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进“重启管理员权限”的提示框，系统没有反应。三秒后，一行代码自动跳出：`>> AUTHORITY_RECOGNIZED. MODULE: PSYCHO_LOCK v9.7 ACTIVE.`

　　我知道它认出我了。

　　沈砚秋站起身，走到我身后，声音很轻：“他还在动。”

　　我看向监控画面。查尔斯的脑波图上有微弱波动，像断电前最后闪动的灯丝。他的身体被锁在北境监狱的医疗舱里，意识却还在挣扎。他刚才试图用残存的量子信道反向接入我们的网络，用了七种加密协议轮番试探。全是军事级手段。

　　“他还觉得自己是指挥官。”我说。

　　沈砚秋点头：“那就让他当一次被告。”

　　她坐回分析台，打开量子通信链路，输入一串频率。我同步把那枚旧芯片插进主控接口。芯片表面氧化严重，但系统读取成功。原始代码顺着数据流注入通信主频，激活了“灵能共振协议”的残留模块。这个频率原本用于连接星核，现在成了引导意识的通道。

　　信号接通。

　　查尔斯的视野被强制切换。他看到自己站在一个法庭里，时间标注是2120年。四周坐着全息投影的人影，有科学家、工程师、学生，还有孩子。他们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反文明罪”“技术封锁即谋杀”“你偷走了未来”。

　　这是沈砚秋设计的幻觉场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审判。

　　查尔斯一开始没慌。他环顾四周，低声说：“心理干扰。无效。”

　　他闭眼，开始默念自己的身份信息：“查尔斯·霍克，克莱因工业亚洲区总裁，军方顾问，资产登记编号……”

　　这是他在越南战场学的五感锚定法，靠记忆现实来抵抗洗脑。

　　沈砚秋不急。她调出第一段记忆影像：王建国站在反应堆前，转身对镜头说：“别哭，爸没失败。”画面真实，没有任何剪辑痕迹。

　　影像一帧帧重复，速度越来越快，形成闭环。接着是林桂芳跳海救人质的全过程，然后是程卫国在爆炸前夜独自守在实验室校准参数的身影。三段记忆交织在一起，不断循环播放。

　　沈砚秋对着麦克风说：“你所摧毁的，正在重建；你所垄断的，已被共享。”

　　她的声音通过量子信道直接注入查尔斯的脑波节奏。他的呼吸开始紊乱，手指抽搐。

　　法庭场景重新加载。这次，旁听席上全是曾被他打压的技术人员。他们一个个站起来作证。

　　第一位说：“1983年，我研发出低功耗芯片，你派人烧了我的实验室。”

　　第二位说：“1991年，我申请专利，你用法律团队拖了七年，等我破产才收购。”

　　第三位是个年轻女孩：“2005年，我爸开发开源系统，你说他是间谍，他在审讯室里死了。”

　　四十七个人轮流发言。每一段证词都来自真实档案，由系统自动匹配语音和面部特征。

　　查尔斯跪下了。他双手抱头，嘴里喊着“假的”，可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控制。监测数据显示，他的神经元连接开始断裂，逻辑回路被彻底封死。

　　沈砚秋这时加入了音乐。

　　《莫扎特K448》钢琴曲响起，但到了第三小节，音符偏了半度。正是三年前王建国死亡现场，查尔斯随手弹琴时走调的那一节。

　　他猛地抬头，眼神变了。他不再看法庭，而是看到了那个夜晚的实验室。他自己站在反应堆边缘，推了王建国一把。

　　画面来回切换：未来法庭→推人瞬间→家属痛哭→技术普及新闻→他签署封锁令的签字笔。

　　现实与幻觉的边界崩塌了。

　　他开始磕头，额头撞在地上发出闷响。医疗舱里的传感器报警，但我们没停。他知道疼，说明意识还在运作。

　　全球直播开启。

　　屏幕上出现投票选项：

　　A.让他永远活在审判中

　　B.终止幻觉，交由司法处理

　　十分钟后，结果出来：91.7%选择A。

　　我们按下了执行键。

　　囚室环境重构。墙壁变成了1980年的实验室废墟，地上散落着晶体管和电路板。天花板却是2120年法庭的穹顶，冷光灯照下来，映出无数双眼睛。

　　查尔斯蜷缩在角落，嘴里一直念叨：“不可能……1980年不该有这种未来……不可能……”

　　他的脑电波越来越平缓，最后接近直线。医生判定为功能性植物状态——意识仍在运行，但已无法感知现实。

　　沈砚秋关闭了心理信道。她说：“他的痛苦不是我们给的。是他自己造的。”

　　有人质疑这是精神酷刑。

　　我们公开了全部操作日志。里面记录了查尔斯过去三十年的行动轨迹：七次策划技术灭绝计划，三次对技术人员发出人身威胁，两次发动电磁攻击导致基站瘫痪。还有一段音频，是他亲口说的：“落后国家不需要创新，他们只配使用成品。”

　　舆论沉默了。

　　沈砚秋补充了一份心理学报告：“施暴者的崩溃，往往发生在良知尚未完全消失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毫无悔意，就不会被困住。”

　　她说得对。

　　一个彻底冷血的人不会害怕审判。只有心里知道错了的人，才会被幻觉吞噬。

　　我坐在主控台前，手指敲着桌面。节奏和平时一样。

　　屏幕右下角，“重启管理员权限”的提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新文字：

　　“心理战线，任务终结。”

　　沈砚秋把钢笔放回笔筒，笔帽朝上。三盆绿萝静静立在分析台边，叶片微微颤动了一下，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没有动。

　　建筑值曲线还在上涨。每天都有新的设施建成，新的节点接入。系统界面安静，没有警告，也没有提示。

　　这说明世界正在按照规则运转。

　　过去是少数人决定技术的方向。现在不一样了。标准是我们一起签的，权力不能再被悄悄拿回去。

　　我想起查尔斯办公室里的那张世界地图。他曾用红旗标记所有被控制的科技领域。现在那些地方，正一个个亮起新的光点。不是来自某个公司，而是来自学校、工厂、乡村实验室。

　　技术真的在流动。

　　沈砚秋站起身，走到窗边。她说：“你觉得他会醒吗？”

　　“不会。”我说，“就算醒来，他也回不到过去了。”

　　她没再说话。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这场仗打了太久。从一座废弃厂房开始，到今天让一个不可一世的人彻底倒下。我们用的不是枪炮，也不是金钱，而是规则、证据和人心。

　　周启明后来告诉我，那天签署协议后，他女儿发来一条消息：“爸爸，我同学说你是英雄。”

　　他回了个笑脸。

　　英雄这个词太重了。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查尔斯的最后一句话是“不可能”。他到最后一刻都不相信，1980年的技术废墟能孕育出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他忘了，真正的技术从来不在实验室里。它在人的脑子里，在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的信念里。

　　我低头看了看口袋里的玻璃管。硅土还在。它很小，但很重。

　　沈砚秋拿起电话，说要联系南极科考站确认信号源。我点头。

　　她拨号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主控屏。建筑值数字跳了一下，+3.2。应该是某个小镇刚建成了微型数据中心。

　　门外传来脚步声，可能是技术人员来交接班。我没回头。

　　沈砚秋对着电话说：“信号稳定，频率一致，确认是管理员权限请求……等等，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