不碍事。”他让工友用干净的布条为他包扎伤口，又找了些草药嚼碎了敷在上面——那是通瓦族工人教他的土方子。他休息了两天，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一瘸一拐地走在山路上，继续勘探路线。
“公路早日修通，我们的农产品就能卖个好价钱，我的家人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佩德罗说，他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我不能因为这点小伤，耽误公路的修建进度。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是钱。我的孩子们还等着吃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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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修建过程中，还遇到了资金短缺的严重问题。
由于地形复杂，实际工程量远超预期。原计划只需要炸开三处岩石，结果发现需要炸开九处。原计划只需要填平五处沟壑，结果发现需要填平十几处。炸药、工具、粮食等物资的消耗也远远超出预算——炸药用了原计划的三倍，铁锹和铁锄用坏了两百多把，粮食每天要消耗两百多磅。开工三个月后，筹集的五千比索资金就所剩无几了。
商人与农场主们不得不再次集资。史密斯又出了一千比索，利蒙出了三百比索，其他商人凑了一千五百比索。一些市民也主动捐款——主街上的杂货铺老板曼努埃尔·加西亚捐了五十比索，老木匠胡安·莫拉莱斯捐了二十比索，甚至有一位通瓦族老妇人捐了一串贝壳项链——那是通瓦族的货币，她攒了大半辈子。她把它交给佩德罗，说：“我帮不上什么忙，但这个也许能换些钱。公路修好了，我的孙子们就能更容易地去圣巴巴拉看他们的姑姑了。”
洛杉矶市长克拉克也十分重视这条公路。他认为这条公路不仅是商业通道，更是城市发展的命脉，是连接洛杉矶与圣巴巴拉的纽带，能促进区域经济联动，让洛杉矶更快地融入加州的发展格局。他多次到工地视察，看到劳工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看到佩德罗腿上的伤疤，看到李阿明满是老茧的双手，心中很不是滋味。
他在市议会上力主追加拨款。“各位议员，”他说，“这条公路对洛杉矶的意义，不亚于圣佩德罗港。没有港口的城市是封闭的，没有公路的城市也是封闭的。我们不能只靠海路，还要靠陆路。这条公路将把洛杉矶与圣巴巴拉、与整个中央海岸连接起来，我们的农产品能卖得更远，我们的商人能接触更多的市场，我们的城市能吸引更多的移民。我提议从市政税收中再拨出一千五百比索，用于公路的修建。”
他的提议以七票赞成、两票反对获得通过。市政厅的追加拨款，加上商人们的再次集资，总共又筹集了四千比索，缓解了资金短缺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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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短缺的问题刚刚得到缓解，劳工待遇的问题又凸显出来。
负责管理劳工的工头们大多贪婪自私，常常克扣劳工的工资。工头一共有四个人——美国人约翰·麦卡锡、爱尔兰人帕特里克·奥布莱恩、墨西哥裔人拉斐尔·穆尼奥斯，还有一个叫“阿鬼”的华人——他是工地上唯一的华人工头，因为会几句英语，被麦卡锡提拔上来管华人劳工。但阿鬼对自己的同胞比谁都狠，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狠，麦卡锡就会换人。
华人与墨西哥裔劳工的工资本就微薄——华人每天半比索，墨西哥裔每天一比索——还被工头以“工作效率低”“碎石不符合标准”“工具损坏要赔偿”等借口肆意克扣。有的劳工一个月只能拿到约定工资的一半。
李阿明就曾多次被工头克扣工资。有一次，麦卡锡说他砸的碎石颗粒太大，不符合要求，扣了他三分之一的工资。李阿明据理力争，用蹩脚的英语说：“麦卡锡先生，这些石头……我砸得很好。跟以前一样的。为什么扣钱？”
麦卡锡瞪了他一眼，骂道：“你懂什么？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再废话就滚蛋！”他扬了扬手中的鞭子，李阿明吓得后退了一步。
其他华人劳工劝他：“阿明，别说了。跟他讲道理没用。我们还能怎么办？不干了，连半比索都没有。”
李阿明沉默了。他知道他们说得对。他只能默默忍受。
佩德罗与其他墨西哥裔劳工也遭遇了类似的待遇。奥布莱恩总是找各种借口拖延发放工资——“今天会计不在，明天再来领”“钱还没从洛杉矶送来，再等两天”。他们多次索要，都被敷衍了事。
佩德罗与其他墨西哥裔劳工商量后，决定联合华人劳工，一起向史密斯等人反映情况。他说：“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流血流汗，却拿不到应得的工资。这不公平。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墨西哥裔劳工们纷纷响应。他们找到华人劳工，通过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华人翻译——一个叫“阿福”的年轻人——传达了联合的意愿。华人劳工们犹豫了很久，最终同意了。他们也受够了。
一百多名劳工集体停工，派出代表——佩德罗和李阿明——去找史密斯谈判。这是洛杉矶历史上第一次跨族裔的劳工联合行动。
史密斯正在工地的帐篷里查看进度表，看到佩德罗和李阿明走进来，皱了皱眉头。“什么事？”他问。
佩德罗站直了身体，不卑不亢地说：“史密斯先生，我们来反映工资的问题。工头们克扣我们的工资，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全额的工资了。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有些人受伤了也没有补偿。我们要求按时足额发放工资，要求工头停止克扣，要求给受伤的工人提供医疗补偿。”
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如果劳工罢工，公路就无法按期完工，他的投资就会打水漂。他也知道，佩德罗说的都是事实——他早就知道工头们在克扣工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样能降低成本。
他看了看佩德罗，又看了看李阿明，说：“我会跟工头们说的。你们回去工作吧。”
佩德罗说：“史密斯先生，我们需要一个承诺。一个书面的承诺。”
