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杨绍芳在芜湖江边见伯祖幻影，手指东北、西南，旋即消散。绍芳知是伯祖魂灵示警，心中忧惧，暗思伯祖显灵所指，东北乃朝廷所在，西南为滇中故里，恐身后事有变，不敢执着南行，只得返回丹徒。此后数年，严嵩权势日盛，朝中杨一清故旧多遭排挤。绍芳谨守伯祖遗训，闭门整理遗著，直至嘉靖二十六年杨一清追赠谥号，方得扬眉吐气。
如今且说杨一清嘉靖九年临终前后诸事，正是：生前历尽风波险，身后犹存浩气长。
话说嘉靖九年秋八月，镇江丹徒石淙精舍内，七十七岁的杨一清已病入膏肓。这位历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的老臣，此刻卧于竹榻之上，窗外秋雨敲打着石淙溪畔的芭蕉，声如碎玉。
榻前侍立着侄孙杨绍芳、门生胡缵宗及老仆杨忠。一清自七月起便水米难进，面容枯槁，唯双目仍炯炯有神。这日忽精神稍振，唤绍芳近前，声音虽微却清晰：“吾大限将至。身后之事，须谨记三条。”
绍芳含泪跪听，胡缵宗忙取笔墨记录。
“其一，”一清喘了口气，“吾棺椁当葬于丹徒檀山祖茔之侧，与汝曾祖（杨景）相伴。吾十二岁离滇，宦游一生，此地已是故园。墓碑只题‘明故少师杨一清之墓’，勿加谥号——朝廷若赐谥，是君恩；不赐，是本分。衣冠送至安宁石淙”
“其二，遗著文稿，已整理者刊行，未竟者续成。《关中奏议》尚缺三疏，在西安王御史处；《边务纪要》后五卷，分藏沐府、李钺家。尔等需访求补全，然不必强求——文章事业，自有天命。”
“其三……”一清忽剧烈咳嗽，胡缵宗急奉参汤，一清饮罢，良久方续，“吾死后，必有谤言。尔等不可辩，不可争，但闭门读书，整理遗稿。若遇明君治世，或可重刊；若逢昏乱，宁可藏之名山。”
言至此，一清气息渐促，目视老仆杨忠，良久又道：“尚有一事，尔等须办。杨忠随吾六十载，历边关风雪，见惯生死。待吾入土后，可取吾常服冠戴一套，平生所用犀带一围，并那柄随征宁夏的旧剑鞘，盛以檀匣，由杨忠亲携，送往云南安宁石淙故里。不必入土，但择清净处建衣冠冢，碑刻‘明少师杨一清衣冠处’，使滇中父老知吾魂梦常归故土。此事非关礼制，乃尽乡情。”
言毕，取枕边玉簪一支：“此乃孝庙（弘治帝）所赐。昔年吾巡抚陕西，陛辞时孝庙亲插吾冠，曰‘卿为朕抚西北’。今还于朝廷。”又取一柄断剑：“此剑随吾四十年，征宁夏、御鞑靼、除刘瑾，今折其锋，随葬可也。剑在，志在；剑折，志不绝。”
时近黄昏，风雨愈骤。杨一清忽命开窗，望西南方向，喃喃道：“吾十二岁离滇，六十五年矣。滇池月，点苍雪，常在梦中……”语未竟，老泪纵横。
八月十二日夜，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三更时分，杨一清忽然坐起，目视西南，声若洪钟，吟出绝笔：
“七十多年梦已阑，石淙溪水正漫漫。
贺兰山月应如旧，照见孤臣铁甲寒。”
吟罢，仰卧而逝，面目如生。其时烛火骤熄，窗外惊雷裂空，石淙溪水暴涨声如万马悲啸。远近乡民闻之，皆言：“杨阁老归天矣！”多有面南跪拜者。
却说杨忠领了衣冠南送之命，于嘉靖十年春辞别绍芳，负檀匣登程。这老仆年已七旬，鬓发皆白，然筋骨犹健，一路晓行夜宿，三月方至滇境。将至安宁，早有黔国公沐绍勋遣人探得消息——原来沐府与杨家世代通好，杨一清生前又与绍勋之父沐昆有莫逆之交，故绍勋对此事极为郑重。这日清晨，沐绍勋亲率族中子弟、府中亲兵，并安宁父老百余人，迎于石淙渡口。但见仪仗肃穆，素幡招展，岸边设香案祭品，沐绍勋本人着素服玉带，立在队列之前。
