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厢房，苏赫一脚踢开靴子，整个人直挺挺倒向床铺。脸埋在枕头里，半晌没动。

　　江云叙推门进来时。

　　苏赫的肩膀压抑的颤抖着，一阵接一阵。

　　“怎么了？”

　　被褥里那人没应，肩膀耸动的幅度却更大了。

　　不知过了多久，那抽搐才缓下来。

　　江云叙这才又开口：“青天……没做成么？”

　　苏赫浑慢慢翻过身来，脸上湿漉漉的一片：

　　“……也……不是。早知道……”

　　他声音低下去，混着哽咽：

　　“……早知道我就……不……不给他发那道公文了……”

　　苏赫又稀里哗啦了一会......

　　见他不抖了，江云叙眼底才漾开一点笑意：

　　“方才那模样……倒似青儿幼时摔了心爱的糖人儿一般。”

　　她顿了顿，又轻声补了一句：

　　“不过嘛……都说‘流芳百世’，可细想起来，这‘流’字底下，未必非得是墨痕。”

　　看着江云叙眼中那抹还未散去的笑意，苏赫吸了吸鼻子，挺了挺腰板，正色道：

　　“刚才那叫……‘释放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也是工作方法的一部分！”

　　他顿了顿，又补充：

　　“再说了，‘严肃活泼，团结紧张’……那会儿属于‘活泼’环节，这叫‘情感宣泄规范化，有利于心理健康和长期工作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的！”

　　涂如松被两个狱卒半架着从司狱司拖出，架进了按察使司二堂。

　　苏赫坐在案后，手里的笔顿住了。

　　——头发黏结成绺，沾着草屑和暗红的血痂，破烂的囚衣几乎遮不住躯体，裸露出的皮肤上遍布着深紫、乌黑、的鞭痕与烙伤。十根手指以一种怪异的角度扭曲着，指甲盖全翻了。

　　他几乎不敢确认，这就是卷宗上那个三十二岁的壮年农夫，涂如松。

　　一个狱卒粗声喝道：“涂如松！臬台大人问话，老实回禀！”

　　地上的人影试图抬起头，脖颈支撑不住，只能将脸侧着。

　　苏赫强迫自己移开目光，看向案卷：

　　“涂如松。本宪复勘你的案子。你将杀妻杨氏的经过，再详细说一遍。”

　　涂如松哆嗦着，好半天：“……小人……那夜……喝了酒……她……她顶撞……就拿……拿刀……”

　　“什么刀？”

　　“……灶……灶房的柴刀……”

　　“砍在何处？”

　　“……脖……脖子上？”

　　“砍了几下？”

　　“一……一下？不……两下？三下？大人……小人……记不清了……当时昏了头……”

　　对犯罪事实认识不清，记忆混乱！

　　“为何杀她？”

　　这个问题让涂如松更茫然了：“……她……她总……总跟别的男人搭话？”

　　“你看见了？”

　　涂如松眼神慌乱：“……大人的意思是？喔……喔！小人想起来了！不是搭话……是……是她那天想偷家里的米，送回娘家！我们才吵起来的！”

　　“实事求是”四个字，在他这儿怕是没学过！供词跟墙头草似的，风向一变就倒！

　　听到这里，苏赫的心，沉了下去。

　　死罪都判了，押赴刑场就是“从严从快”的终点。他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必要在复审官面前，对自己的“罪行”如此“认识模糊，交代不清”？

　　除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就是一起典型的“证据不足，口供至上”造成的“工作失误”。

　　这个念头让苏赫后背窜起一股寒意。但他仍不敢就此断定。杭州莫老汉那“父子情深，主动揽责”的教训太深刻了。

　　为了稳妥，他压住心头的惊涛骇浪，换了个方向，语气放缓：

　　“涂如松，你家中还有何人？父母可在？兄弟几人？”

　　涂如松有了条理：“爹……早没了。娘……还在。有个兄弟，早些年……去湖广谋生了。”

　　“你有子女么？”

　　“……有个小子，才……才六岁。女儿……三年前病死了。”说到孩子，他眼睛掠过一丝光，但迅速又湮灭。

　　“你母亲身体如何？家中田产可还够嚼用？”

　　“……娘眼睛不好……地……地少，租子重……”

　　苏赫一边听，一边快速在脑中核对。涂如松是家中主要劳动力，有老母幼子需要抚养，属于“家庭负担重，社会关系相对简单”的类型。他若真是为至亲顶罪，最可能的就是为这个儿子，或者为母亲。

　　但一个六岁孩童不可能杀人，这不符合“作案能力评估”。而老母体弱，更无可能。至于那个远走他乡、联系困难的兄弟，属于“外围关系，嫌疑度较低”。

　　基本排除顶罪可能。

　　这个判断，随着涂如松那颠三倒四、“随风倒”的“供述”，以及对他家庭情况的核实，在苏赫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沉重。

　　苏赫吩咐狱卒将涂如松带下去，又唤来书办：

　　“此案疑点甚多，口供是关键。为确保后续审理顺利、口供真实有效——传我的话，即刻寻稳妥医官，给涂如松好生诊治，外伤内损，务必仔细调理。”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

　　“记住，要好生调养！”

