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黄知道毛文龙曾经是袁可立老部下，本来想要袁可立帮忙书写，但又想到毛文龙因为虚报战功，还有吃空饷的问题与袁可立有冲突，最终毛文龙联合阉党弹劾袁可立，再加上毛文龙与朝廷官员关系紧张，不愿意袁可立躺这趟浑水，所以这才没有让袁可立代为写信。秦黄给毛文龙写信之后，便又给崇祯皇帝写信，道：“我与福建越近，便越听说福建海外贸易的富庶，今年出海失踪了二十几条商船，损失便有百万两银子以上，平均一条船竟有五万两银子左右，

　　而袁崇焕一年的兵饷也不过是四百八十万两，只需不足百艘商船，便能轻易超过袁崇焕一年兵饷，足可见海外贸易的富庶，现在朝廷每年的关税只有两万两银子，商人们自己却也讨不到多大的好处，因为平均两艘船出海，便有一艘船的货物被海盗抢走，即便如此，商人们居然没亏钱，足可见商人利润之稿，而朝廷税收之薄，以及海盗获利之丰，何不大幅度增加贸易关税，严厉打击海盗，朝廷每艘船收一万两甚至两万两银子税收，出海一百艘船便可以得到一百万两百万两的银子，而商人们利润非但不会减少，反而因为没有海盗而利润增加。

　　朝廷用多出来的关税，三成养福建广东台湾水师，三成用来增援东江镇，四成填补国库亏空，为东江镇购置数十门红夷大炮，也不过几万两银子，七艘大型战船，也不过几万两银子，但取得的效果或许能够超过四百八十万两银子打造的关宁防线！”秦黄把给毛文龙的书信，原封不动的抄写下来，但是重点强调了毛文龙这边水运相比起袁崇焕那边陆运的巨大优势，特别是红夷大炮的水运优势，能够让大明王朝轻易把数十甚至上百门红夷大炮带到野战站场，形成对后金的不对称压倒性优势，然后一起送给崇祯。

　　就在秦黄家仆前脚刚走，秦黄后脚就是心里破口大骂道：“他妈的东林党狗贼！”秦黄这一骂并非毫无缘由，只因任何对商人士绅的加税都会遭到东林党人的强烈反对，反而那些对老百姓的加税不会遭到东林党人的强烈反对，比如辽响，剿响，练响这三种加税，东林党人便没怎么反对，反而有东林党人暗中搞鬼，把原本加在商人士绅头上的三响转嫁给老百姓，秦黄心想：“当年万历朝的时候，非东林党人的户部尚书李汝华参考征倭播例，提出辽响双重分摊方案。

　　第一：田赋加派，全国除贵州外，每亩加征三厘五毫，预计得饷二百万两。第二：杂项征收，包括赋役所遗，土田荡没，寺田，学田等，以及向富商大贾按资产多寡加征，也是预计征税两百万两，以平衡税负。到了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因为情报有误遭遇惨败，军费需求翻倍，朝廷再加三厘五毫，同时讨论扩大杂项征收范围，将商税、矿税、契税等纳入辽饷来源。

　　这时候东林党人就开始搞鬼了，以叶向高，李三才，汪应蛟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上疏反对向资产与工商业征税，称朝廷不当与民争利，又说什么富民者，国家之元气也，依照东林党人的逻辑，合着穷苦老百姓就不是元气？就应该给穷苦老百姓加税？那李三才是东林党重要成员，虽为漕运总督，却私吞运河关税，侵占皇庄给自己修院子，吞没皇室木料，这样的人却坚决反对征收商税，称矿税使四出，天下骚然。汪应蛟后来任户部尚书，明确表示请不再设税使，甚至违抗圣旨，遭到皇帝严厉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