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藏在贵州铜仁十万大山的褶皱里。那里的绿，不是江南水乡的嫩翠，是浸了终年潮气、沉得化不开的浓绿，漫过山梁，淹过田埂，把整个村子裹成一座寂静的囚笼。邻居在另一座山头，屋顶炊烟隔着云雾望不见，若非谁家牛羊跑丢，要循蹄印翻两座山去找，我们这辈子，大抵是要隔着青山，老死不相往来的。

　　“母爱”这两个字，于我而言，更像一本被雨水泡烂的旧书，封面模糊，内里的字迹早被冲刷得无影无踪。它停在我三岁那年的夏天，像一张曝光过度的老照片，只留下一个暖乎乎的轮廓，连母亲的眉眼，都在记忆里慢慢融成一片光晕，抓不住，也记不清。

　　关于她的最后记忆，永远黏在那个闷热得令人窒息的午后。

　　弟弟才几个月大，裹在粗布襁褓里，软得像一团棉花。我三岁，世界的边界，就是家门前那块被太阳晒得发白、裂出细密纹路的土坪。那天早饭格外香，妈妈蒸了白米糕，还炒了一小碟油汪汪的咸菜——那是平日里只有逢年过节才有的待遇。吃完，爷爷、奶奶、爸爸扛起锄头，顺着屋旁蜿蜒小路钻进了深山，背影很快被浓绿吞噬，像被大山一口吞下。家里只剩妈妈、小姑、我，还有襁褓里的弟弟。

　　妈妈抱着弟弟喂奶，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声音软乎乎的，像屋梁垂下的蛛网，轻轻裹着屋子。然后她转头对小姑说：“带他们出去耍，莫在家烦人。”小姑牵着我的手，弟弟被她用背带绑在背上，我们踩着田埂上的野草，追粉白蝴蝶、黄澄澄野花，把妈妈的歌声和屋子的影子，都丢在了身后。

　　孩子的贪玩，总抵不过肚子里的饿。太阳晒得头皮发烫，后背衣服黏在皮肤上，我才拉着小姑衣角，吵着要回家。往常这时，屋门口该飘出饭菜香了，妈妈会叉腰站在门槛上，拖长声音喊我的乳名，声音穿过田埂，脆生生的。

　　但那天，什么都没有。

　　没有饭菜香，没有喊我的声音，连风吹过屋前老榕树的沙沙声，都透着一股死寂。我扒着门框往里看，爷爷奶奶坐在堂屋矮凳上，肩膀一抽一抽，发出像破风箱被拽拉的、闷闷的声音，压得人心慌。我饿极了，挣脱小姑的手冲进屋，踮脚吵：“妈妈我饿了！我要吃饭！”

　　小姑跟进来，眼睛红得像野草莓，她轻轻拉我胳膊，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妈妈在屋里头睡，不要吵她。”

　　可我哪里肯听，挣开她就往内屋跑。妈妈真的躺在床上，盖着薄薄的蓝布被，眼睛闭着，长长睫毛垂着，好像睡得很沉。可她的嘴里，正不停地冒出小小的白色泡泡，一个接一个，像刚从池塘捞上的小鱼，吐着最后几口微弱呼吸。

　　爸爸坐在床边，手里攥着粗糙草纸，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一下一下擦着那些泡泡。他的背绷得笔直，头发乱糟糟垂在额前，遮住了脸，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爸爸，妈妈为啥睡觉还吹泡泡？”我仰着脖子问，声音里还带着没散尽的孩子气。

　　爸爸没回头，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妈妈在做梦呢，梦到好吃的了，在流口水。”

　　“我也要吃！”我咧着嘴嚷，伸手想去拉妈妈的手，却被爸爸轻轻挡了回来。

　　后来，我被小姑连哄带骗拉到院子，塞了一块硬邦邦的糖。糖是甜的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什么东西。记忆从这里开始模糊，像被雨水打湿的纸，边角卷了起来，有些字迹，再也看不清。

　　第二天，妈妈还在“睡觉”。只是她躺的床，换成了几块木板拼起来的长台，冷冰冰的，没有一点温度。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衣服，硬邦邦的，上面有我从没见过的盘扣，像两只紧紧咬着的小夹子。她的脸上，盖着一块薄薄的白布，我想掀开来看看，却被奶奶狠狠拍了一下手，眼神凶得我不敢再动。身上盖着一床红底印着大红花的被子，俗气的颜色，在闷热的屋里显得格外刺眼。屋里热得像蒸笼，他们搬来了四台电风扇，对着妈妈日夜不停地吹，嗡嗡的响声，像一群蚊子在耳边飞，烦得人心里发堵。

　　很多人进进出出，穿着黑色的衣服，走到木板前就跪下，磕几个头，然后发出一种我从没听过的哭声——拖得长长的，又尖又哑，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我拉着小姑的衣角，小声问：“他们为啥哭？”有人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语气平淡地说：“你妈死了。”

　　我不信。他们在骗我。妈妈明明就躺在那里，吹着电风扇，睡得好好的，怎么会“死”？“死”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