杨忠见这阵仗，急忙上前叩拜。沐绍勋双手扶起，含泪道：“老人家远来辛苦。世伯魂牵故里，今遣使者送衣冠归，滇中子弟敢不恭敬相迎？”言罢，率众向檀匣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命府中乐工奏《望云》之曲，其声苍凉，合着石淙渡的潺潺水声，闻者无不垂泪。礼成，沐绍勋亲自捧匣，引至早已选定的衣冠冢址——正在石淙溪畔一处高坡，面对滇池，背倚龙山。冢成之日，沐绍勋亲题“明少师杨文襄公衣冠冢”碑文，又捐资建亭护冢，命当地杨氏族人岁岁洒扫。此事载于万历《云南通志·古迹》，后人有诗叹曰：“铁甲难消谏臣恨，衣冠终慰故园心。”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杨一清灵柩依嘱安葬丹徒，沿途百姓焚香拜祭，自有一番感人景象。此等身后哀荣，非凭空而得，实乃杨公一生忠勤王事、泽被苍生所致。今趁此机会，追忆杨公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旧事，以见其刚正不阿、务实有为之本色。后世百姓为其建祠塑像，供奉不绝，皆源于此。
先说成化年间。杨一清以奇童荐为翰林秀才，年方十二，入京肄业。成化帝闻其名，召至便殿，试以《贺圣朝》词。一清应声而就，中有“日月双悬照九垓，风云际会动三台”之句。帝大喜，抚其背曰：“此子他日必为栋梁。”命赐宝钞、锦衣，令有司供其父杨景禄米。一清父景本为化州同知，因事免官，家道中落，得此恩遇，感激涕零。此事载于《成化实录》，可见先帝爱才之心。后杨一清《凤池稿》中有《纪恩诗》云：“十二登金阙，先皇赐锦衣。至今怀雨露，不敢负春晖。”即咏此事。
至弘治朝，孝宗皇帝励精图治，杨一清已历中书舍人、山西提学佥事，迁陕西提学副使。弘治十年，一清上《慎选举疏》，力陈科举之弊，请广纳贤才。孝宗览奏，召对文华殿。一清侃侃而谈，自午至酉，言及边备、民生、吏治，了如指掌。帝顾谓内阁刘健、李东阳：“杨一清才识宏远，非寻常学官可比。”即擢为太常寺少卿，寻巡抚陕西。离京时，帝特赐麒麟服、金带，谕曰：“陕西边陲重地，卿当为朕抚之。”一清顿首受命，誓以死报。此段君臣相得，传为佳话，后李东阳《怀麓堂集》中《送杨应宁巡抚陕西序》详记其事。
在陕八载，一清修水利、劝农桑、兴学校、整边备，政绩斐然。弘治十五年，延绥大旱，一清奏请免赋、开仓，亲赴灾区，散粮施粥。有司以“未经朝廷批准”劝阻，一清正色道：“百姓倒悬，岂可拘泥程式？若有罪责，某一力承担。”活民数万。捷报至京，孝宗叹曰：“杨一清真能臣也！”赐玺书褒奖。故陕西百姓感其德，后于西安、延安、凤翔等地建生祠七所，香火不绝。此皆实载方志，非虚言也。
然至正德朝，武宗皇帝嬉游无度，宦官刘瑾擅权，朝政大坏。杨一清此时已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正德二年，一清上《请罢游猎疏》，直言：“陛下嗣位以来，鹰犬之好甚于经术，宫苑之游急于朝政。此非社稷之福。”疏入，刘瑾大怒，矫旨切责。一清不为所动，再上《谏止南巡疏》，中有“陛下临御，天下望治。今舍朝政而事游观，弃贤臣而亲奸佞，臣恐变生肘腋”之语。武宗览奏不悦，掷于地。刘瑾趁机进谗，谓一清“诽谤君上”，欲置之死地。幸李东阳、杨廷和等力救，方得免，然削职为民。此事《武宗实录》虽讳，然杨一清《督府稿》中《被黜有感》诗“赤心报国竟成罪，白首归田亦是恩”可证。