史密斯犹豫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道：“兹承诺，所有劳工的工资将按时足额发放，工头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工资。受伤劳工将获得医疗补偿。托马斯·史密斯，1857年10月15日。”他把纸递给佩德罗，“这样行了吧？”
佩德罗接过纸，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谢谢史密斯先生。”他转身走出帐篷，李阿明跟在后面。走出帐篷后，李阿明问：“他会遵守承诺吗？”佩德罗苦笑了一下：“也许吧。但至少我们试过了。”
史密斯的警告让工头们收敛了一些，但克扣工资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只是比以前隐蔽了一些——不再明目张胆地扣，而是用更巧妙的方式，比如“加班费取消”“工具租金提高”等等。劳工们知道，他们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只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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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资被克扣，劳工们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
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帐篷是用旧帆布缝的，到处是破洞，无法抵御风雨。下雨天，帐篷里到处漏水，地上泥泞不堪，劳工们只能蜷缩在角落里，用身体护住仅有的干衣服。冬天，山里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帐篷里没有取暖设备，劳工们只能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有人冻病了，工头也不管，只说“扛一扛就好了”。
每天的食物只有粗糙的玉米饼、咸肉与浑浊的饮用水。玉米饼是用最便宜的面粉做的，硬得像石头，嚼起来硌牙。咸肉是发了霉的，有一股怪味，但劳工们不敢不吃，因为不吃就没有力气干活。饮用水是从溪流里直接舀上来的，没有烧开，里面混着泥沙和虫卵。许多人喝了之后拉肚子，一天要跑十几趟厕所，拉得腿都软了，还要继续干活。
许多劳工因为营养不良与过度劳累，患上了疾病。疟疾是最常见的——忽冷忽热，高烧不退，浑身发抖。工地上的“医疗条件”几乎为零——只有一个自称“懂点医术”的美国移民老头，他给病人开的药是威士忌加辣椒面，说是“发汗驱寒”。有几个人喝了之后病得更重了。
一名叫陈阿福的华人劳工因为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咳嗽不止，咳出的痰里带着血丝。他无法继续工作，被工头无情地赶出了工地。他跪在地上，拉着工头的裤腿，用生硬的英语说：“求求你，让我留下。我会好的。我还能干活。”工头一脚踢开他：“滚！别在这里传染别人！”陈阿福被赶出了工地，孤零零地站在路边，不知道该去哪里。他在这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身上的钱也不够买一张回家的船票。后来有人说，他在洛杉矶的街头流浪了几个月，最后死在了救济院里，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人通知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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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劳工们依然没有放弃。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
每天清晨五点，天还没亮，工头就会吹响哨子，把劳工们从帐篷里叫起来。他们揉着惺忪的眼睛，随便啃几口玉米饼，就拿起工具走向工地。中午十二点，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继续干活。晚上七点，天已经黑了，工头才允许他们收工。回到帐篷里，他们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倒头就睡。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百二十名劳工，用铁锄、铁锹、独轮车和石碾，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他们炸开了九处岩石，填平了十几处沟壑，铺设了五十英里的碎石路面。他们的手上长满了老茧，背上晒脱了皮，脚上磨出了血泡，但他们没有停下来。
1858年冬，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洛杉矶至圣巴巴拉的公路终于修建完成。
这条公路宽十二英尺，可供两辆马车并排通行。路面用均匀的碎石铺垫，平整而坚固，解决了雨季泥泞难行、旱季尘土飞扬的问题。公路沿线设有七处驿站，每十英里一处，提供马匹更换、食宿补给和简单的医疗服务。公路跨越圣莫尼卡山口的那段，被命名为“劳工隘口”——这是史密斯提议的，他说这是为了纪念劳工们的付出。但劳工们知道，这不过是史密斯的一点小恩小惠，用来安抚他们的。
公路通车那天，洛杉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市民们纷纷涌上街头，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主街上挂满了彩旗，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闹。商人们赶着满载货物的马车，沿着新公路前往圣巴巴拉；市民们也纷纷骑着马，体验新公路的便捷与舒适。
史密斯站在一辆装饰着鲜花的马车上，向人群挥手致意。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洛杉矶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这条公路，是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筑成的，是洛杉矶通往繁荣的大道！它将把我们的农产品运往更远的市场，将把更多的商机带到我们的城市，将把我们的名字传遍整个加州！”