　　第三天，来的人更多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妈妈从木板上抬起来，放进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那盒子真黑啊，黑得发亮，像吸走了屋里所有的光，连我的影子映在上面，都变得小小的、怯怯的。

　　很多人抬着那个黑盒子，像一条沉默的河，顺着山路往山里流。小姑背着弟弟，一手牵着我，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山路坑坑洼洼的，我的短腿走得发酸，脚后跟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疼。可没有人停下来等我，只有山风，呼呼地吹着我的脸。

　　终于到了一片白杨树林，树林中间有一块被砍光了树的空地，地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土坑，深不见底。黑盒子被慢慢放了进去，像沉进了水里。坑边又跪满了人，哭声比在屋里时更响，震得树叶哗哗地落，惊起了林子里的鸟，扑棱棱地飞向天空，再也没有回来。

　　有人打开了黑盒子的盖子。爸爸走过来，蹲下身抱起我，让我再看妈妈一眼。

　　她躺在那片漆黑里，脸色白得像纸，嘴巴紧紧闭着，再也没有白色的泡泡冒出来。她安静得可怕，连呼吸的起伏都没有，和我平时睡熟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然后，盖子“砰”的一声合上，那声音像一块石头，砸在我的心上。人们拿起铁锹，褐黄色的泥土雨点般落在黑盒子上，很快就淹没了盒子的边缘，然后是整个盒子。最后，平地上隆起了一个小小的、新鲜的土包，上面还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

　　我出奇地乖，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土包。有人摸了摸我的头，又说了一遍：“你妈死了，埋在这里，上面会长出草，再也不会醒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那天晚上，守灵的火光在屋里摇曳，人影幢幢，香烛的味道混着汗水的味道，让人恶心。不知是谁起了头，带着一种乡村闹剧般的、近乎残忍的戏谑，对着人群里一个模糊的影子喊：“让娃喊他爸爸，以后就有靠山了。”

　　周围的人跟着起哄，有人塞给我一颗水果糖，糖纸亮晶晶的，晃着我的眼睛。也许是糖果的诱惑，也许是火光里大人脸上奇怪的期待，也许只是孩童无知的模仿，我真的朝着那个看不清长相的影子，张了张嘴，喊了一声：“爸爸。”

　　影子立刻高兴地应了一声，声音响亮得震耳朵。在众人的哄笑声和啧啧的叹声里，他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认下了我这个刚刚失去母亲三天的儿子。

　　那个影子，是个木匠。那个装着我妈妈的、漆黑发亮的盒子，就是他做的。

　　我于是，在失去母亲后的第三天，有了一位新的、以做棺材为生的“父亲”。

　　可这份突如其来的“父爱”，短得像山里的晨雾，太阳一出来，就散得无影无踪。

　　第二年春天，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的时候，这位“父亲”外出做活，被一辆摩托车撞了。有人来家里接我，说要去给“爸爸”戴孝。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被装进了一个和我妈妈那个一模一样的、漆黑的长方形盒子里——或许，那就是他早就为自己做好的棺材。

　　我被人带到黑盒子前，按在地上跪下。旁边跪着两个女孩，比我大几岁，梳着麻花辫，是他的女儿，也是我名义上的“姐姐”。她们哭得撕心裂肺，肩膀抖得像风中的草，看我的眼神，却陌生得像看一个外人，带着疏离和一丝说不清的敌意。

　　跪了没多久，我的膝盖就像被针扎一样疼，我开始扭动身子，吵闹着要站起来，要离开这个满是泪水、香烛味和棺材味的地方。

　　有人按住我的肩膀，把一个东西塞到了我的膝盖底下——是一个精巧的、四条腿的小圆凳，木头打磨得很光滑，却凉得像冰。他们说，这也是“爸爸”做的。但他们不是让我坐，而是让我跪在凳子的面上。冰凉的木板硌着我的膝盖，比跪在土地上更疼，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们还让我时不时对着黑盒子磕头，额头撞在凳面上，“咚咚”地响，震得我脑子发昏。

　　那一刻，我才隐约明白，这位我从未感受过温度、从未牵过手掌的“父亲”，最终是通过他亲手打造的小凳，以一种极其具体、极其疼痛的方式，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桎梏”。哪怕是哀悼，哪怕是所谓的孝道，施加在一个四岁孩子身上的，依旧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硬而冰冷的“规矩”。

　　第二天，一切流程重演。人们抬着装有他的黑盒子，沿着去年那条山路，再次走进白杨树林。在我母亲那个已经长出细小青草的土包旁边，又多了一个新鲜的、褐黄色的小山包。

　　我站在两座相邻的土包之间，山风依旧很大，吹得白杨树的叶子哗哗作响，像是在低声哭泣。

　　这一次，我终于懂了。

　　“死”，就是睡在一个漆黑的盒子里，被埋进冰冷的泥土里，上面会长出青草，会被雨水冲刷，会慢慢变矮，再也不会醒过来，再也不会回到我身边。

　　而“父”与“母”，这两个在书本上、在大人嘴里温柔无比的字，所代表的人，都会以各种方式，睡进那个漆黑的盒子，变成山坡上沉默的土堆。

　　留给我的，只有这两座越来越矮的新坟，和山里永不止息的、吹得人眼睛发疼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