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反，朝廷起复杨一清，总制军务。一清与太监张永合谋，定计除刘瑾。时武宗在豹房，张永乘献俘之机，出杨一清所拟刘瑾罪状十七事。帝初不信，永泣曰：“刘瑾谋逆，证据确凿。陛下若不治，奴婢请先死。”帝乃命抄瑾家，得金银数百万、龙袍玉带，方信。然武宗仍欲宽贷，谓：“瑾侍朕多年，或有冤屈。”一清闻之，星夜入京，密见张永，曰：“陛下犹疑，必因旧情。可请三法司会审，当廷对质。”次日会审，一清亲为御史，列瑾罪状，问得瑾哑口无言。帝方下旨凌迟。京师百姓闻瑾死，欢声雷动。有士子题诗于市：“杨公一纸巨阉除，天子方知忠佞殊。”
然武宗昏庸，不改旧态。正德十二年，又欲南巡。一清时已致仕居镇江，闻之疾书谏阻，托张永呈递。疏中有“陛下南巡，劳民伤财，且宁王久蓄异志，恐乘机作乱”之语。武宗不听，果有宁王之变。后王守仁平乱，武宗仍欲南游，一清再上《请回銮疏》，言词激切。武宗终为所动，返京。然从此嫌隙更深，一清遂绝意仕进，筑石淙精舍，著书立说。此段旧事，焦竑《玉堂丛语》载之甚详。
可见杨一清一生，成化、弘治两朝，得遇明君，尽展其才；至正德朝，虽遇昏君，仍刚直敢言，不畏权阉。其忠诚体国、务实为民之风，贯穿始终。故其逝后，陕西、云南、镇江、丹徒等地百姓，多私祀之。嘉靖末年，朝廷虽赐谥建祠，然民间香火，早盛于官祠。万历间，镇江丹徒檀山墓祠扩建，有乡老捐田百亩为祀产，每岁春秋，远近百姓携香烛祭品，拜祭不绝。祠中塑像，据传为唐寅当年所绘画像摹刻，清瘦刚毅，双目如电，令人望之生敬。
至天启年间，魏忠贤乱政，毁天下书院，禁私祀。然陕西百姓暗将杨一清牌位供于关帝庙中，与关羽同享香火。有县令欲拆，百姓聚众护祠，谓：“杨公保我边疆，活我性命，若毁其祠，宁可同死。”县令惧，乃止。此等民心，岂是权势可夺？
崇祯朝，国事日非。有陕西老兵至京师，于兵部门前哭祭杨一清，言：“若杨公在，边墙何至颓坏？茶马何至废弛？”闻者无不唏嘘。后李自成破西安，见杨一清祠，下令保护，曰：“此忠臣，不可辱。”清兵入关后，康熙帝巡幸陕西，亦至杨祠祭拜，题“功在边陲”匾额。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讣闻传至京师，时值嘉靖帝在西苑永寿宫修道。司礼监太监鲍忠呈上急奏，帝默然良久，问侍驾的首辅费宏：“杨一清功过如何？当赐何谥？”
费宏乃杨一清门生，含泪奏道：“按《谥法》，勤学好问曰文，甲胄有劳曰襄。杨公经略三边、计除权阉、平定藩乱，文武兼资，当谥‘文襄’。”
帝却沉吟道：“杨一清与张孚敬（张璁）不睦，朕所知。今孚敬为阁臣，若赐美谥，恐生嫌隙。且朕闻其晚年专权跋扈，致仕时辎重三十车，岂清官所为？暂缓议之。”
原来张璁、桂萼等已先下手为强，上密疏诋毁杨一清“结党营私、排挤善类”，更指其“私藏边防机要，有通番之嫌”。嘉靖帝素来多疑，见此遂生犹豫。
九月初，朝议恤典。张璁党羽、吏科给事中陆粲率先发难：“杨一清虽有小功，然性褊急，不能容物。嘉靖三年‘大礼议’，首鼠两端；五年与费宏争权，排斥异己。且闻其致仕归乡，金银满载，岂四朝老臣所应为？宜削其恤典，以儆效尤。”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兵部尚书王时中（继刘天和任）抗辩道：“杨公总督三边时，筑墙御虏、整顿茶马，省军费百万，活饥民数万。今九边将士闻公讣，多有设位哭祭者。若朝廷薄待功臣，岂不寒边军之心？”
礼部尚书方献夫亦奏：“杨公文章经济，冠绝一时。《石淙诗稿》风行海内，《关中奏议》为边臣圭臬。纵有小过，功实大于过。请依例赐祭葬。”
双方争论十余日。九月十五日，嘉靖帝终于下旨：“杨一清历事四朝，曾效微劳。着赐祭九坛，工部造坟安葬。余不议。”
