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陆 1687年夏，南疆的橡胶林还飘着硝烟，奥古斯都港的元老院议事厅却先乱了套。卢修斯作为执政官，手里攥着两份急报：一份是连弩军团的“箭矢仅够三日”，另一份是东部行省的“圣光教与科里部落冲突，三十人死亡”。他刚提出“先调工匠补军械、再派神父调解信仰矛盾”，保守派首领弗朗西斯科就把象牙权杖往桌上一敲：“执政官分不清轻重？贵族庄园的秋收要紧，那些蛮族信什么，关我们什么事？”
卢修斯盯着弗朗西斯科身后的元老们——他们大多戴着圣光教的十字架项链，却对部落民众的死活视而不见。战争期间，圣光教借着“为士兵祈福”的名义扩张，教会神父甚至在军营里宣称“不信圣光者战死无救赎”，科里部落本就因税赋暴增不满，这下更抵触，上月还砸了三座乡村教堂。他申请派军队维持秩序，元老院却以“避免激化矛盾”为由驳回，转头让贵族私兵去保护教堂，结果私兵抢了部落的橡胶，反倒让冲突更烈。
夜里，科里部落首领托里偷偷送来狼牙项链，链身沾着血污：“大人，圣光教的人说我们是‘异端’，要烧我们的神树；贵族私兵抢我们的橡胶，元老院不管——再这样，我们只能逃去边地了。”卢修斯摸着项链上的齿痕，突然觉得无力：他是执政官，却管不了元老院的财政、贵族的私兵，连民众的信仰冲突都摆不平。更让他憋屈的是，北境盟友送来熔金火药样品，说能帮着守橡胶林，可他申请拨款建工坊时，弗朗西斯科竟说“先保圣光教的教堂修缮费”。
这种困局在战争末期彻底爆发。科里部落因“拒绝改信圣光教”被元老院扣上“通敌”罪名，要征调部落所有青壮年当兵，托里带着族人跪在执政官官邸前，老泪纵横：“我们宁愿去边地开荒，也不愿当替死鬼！”卢修斯看着他们皲裂的手掌——那是割橡胶磨的，不是通敌的罪证。他想驳回元老院的命令，却被财政官告知“国库拨款要元老院批，您没权力改”。那天晚上，卢修斯把部落的求救信烧在青铜方尖碑下，火光里，他第一次动了“掀翻元老院”的念头。
1687年秋，铁锚港停战协定签订，可东方帝国的烂摊子却更重：边防兵力缺三成，连弩工坊冷了一半炉，科里部落的橡胶林停采，东部行省因信仰冲突天天有人闹事。卢修斯召开元老院会议，提出“紧急法案”：征贵族私兵补边防、定圣光教为国教稳信仰、让不信教的少数民族迁边地实行羁縻。可弗朗西斯科还是老样子，把法案扔在地上：“你想掏空贵族、逼反蛮族？没我们，谁给你缴税？”
这句话成了导火索。三日后凌晨，卢修斯带着三百连弩手围住元老院，长剑指着晨光下的金鹰旗：“元老院漠视边防、包庇贵族、纵容信仰冲突，已不配掌权——从今日起，我自封终身独裁官，元老院只留咨询权！”弗朗西斯科想反抗，却被弩箭抵住咽喉，旧元老们没了主心骨，有的瘫坐，有的慌忙表态支持。卢修斯没杀人，只把弗朗西斯科和二十名保守派流放荒岛，从军队、工坊里提拔新元老——这些人沾着硝烟和硫磺味，不会像旧贵族那样只算自己的账。
政变后第一周，卢修斯就以“独裁官令”推行两项关键政策，没给任何人争论的机会：
他下令全国所有城镇必须建圣光教教堂，每月初一、十五全民参与弥撒，拒绝者罚缴半年税；宗教小学教材新增“圣光教教义”，神父由中央统一任命，禁止传播“异端”信仰。为了让政策落地，他把王室粮库的一万石麦子拨给教会，作为“救济粮”——神父给流民发粮时，必须先教他们念圣光教祷文。东部行省的冲突很快平息，流民为了领粮主动改信，之前砸教堂的科里人，也有不少因“想留在内地”跟着神父祈祷。