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佩德罗和李阿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们没有鼓掌，也没有笑。他们只是对视了一眼，然后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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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开通，给洛杉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同为城市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农产品的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从洛杉矶到圣巴巴拉的时间从原来的三天两夜缩短到一天一夜，运输成本降低了近一半。洛杉矶的柑橘、小麦、皮革等农产品在圣巴巴拉的市场上更具竞争力，销量大幅增长。1859年，圣巴巴拉市场的柑橘价格比前一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但洛杉矶柑橘的销量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因为运费降低了，果农们可以把价格降下来，吸引更多的顾客。
商人与农场主们赚得盆满钵满。史密斯在1859年的利润比前一年翻了两倍——他的皮革从洛杉矶运到圣巴巴拉，再装船北上旧金山，比以前快了五天，赶上了市场的最佳时机。利蒙的肉牛在运输途中受伤的比例从百分之二十降到了百分之五，皮革质量大幅提升，价格也涨了三成。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好日子”的滋味。
圣巴巴拉的盐、布匹、工具等商品也能更快捷地运往洛杉矶，丰富了洛杉矶的市场供应，满足了市民的生活需求。以前圣巴巴拉的盐运到洛杉矶要三天，现在只要一天，而且价格更便宜。主街上的杂货铺里，商品种类比以前多了，价格也比以前低了。
1859年一年，圣佩德罗港的贸易额就比公路修建前增长了百分之五十。洛杉矶的出口货物量从一千二百吨增加到一千八百吨，进口货物量从八百吨增加到一千二百吨。城市的经济更加繁荣，税收也随之增加。克拉克市长在年度报告中写道：“这条公路，是洛杉矶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公共工程。它的价值，不亚于圣佩德罗港。”
公路沿线也逐渐发展起来。一些商人看到了商机，在公路旁开设了驿站、餐馆与商铺，为过往的旅人提供住宿、餐饮与补给服务。
最大的驿站设在“劳工隘口”脚下，由一个名叫霍普金斯的美国人经营。驿站有二十间客房，一个马厩，一个餐馆，还有一个杂货铺。餐馆里提供着墨西哥菜、中餐与美式餐点——墨西哥玉米饼、炒杂碎、烤牛肉、玉米面包，不同族群的人们在这里相聚，品尝着不同的美食，交流着不同的文化。霍普金斯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条路上有美国人、墨西哥人、华人，所以他雇了三个厨师，每人做一种菜系。他说：“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驿站也成为了信息交流的中心。商人们在这里交换市场信息——旧金山的皮革价格涨了，圣巴巴拉的柑橘需求大了，洛杉矶的地价又升了。旅人们在这里分享各地的见闻——东部又发现金矿了，墨西哥又政变了，欧洲又打仗了。邮差们也在这里停留，更换马匹，休息吃饭，顺便把沿途的信件交接给下一站的邮差。
公路沿线的小镇逐渐形成。在距离洛杉矶十英里处，一个新定居点出现了，人们叫它“中途镇”，因为正好在洛杉矶和圣巴巴拉中间。镇上有了铁匠铺、杂货铺、酒馆、教堂，还有一所小学校。人口从最初的几十人增长到几百人，成为了连接洛杉矶与圣巴巴拉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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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路的修建也给劳工们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与不公。
许多华人劳工在修建过程中受伤，甚至失去了生命。根据一份不完整的记录，在长达一年多的施工中，至少有七名劳工在爆破事故中丧生，十几人受重伤致残，还有几十人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死者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伤者被赶出工地后自生自灭。
李阿明在公路修通后，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他的工资被工头克扣了一部分，再加上生活开支和几次生病看医生的费用，五年合同期满时，他只攒下了不到三百比索。三百比索，不够买一张回中国的船票，也不够给妻子治病、供孩子上学。他只能留在洛杉矶，继续做石匠为生，在唐人街的一间小屋里，跟十几个同胞挤在一起。他每个月给家里寄十个比索，那是他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他不知道妻子收到钱没有，也不知道孩子们长多高了。他只能在梦里回到台山，回到那个小村庄，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
佩德罗虽然看到了农产品销量的增长，但他的工资依然微薄。公路修通后，他被史密斯辞退了，没有补偿，没有遣散费。他回到自己的小牧场，继续种柑橘。公路确实让柑橘的运输变得方便了，但价格并没有涨多少，因为运费降低的同时，市场上的柑橘也多了，价格被压得更低。他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他依然无法让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他的母亲还住在那间漏雨的土坯房里，他的妻子还在为孩子们的学费发愁。