这道旨意颇堪玩味：赐祭九坛是正一品待遇，然“曾效微劳”四字极轻，“余不议”则明确不赐谥、不追赠。张璁党羽弹冠相庆，杨氏门生故吏则愤愤不平。
更令人心寒的是，旨中竟有“其家遗著，着地方官查验，凡涉边务机要者，悉送兵部”之语。显然，有人欲借机搜查杨一清未刊文稿。
消息传到丹徒，杨绍芳悲愤交加。胡缵宗劝道：“此时若抗旨，祸及全家。不如将紧要文稿密藏，以寻常诗文稿应付查验。”
嘉靖九年冬，杨绍芳于丹徒檀山祖茔旁主持下葬。墓穴按杨一清遗嘱，简朴无华，仅立青石墓碑，刻“明故少师杨一清之墓”九字。然送葬队伍却延绵数里：除杨氏族人、门生故吏外，尚有镇江、丹徒士民、闻讯赶来的陕西商贾、边疆老兵，受过恩惠的百姓，以及暗中前来的旧部门生。
封土之时，忽有异事发生：东方云开一隙，日光如柱，正照墓冢；西方雷声隐隐，似有金戈铁马之音。在场者皆惊，有老者喃喃道：“此乃文星归位，武曲相伴之兆。”
杨一清既葬，然身后哀荣之争，仍未平息。
嘉靖十年秋，陕西三边总制王琼（接刘天和任）上疏，请为杨一清立祠陕西。疏中详列杨公治陕功绩：修水利三十六处，复屯田四万顷，筑边墙三百里，建书院七所。更附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将士联名书，血指印密密麻麻。
疏至京师，张璁党羽大哗。吏部尚书桂萼斥：“边将结党，为私人请祠，此风不可长！”欲治王琼罪。
此时朝局已有变化。张璁因专权过甚，渐失帝心；夏言得宠，开始清算张党。夏言素敬杨一清才学，遂趁机上奏：“杨一清功在社稷，陕西立祠，合情合理。且可慰边军之心，显陛下不忘旧臣之德。”
嘉靖帝犹豫不决，问新任首辅李时。李时老成，奏道：“昔年唐德宗悔未用陆贽，宋仁宗追思范仲淹。杨一清才略，可比陆、范。今其人已逝，褒之无损朝廷，反显陛下恢弘气度。”
帝心动，然仍碍于张璁。恰此时，司礼监太监鲍忠密呈杨一清遗物——那支弘治帝所赐玉簪。帝把玩良久，忆起幼时听闻杨一清与刘瑾斗智、平定安化王之乱等事，叹道：“此老确是国家栋梁。”遂批：“准于陕西立祠，祠名‘报功’。”
然此事一波三折。陕西巡抚奉命建祠时，张璁门生、巡按御史戴金故意刁难，谓“祠宇不得逾制”，只给银五百两。王琼愤而上书：“杨公巡抚陕西时，节省军费何止百万？今建祠报功，五百两岂非羞辱？”自掏俸银千两，三边将士亦纷纷捐资，终建成“杨文襄公祠”。祠成日，西安百姓香火供奉，月余不绝。
镇江方面，杨绍芳及地方士绅亦于檀山墓侧建“石淙祠”。祠中悬杨一清画像，乃正德年间唐寅所绘。绍芳亲题楹联：“四朝忧国鬓如雪，一恸归魂月满山。”此祠后成江南名胜，文人墨客多来拜谒。
杨绍芳葬罢伯祖，即着手整理遗著。嘉靖十一年，《石淙诗稿》十九卷在南京刊成。然《关中奏议》全本仍未得。
嘉靖十二年，绍芳得胡缵宗信，言在北京访得王御史后人，藏有杨一清奏疏三篇，正是《关中奏议》所缺。然需重金求购。绍芳变卖田产，凑银八百两，遣仆北上。
此时朝中，严嵩已渐掌权。其党羽闻杨家购书，造谣谓“杨一清奏疏中多诽谤先帝语”。锦衣卫遂查封书肆，扣押书稿。
绍芳急求刘天和（时已任南京兵部尚书）相助。刘天和致书同年、刑部尚书聂贤（与前聂贤同名，然非一人），陈说利害：“杨公奏疏，皆军国大计。今北虏猖獗，正需参考。若毁之，非国家福。”
聂贤犹豫间，忽接嘉靖帝密谕：“杨一清奏议，着录副本存内阁。原本发还其家。”原来皇帝自得《边事预判录》后，对杨一清遗著渐生重视，然碍于严嵩，不便明示。
经此风波，《关中奏议》十卷终得全璧。嘉靖十四年，由南京国子监刊行。卷首有湛若水序、顾璘序、刘天和序。湛序赞：“石淙奏议，事核理明，字字皆从实践中来。后之治边者，当奉为主臬。”