卢修斯没完全搞“信仰迫害”，只是划了条线：只要不公开反对圣光教，允许少数民族保留私下的祭祀仪式；教会若敢强拆部落神树，神父直接流放边地。有次圣光教主教想烧科里部落的神树，卢修斯直接派连弩手把人押回来，当着部落民众的面说：“信圣光教是好事，但不能欺负人——你们的神树，我保了。”托里当时就跪下，把狼牙项链递给他：“独裁官护我们，我们也信圣光教。”
对坚决不愿改信圣光教的少数民族（除科里部落外，还有西部的瓦兰部落、南部的图瓦部落），卢修斯没强逼，而是推出“边地安置令”：愿意迁去南部边地的，每户给 50亩荒地、3袋麦种，免五年税；若留在原地，需按人口比例缴纳“信仰税”，税额是信教者的三倍。瓦兰部落首领一开始不愿迁，可看着留在原地的族人因缴不起税被没收土地，最终还是带着两千人去了边地。
他在边地设“镇抚总督府”，总督由中央任命，副手从少数民族部落里选，部落只需每年上缴三成橡胶、铁矿，内部治理完全自主。图瓦部落迁去边地后，托里还主动派族人去教他们割橡胶，两年后，边地的橡胶产量就赶上了内地——卢修斯要的不是“驱逐”，是把不信教的少数民族“安置在有用的地方”，既减少内地的信仰冲突，又能开发边地资源，比元老院的“放任不管”强太多。
解决了信仰和民族问题，卢修斯才着手推募兵制，毕竟这是补边防、稳生产的关键。他把募兵制和之前的政策绑在一起，让“当兵”成了民众的“优选出路”：
信圣光教的流民参军，退役后优先进国营工坊或资源署，还能获“圣光信徒”勋章，教会会给他们家人发“祈福证书”；
迁去边地的少数民族当兵，可申请把家人迁回内地，服役满 5年的部落士兵，能当镇抚总督府的副手；
科里部落的“丛林小队”被编入正规军，士兵既能守橡胶林，又能拿军饷，托里说“现在部落的年轻人都愿意当兵，既信圣光，又能保家”。
财政官又来忧心军饷，卢修斯却笑着把边地的资源账给他看：“瓦兰部落的铁矿、图瓦部落的橡胶，今年就能缴上来，光这两项税收，就够补军饷的窟窿。”他没骗财政官——1689年边地资源税就达五十万金币，比战争期间多了三成，再加上圣光教会帮着稳定流民、减少叛乱，治安经费都省了不少。
1690年秋，卢修斯再去边地时，看到的景象让他踏实：瓦兰部落的人在铁矿里采矿，图瓦部落的人在橡胶林里收割，圣光教的教堂建在边地小镇中心，神父正给部落孩子教祷文；“丛林小队”的士兵穿着帝国军装，脖子上挂着狼牙项链和十字架，巡逻时既能帮部落解决纠纷，又能防备盗匪。
他站在边地的镇抚总督府前，摸着腰间的金鹰徽章，突然想起 1687年战争期间的憋屈——那时他连调五十个工匠都做不到，现在却能让信仰统一、民族安稳、边地开发。风里传来教堂的钟声，混着铁矿的锤击声、橡胶林的笑声，卢修斯知道，这场从“执政官憋屈”到“独裁官破局”的改革，终于把帝国的根基扎稳了。新元老们从都城送来奏报，说要给边地加派工匠、增建学校，卢修斯笑着批复：“不用急，慢慢来——只要民众有活路、帝国能安稳，比什么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