　　不多时，涂如松的生母，涂王氏被两名官媒婆搀扶进了二堂。脸上布满泪痕。

　　一进门，涂王氏便瘫跪下去，未语泪先流，枯瘦的手掌拍打着冰冷的地砖：

　　“……是我没管教好儿子……娶了这么个祸害进门，害了我儿一生啊……”

　　苏赫示意她起身回话。涂王氏被搀到一旁的小凳上坐下，抽噎着，断断续续讲起了那段被贫贱和怨怼磨得支离破碎的婚姻。

　　“……自打进门，家里就没消停过几天。”涂王氏抹着泪，眼里是积年累月的怨毒与悔恨，“她哪里是会过日子的人？手里但凡有几个铜板，就偷偷摸摸往她娘家塞！米缸见了底，她娘家人倒是吃上了白面……这叫什么事儿？胳膊肘尽往外拐！”

　　“性子和石头一样硬，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刚愎得很！我那儿子，也是个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嫌她整日聒噪，她呢，怨我儿子心冷脸硬，不会疼人……这日子，能过好吗？”

　　她越说越激动：“这还不算！官府要丁银，要漕粮，年景不好，地里刨不出几个钱，债台一天天高起来……家里穷得叮当响！”

　　最后，她猛地抬起头，声音尖利起来：

　　“就是这个扫把星！就是她！把我儿子害成这样！要不是她……我儿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她害的！”

　　哭声、骂声、怨气，混杂在二堂。

　　苏赫静静地听着——

　　夫妻是“内部矛盾”，穷是“外部压力”……

　　涂王氏的讲述，确实勾勒出一个在“多重矛盾叠加”下逐渐窒息的家庭图景。每一桩都可能成为“恶性事件”的导火索。

　　苏赫等涂王氏的哭骂停下来，才开口：

　　“涂王氏，是你向县衙首告，指认你儿将杨氏尸身埋于后园枣木之下，可是？”

　　涂王氏点头：“是，是民妇……”

　　“嗯。”苏赫点了点头，话锋却陡然一转，“本宪有问你。你是如何‘准确’得知，你儿子将尸体埋在了‘那棵’枣树之下？并且，埋的‘就是’杨氏的尸首？”

　　涂王氏脸上的悲愤瞬间凝滞，眼底掠过一丝慌乱。

　　“民……民妇……”她声音低了下去，“是……是看到的。”

　　“看到的？”苏赫身体前倾，“你亲眼看见涂如松在枣树下埋尸？”

　　“不……不是埋的时候……”涂王氏的手指绞着衣角，“是……是后来，民妇见那棵枣树下的土……松了，像是新翻动过。那杨氏又不见了，就……就猜到了。”

　　“哦？只是土松了，你就断定下面埋的是是杨氏的尸体？”苏赫步步紧逼，“为何不疑心是埋了别的东西？譬如……家中暂时用不着的杂物，或者……埋了些不想让人看见的银钱细软？”

　　“不……不是！”涂王氏声音急切，“那杨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是被他杀了埋了，还能去哪儿？”

　　苏赫没有接她关于杨氏去向的话茬：

　　“所以，你并未亲眼看见埋尸过程，也未亲眼看见土里埋的是什么，仅凭‘土松了’和‘杨氏不见了’这两点，就向官府指认——你儿子杀了人，并且将尸体埋在了那棵特定的枣树下。是也不是？”

　　涂王氏张了张嘴，只重复道：

　　“大人……人就是他杀的呀！让他……让他安安稳稳地去了吧！”

　　说着，又掩面哭泣起来。

　　苏赫看着她哭泣，心中的疑云越发浓了。

　　这哪是“大义灭亲”的举报？这简直是“定点投送”！流程简单粗暴，结论不容置疑，还带着一股“赶紧结案，别再深究”的焦躁感。

　　她在害怕什么？害怕案子“拔出萝卜带出泥”？

　　还是害怕有人“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出些她预案里没有的“超纲题”？

　　苏赫靠回椅背，指尖在案卷上“涂王氏幡然悟悔，大义灭亲”那行小字上敲了敲。

　　涂王氏走后，亲兵领着一名男子，身材干瘦。一进来，眼神就滴溜溜地在堂上扫了一圈，最后才落到端坐的苏赫身上。

　　苏赫心里就“咯噔”一下。

　　太滑头了！

　　那眼神根本就不是普通老百姓见了“朝廷命官”有的“敬畏与惶恐”，更像是在进行“敌情侦查与风险评估”。

　　好家伙！这眼神，这气质，这“入门先观察地形”的职业习惯……

　　简直是我当年在所儿里搞‘严打’时，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农贸市场‘重点关照’的那批扒窃惯犯的‘标准出厂设置’！

　　属于那种“一看档案就有前科，一听语气就在撒谎”的经典款！

　　苏赫甚至能脑补出这人的“心理活动”：

　　第一步，确认环境安全系数；第二步，评估堂上官员的“严厉指数”与“可糊弄程度”；第三步，迅速编造或调整应对预案；第四步，见机行事，争取“坦白从宽，回家过年”或者“咬死不认，熬过审讯”。

　　他几乎下意识地想摸一下腰间，看看铐子在不在。这纯粹是“职业病引发的条件反射”。

　　“同志，你这‘眼神飘忽，神态可疑’的问题，很突出啊。看来今天这场‘证人询问’，得改成‘突击审讯’的规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