更可喜者，刊行后不久，朝鲜使臣购得一部，携归汉城。朝鲜国王李怿（中宗）读后，命译成谚文，分发边将学习。此事传回大明，士林引为佳话。
杨一清诗文影响日广。嘉靖十五年，杨慎编《明诗钞》，收录杨诗最多，评曰：“石淙以杜陵之骨，运岑参之气，自成一家。”嘉靖十八年，王世贞著《艺苑卮言》，将杨一清与李东阳并列为“弘正诗坛双璧”。
然毁谤亦未绝迹。嘉靖二十年，严嵩指使门生撰《辨奸录》，诬杨一清“勾结宦官张永，窃取权柄”。幸有老太监鲍忠尚在，出庭作证：“正德五年除刘瑾，乃杨公与张永定计，然是为国除奸，何来勾结？”其事方息。
时光流转，至嘉靖二十六年。此时严嵩已独揽大权，边备废弛，北虏南倭，危机四伏。这年八月，俺答大举犯边，直逼通州，京师震动。嘉靖帝夜不能寐，忽想起杨一清《边事预判录》中言：“若不修边备，二十年后，虏骑可至京师。”
急命取预判录观之，见预言一一应验，冷汗涔涔。又展杨一清《关中奏议》，读“茶马五策”“边墙三要”等篇，叹道：“若早用其言，何至今日！”
九月初，帝召见致仕大学士费宏（时已七十六岁），问：“杨一清谥号，当年何以未赐？”
费宏老泪纵横：“陛下圣明。杨公之才，国朝罕有。然因党争牵连，致身后寂寞。老臣每思及此，心痛如绞。”
帝默然良久，道：“朕已知过。”即命礼部议谥。
此时严嵩虽权倾朝野，然见帝意已决，不敢再阻。礼部奏上“文襄”“文正”“文忠”三谥请选。嘉靖帝朱笔圈定“文襄”，道：“甲胄有劳曰襄，合其武功。”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追赠杨一清太保，谥文襄，遣官至丹徒墓前祭告。祭文由嘉靖帝亲定，中有“卿以文武兼资之才，负社稷安危之任。朕思卿言，如对良箴”等语，实为认错之辞。
消息传至丹徒，杨绍芳已病卧在床。闻旨泣道：“二十载沉冤，今日昭雪。可告慰伯祖矣！”三日后，含笑而逝，年五十九。
且说杨绍芳虽逝，然杨一清精神血脉，却未断绝。其子杨盛斋继父志，整理遗稿，守护祠墓。嘉靖三十八年，盛斋将《石淙诗稿》《关中奏议》合刊为《杨文襄公全集》，请南京国子监祭酒王维桢作序。维桢序中慨言：“公去三十年矣，而陕西父老言及公治水筑墙事，犹感激泣下。此非功德入人之深，焉能至此？”
更可证者，嘉靖四十年，陕西大旱，三边饥荒。延绥巡抚王遵巡边至花马池，见嘉靖九年依杨一清遗策所筑边墙依然屹立，百姓于墙下设土祠，供“杨公神位”。问之，老卒答曰：“此墙筑成，鞑靼不敢轻犯。今虽旱灾，然有墙可依，民心不乱。故岁岁祭之。”王遵感喟，遂重修西安杨文襄公祠，增祀田百亩，令士子春秋致祭。此事载于《延绥镇志·祠祀篇》。
至隆庆年间，朝中有复行杨一清茶马旧法之议。甘肃巡抚廖逢节上疏云：“臣查嘉靖初年茶马档案，杨公所定‘马分九等、茶分三等’之法，行之十年，太仆寺增马三万匹。后法坏，今岁只得马三千。请复旧制，以实边备。”穆宗准奏。边地茶农闻之，竟有设杨一清长生牌位者，谓：“杨公之法，公道公平，不使奸商盘剥。”此等民心，历五十年而不衰。
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整顿边防，尤重杨一清遗著。尝命兵部将《关中奏议》中“边墙三要”“屯田实边”诸篇，刊为《边政辑要》，颁发九边将领。蓟镇总兵戚继光得书，叹曰：“杨公百年前已明边防要诀，若早从其言，何有嘉靖庚戌之变（指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遂于蓟州建“武臣祠”，祀历代安边名将，以杨一清居首。此祠至清初犹存，康熙帝巡幸蓟州时曾亲往祭拜。