他的腿上的伤疤还在，每到阴天就会隐隐作痛。那是他在勘探路线时留下的纪念，是这条公路的“勋章”。但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勋章”，也没有人会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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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市长也意识到了劳工们的困境。他多次到工地视察，看到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劳工，看到佩德罗腿上的伤疤，看到李阿明满是老茧的双手，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对这种不公感到愧疚，也深知劳工们的牺牲是公路修建成功的关键。
1859年初，他推动市议会通过了《劳工保护法案》。法案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天一比索，任何雇主不得低于此标准支付工资；雇主必须为受伤劳工提供医疗补偿，不得随意解雇受伤劳工；禁止克扣工资与歧视性待遇，违者将被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劳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每天十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天。
克拉克在议会发表演讲时说：“这条公路是用劳工们的汗水筑成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条公路，就没有洛杉矶的繁荣。我们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权益，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不是工具，他们是人。”
但法案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雇主们阳奉阴违——他们表面上遵守法案，私下里却用各种手段规避。比如，他们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十四个小时改成十个小时，但要求劳工“自愿加班”，不加班的就被辞退。比如，他们给受伤劳工提供“医疗补偿”，但所谓的“医疗”就是那个用威士忌加辣椒面治病的美国移民老头。比如，他们不再明目张胆地克扣工资，但通过提高工具租金、收取住宿费、伙食费等方式，变相降低了劳工的收入。
克拉克虽然多次督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与执法力量，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整个1859年，只有两起劳工投诉被受理，没有一家雇主被罚款。劳工们知道，法案不过是一纸空文。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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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这条公路成为了南加州重要的交通干线。它被拓宽、被铺上柏油、被并入加州一号公路系统，成为连接洛杉矶与圣巴巴拉的主要通道。每天有成千上万辆汽车在上面行驶，游客们沿着这条路去圣巴巴拉度假，商人们开着卡车运输货物，没有人会想起这条路是怎么来的。
当汽车取代马车，公路被重新铺设成柏油路时，很少有人会记得，这条公路是用无数劳工的汗水与牺牲换来的。那些华人与墨西哥裔劳工的身影，依然镌刻在公路的每一寸土地上，成为洛杉矶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们的牺牲与抗争，也为后来的劳工权益保护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劳工隘口”的公路旁，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是1932年一位历史学家发现的。石碑上刻着几行字，是用中文、西班牙语和英语写的。中文部分已经模糊不清，只能勉强辨认出几个字：“台山……李……明……在此修路……”西班牙语部分写着：“佩德罗·冈萨雷斯，圣盖博，1857。”英语部分是一个名字：“J. Smith”——也许是托马斯·史密斯的签名，也许只是一个同名的劳工。
没有人知道这块石碑是谁立的。也许是李阿明，也许是佩德罗，也许是一个不知名的劳工。它静静地立在公路旁，被杂草和尘土覆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但风吹过时，石碑上的尘土被吹开，露出那些模糊的字迹，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每年秋天，会有一位老人来到这里。他是佩德罗的曾孙，也是一名历史教师。他会在石碑前放一束野菊花，然后站一会儿，默默地看着那些字迹。他不知道李阿明后来怎么样了，不知道他是否回到了台山，是否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曾在这条路上流过血，曾有一个叫李阿明的中国人，和他并肩站在一起，向史密斯要求公平的待遇。
他翻开笔记本，写道：“今天，我又去了劳工隘口。石碑还在，字迹更模糊了。风很大，吹得野菊花的花瓣四处飘散。我在想，一百多年前，那些修路的人，他们有没有想过，这条路会变成今天这样？他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后代还会记得他们？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告诉他们这条公路的故事，告诉他们那些被遗忘的名字。”
风吹过隘口，石碑上的尘土飞扬。那些模糊的字迹在阳光下闪烁了一下，然后又被尘土覆盖。
公路的铺设，不仅打通了洛杉矶与周边城市的交通，更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联动与文化的融合。它像一条纽带，将洛杉矶与圣巴巴拉紧密连接起来，让这座城市在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向着南加州经济中心的目标不断迈进。而那些为修建公路付出汗水与牺牲的劳工们，也值得被永远铭记，他们是洛杉矶繁荣背后的无名英雄。
七律·第20章
公路初铺碎石扬，连通圣芭与洛桑。
商人农场共集资，华墨劳工齐献力。
雨季泥泞终得解，农产运输效率强。
区域联动添活力，南加交通渐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