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东林党人还是取得了最终胜利，到了万历四十八年，朝廷最终确定辽饷总额为五百二十万两，其中纯田赋加派占比超90%，杂项征收被压缩至不足10%，东林党人背后站着的地主与商人获得巨大免税权利，他们通过飞洒诡寄等手段把加在自己身上的税收转嫁给贫困老百姓。到了天启元年，东林党众正盈朝，叶向高任首辅，主导财政改革，彻底取消对资产与工商业的额外征收，将辽饷完全固化为每亩九厘的田赋加派，明确地亩辽饷为唯一征收形式，在叶向高请罢杂项加派疏中所说杂项征收，名为民利，实为扰民，主张赋税唯以田亩为定，不及其余，从此商人再也不用交三响！”

　　秦黄想到这里，知道加税的方案势必会遭受东林党人的激烈阻挠，不巧的是这时候正是崇祯清除阉党大力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关键时刻，朝堂里面又出现了天启早年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所以秦黄另外写了一份奏疏，道：“若是加税方案难以落实，不加税也是可以的，现在海盗极其猖獗，商人每出海两条船便会丢一条船，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对朝廷来说未必不是有利可图的事，因为海盗的存在人为增加了商人们出海的难度，难度越高能够参与进来的玩家就越少，

　　玩家越少货物就越是供不应求，供不应求就越是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就越是利润高涨，我看有福建巡抚上奏，说海盗猖獗，要求严禁商人出海贸易，其实大可不必，商人们如果不能出海，他们就会变成海盗，上岸劫掠百姓，反而增加麻烦，不如维持现状，但是大明王朝自己也要乘船出海做贸易，此为与民增利，而非与民争利，增这一字没有写错，大明王朝向老百姓购买商品，付给老百姓钱财，老百姓有了钱生活就能好起来，就是给老百姓增加利润。”

　　其实秦黄并不关心商人怎么样，他之所以反对海禁，一是他要出海，二是找一些沙包，分散海盗的注意力，十条船出海，总比他一条船出海安全，因为十条船出海，海盗就有十个目标可以劫掠，一条船出海，海盗就只有一条船可以劫掠，不论怎么看都是后者难度更高。至于与民争利与与民增利，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但其实就是一回事，东林党人的与民争利，就好像万历皇帝放了一个屁，被身边的人闻到了，然后身边人就说万历皇帝把老百姓臭到了，

　　这句话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文字游戏，比如台风过去一颗玉米没倒，这一颗玉米没倒，即可以是只有一颗没倒，也可以是全都没倒，东林党人便是把几个商人的受损移花接木到了全部老百姓身上，而秦黄与民增利四字差不多也是如此，诚然秦黄惠及的百姓要更多，确实是做好事，但形式上就是一回事，不同的在于东林党人通过言语恐吓勒索万历皇帝，秦黄则是选择利诱循循善诱崇祯皇帝。

　　末了秦黄又补充了一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说话，希望崇祯如果答应，就多给毛文龙一些训练时间，同时又补充了一些福建旱灾的情况，希望以此增加崇祯皇帝的紧迫感，从而答应他出海贸易之策，并且秦黄表示愿意自己亲自出海一趟，给崇祯做一个表率，所有金钱不需要朝廷出钱，自己可以向商人筹集货物，等到来年一月份便既渡海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