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描述得比我还细。我听着，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她那时候的样子：
瘦小，梳着乱糟糟的马尾辫，眼睛瞪得很大，被逼到墙角也不肯低头，最后只能用笨拙的方式反击。
我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些不光彩的碎片，摊在对方面前。
说到后来，话题渐渐发散，从童年糗事聊到各自第一次离家，第一次打工受骗......
即使日头快要上山，我们也没有停歇的意思。
仿佛要把过去二十多年欠下的无人倾听的倾诉，在这一夜之间全部补上。
等到两个人的思维都变得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哈欠连天时，聂雯起身去了趟卫生间。
她回来时，带着一身凉气，重新钻进我怀里，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沉默了几分钟，她忽然开口，
“余夏，我觉得......咱们两个，挺像的。”
说完这句，聂雯睡着了，可我却还是睡不着。
父亲的各种形象萦绕不去。我试图去拼凑一个完整的他，却发现自己始终无法客观地评价他。
我始终不能了解他真正的想法。
他穿着破鞋省下钱寄给我时，有没有希望我出息了，能证明他的人生并非全然失败？
他临终前隐瞒病情为我留下保险金，除了寻求内心的安宁，有没有不知如何表达的父爱？
这些问题的答案，随着他的死亡，永远埋葬了。
直到他死后，我对他的了解，都是片面的。
我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安慰自己：
他不是个圣人，也不该被塑造成圣人。
他只是个有自己欲望和局限的，被迫在现实中长大的普通人。
这个认知并不能消除我所有的恨，也不能抵消他曾经造成的伤害。
但能让我在恨与悔的撕裂中，找到可以喘息的片刻。
我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就被生物钟唤醒了。睁开眼睛，天已大亮。
聂雯背对着我，坐在床沿。
她低着头，很专注地在打字，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移动。
我想伸手碰碰她，告诉她我醒了。但手刚抬起来，又停住了。
她打完了字，按下发送键，然后像被烫到一样，赶紧把手机关上，屏幕朝下扣在了腿上。动作有点刻意。
她转过来看我明显吓了一跳，“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
我看着她，没问她在给谁发消息，也没戳破她的慌张，随口说，“太亮了，睡不着了。”
说着，我摸到枕边的手机，习惯性地解锁，点开新闻APP。
第一条推送，赫然是关于精神病院火灾的最终统计报告。
“经全力抢救，本次火灾死亡人数最终控制在304人，其余受伤人员均已脱离生命危险......”
304。
下面的评论区果然已经炸了，舆论一边倒地嘲讽：
“杨光这个神之代言人也不行啊？算错了两个！”
“这年头预言家太多了，就是随便蒙呗，蒙中了就是神迹，蒙错了就装死，反正也没什么损失！”
“散了散了，又是博眼球的，浪费感情。”
“我看那个杨光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之前那些极端言论也是炒作吧？”
不对......不是算错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动作大得把聂雯吓了一跳。
“快！”我一边胡乱地往身上套着衣服，一边对还坐在床沿发愣的聂雯低吼，
“联系肖远安！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李建设！李建设和贾真......有危险！”
“啊？”聂雯显然没跟上我的思路，一脸茫然。
我顾不上解释太多，抓起她的外套塞给她，“边走边说！先走！”
我们匆匆下楼，寒冷的空气让我打了个激灵，聂雯一边跟着我小跑，一边给肖远安打电话。
我则压低声音，向她解释我的推测，
“如果幕后黑手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存在，以现在的结果来看还远远不够有震撼力！”
聂雯对着电话那头的肖远安说了几句，捂住话筒，焦急地看着我，“然后呢？”
“既然如此，”我拦下一辆出租车，把聂雯塞进去，
“怎么才能把神对人类的掌控力和不可违逆性最大化？怎么让这场神迹变得无可争议？”
聂雯摇摇头。
“那就是——”我看着她的眼睛，
“让即便侥幸逃出那栋楼的人，也依旧逃不掉神宣判的命运！神说306人会死，就绝对不可能是304人！”
“你是说......”聂雯倒吸一口凉气。
“剩下的两个，就是李建设，和带他出去的贾真！”我咬着牙说出这句话，
“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尸体就藏在某个地方，等着被人发现，让死亡数字完美契合预言，让舆论的力量彻底发酵，让神的存在变得不容置疑！”
“或者，”我想到更可怕的一种可能，
“幕后的人还想来一场表演，让他们在摄像头面前，亲自完成这场神的最终旨意！”
聂雯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她对着话筒急切地说着什么。
“但是，”我喘了口气，
“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就得试试！问问肖远安！看看她有没有能找到李建设的办法！”
半个小时后，我们在贾真家楼下集合。
那是一栋位于老城区的孤零零的筒子楼，外墙斑驳，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砖块。
窗户大多破损，用塑料布或纸板胡乱挡着。
如果不明说，我绝对会以为这是座待拆迁的废弃建筑。
肖远安比我们早到一点，她连妆都没化，脸色有些憔悴，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脸上。她显得比我们还要焦急。
来之前，肖远安已经托人跟贾真的妻子通过信，简单说明了情况。
此时，贾真的妻子——一个穿着棉袄面容愁苦的中年女人，正和肖远安一起在楼下等我们。
我们下了出租车，快步走过去。
肖远安简单介绍了一下说是同事和朋友，我和聂雯与贾真的妻子攀谈了几句。
她告诉我们，自从精神病院大火之后，贾真就再也没回来过，电话也打不通。她眼圈红着，语气不安。
这更加深了我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