杨一清文章事业，亦为后世文宗推重。万历二十五年，焦竑编纂《国朝献征录》，为杨一清立传二万余言，详记其四朝政绩。传末论曰：“公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本朝罕俪。然性刚直，不能与小人委蛇，故屡起屡蹶。然观其筑边墙、定茶马、除权阉、平藩乱，皆关系社稷大计。至于诗文奏议，亦皆经世之言，非空谈可比。可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矣。”此评一出，遂为定论。
民间纪念，尤见真情。万历三十八年，镇江丹徒檀山石淙祠扩建，所需银两，皆由百姓捐献。有陕西商贾，距丹徒千里，亦捐金百两，遣使致祭。使者问其故，答曰：“先祖曾受杨公活命之恩，嘱子孙必亲至墓前叩头。”更奇者，祠成之日，有云南安宁杨氏族人十余人，徒步三月至丹徒祭拜。问之，皆言：“伯祖虽未归葬故里，然遗泽遍及桑梓，族人决议分批东来，岁岁不绝。”
天启年间，魏忠贤毁天下书院，禁私祀。然镇江百姓暗将石淙精舍中杨一清牌位移藏于金山寺，与苏轼玉带同供。寺僧月夜常闻精舍旧址有吟诗声：“贺兰山月应如旧，照见孤臣铁甲寒。”人皆谓杨公英魂不散。此说虽涉玄怪，然可见百姓爱戴之深。
崇祯末年，国事糜烂。有书生夜宿丹徒石淙祠，梦杨一清银髯朱袍，指地图言：“辽东已失，当固守长江。然朝中党争未息，恐难回天。”书生醒而记之，后清兵南下，果如其言。此事载于康熙《镇江府志·轶事》，虽不可尽信，然杨公预判之能，早为世人所知。
清初修《明史》，史官查继佐、万斯同先后主笔杨一清传，皆叹：“使杨公遇崇祯朝，或可挽救颓势。”康熙帝读《明史》稿至此，批曰：“杨一清鞠躬尽瘁，可谓明室忠臣。”故《明史》定本给予高度评价，实有由来。
至乾隆年间，江南学者沈德潜纂《明诗别裁》，收录杨一清诗文最全，并于按语中云：“公晚年定居丹徒，遗命葬此，诗文中常怀滇云故土，亦眷顾江南烟水。今丹徒檀山，每逢清明、中元，百姓携酒浆祭扫，香烟缭绕。问之，多非杨氏族裔，然皆曰：‘祭贤者也。’嗟乎！此所谓‘功德在民，祀绵千载’者欤？”
却说杨一清墓经数百年，渐成江南胜迹。嘉靖四十年，杨慎（升庵）流放云南期间，特嘱子孙代往丹徒拜谒。后人至墓前，见墓碑简朴，怆然题诗：“功盖三边雪满颅，丹徒魂在月明初。碑前莫问当年事，只有江声似旧居。”
又应杨氏子孙请，题“明大学士杨文襄公墓”碑，立于檀山墓道。此碑至今犹存。
然有一事，成千古之谜。万历年间，应天巡抚宋仪望修《镇江府志》，查访杨一清遗事。有丹徒老吏言：嘉靖末年，沐府曾秘密遣人至丹徒，于墓室旁协助营造，藏有铁匣数只于墓园隐秘处。然杨氏讳莫如深，外人不得而知。
天启年间，辽东战事吃紧。沐启元（沐朝弼孙）突然上疏，献《御虏秘策》三卷，言乃先祖所传杨一清遗著。崇祯帝观之，拍案叫绝，其中“车营制”“火器配”等法，竟与后来孙承宗、袁崇焕所用战术暗合。然疏中又言“此仅十分之一，余者待时而出”，令人疑惑。
更奇者，清兵入关后，有杨氏后人携遗稿避乱，辗转藏于茅山道院。乾隆年间，有道士在藏经洞发现铁函，内有明代书稿，赫然见《杨文襄公边事全编》字样。可惜山洪暴发，石洞被埋，再寻不得。
至于杨一清预言“辽东奴儿姓者兴”，至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方惊觉其先知。然此时大明江山，已如累卵矣。
欲知杨一清遗著究竟藏有多少未传之秘，其弟子门生如何继承遗志，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