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屏上的文字刚消失，我还没来得及起身，警报声就响了。

　　三号实验舱红灯闪烁，监控画面里那只接受人工心脏移植的猕猴血压直降，心率紊乱。白细胞数值冲破临界点，常规抗排异药剂无效。器官表面出现微小血栓，系统预测功能衰竭时间不足两小时。

　　不止这一只。所有六只实验体同步出现相同症状。

　　这不是个体反应，是集体排异风暴。

　　我调出实验日志，时间线快速回溯。最后一次外部操作记录在四小时前，由医疗集团派遣的技术员完成“设备校准”。此人持临时权限卡进入无菌区，操作流程合规，未触发任何预警。

　　但问题一定出在这次注入。

　　我按下内部通讯：“老程，实验体突发严重排异，需要你马上过来。”

　　那边传来工具落地的声音，接着是脚步声。“来了。”

　　不到三分钟，程卫国冲进分析室。他没说话，直接打开随身帆布包，从里面掏出一个改装过的信号放大器。这东西是他用旧离心机零件拼的，能还原原始检测波形。

　　他接上主控台接口，调出免疫球蛋白IgG数据流。屏幕上的曲线原本平稳，但在某个节点突然跳起一段尖峰，形状不规则，不像自然产生。

　　“这个峰值不对。”他说，“不是病毒，也不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它像是被诱导出来的，但序列结构查不到匹配项。”

　　数据库没有记录，系统也无法自动识别。手动建模分析至少要十二小时，可实验体撑不过五小时。

　　不能再等。

　　我启动文明重启系统，输入抗体特征参数，请求关联性检索。

　　光标闪了几秒，系统返回结果：

　　“匹配度78.6%，相似样本源自南华康联集团‘免疫调节增强剂’备案文档（编号：YL-JS-8903）。”

　　我盯着那串编号，脑子瞬间转了起来。

　　南华康联——就是那几家董事子女长期在国外接受基因治疗的公司。他们不想让人工器官落地，因为一旦普及，他们的天价治疗报销链条就会断掉。

　　现在，他们的技术员进了我们的实验室，留下了一段致命抗体。

　　程卫国看着屏幕，脸色变了。“这药根本不是给移植病人用的！它是他们内部一种免疫预处理剂，打着提升耐受性的旗号，实际上是为了控制特定患者的基因表达窗口期。”

　　他声音有点抖：“有人把它稀释后混进了灌注液。剂量很低，不会立刻被发现，但会在器官植入后激活免疫攻击。”

　　我们对视一眼。

　　这不是事故，是精准破坏。

　　目标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让我们失败得无声无息。只要实验体死亡，项目就会被叫停，理由是“安全性存疑”。没人会怀疑到一瓶看似正常的试剂上。

　　但现在证据还不够。那个技术员的操作全程合规，权限来自医疗集团和工信局联合签发，后台日志已经归档为“常规维护”。我要是现在申请调阅完整轨迹，必须经过周启明审批，一来一回至少半天，对方早就销毁痕迹了。

　　不能走正路。

　　我想起沈砚秋之前部署的心理行为监测副线程序。那是她为了追踪内部异常人员私自加装的，不接入主系统，也不会留下通知记录。

　　我切换通道，调取该技术员进入实验室后的动作视频。

　　画面显示，他在完成设备校准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走到废液回收管旁，从保温杯里倒出一点液体，注入管道。动作很快，手腕刻意挡住了摄像头角度。

　　但他忘了，顶部还有一个广角镜头。

　　我放慢播放速度，锁定他的手部动作。保温杯倾斜的角度、液体滴落的速度、还有他放下杯子时袖口沾到的一点残留物——全都对得上。

　　这人不是来维护设备的，是来投毒的。

　　程卫国接过样本瓶，把残留液滴放进他自改的光谱仪。机器嗡嗡运转，三分钟后，屏幕上跳出对比图。

　　干扰物质与南华康联试剂的活性成分一致率93.4%。

　　实锤了。

　　我立刻打包所有数据：实验日志、抗体分析报告、视频片段、光谱比对结果。加密后标记为“Operation Watchdog-01”，设定自动推送到裴听霜和沈砚秋的终端。

　　做完这些，我站在主控台前，目光落在走廊尽头那扇门。

　　那里是无菌区出口，也是那个技术员离开的方向。

　　他还在这栋楼里吗？他已经上报任务完成了吗？他的上级是谁？是不是南华康联那位正在施压卫健委的董事？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他们怕我们成功，所以动手了。动得越早，说明他们越慌。

　　我打开内部通讯频道，声音压得很低：“准备隔离审查流程。”

　　说完，我坐回椅子，眼睛盯着抗体比对报告。

　　下一步该怎么走？

　　直接抓人会打草惊蛇。这个人只是执行者，背后还有更大的网。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链闭环，而不是一时痛快。

　　而且……我想到沈砚秋昨天说的事。

　　那些董事的孩子已经在境外治了好几年，疗程快结束了。他们阻挠项目的真正目的，是拖到孩子治疗完成为止。只要再拖几个月，他们的利益就不会受损。

　　所以这次投放，可能只是试探。如果排异反应被我们识破，他们会换更隐蔽的方式。

　　比如，在下一批试剂中加入更难检测的抑制因子；或者通过媒体制造舆论压力，逼我们暂停临床测试。

　　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

　　我重新调出建筑值结算面板。生物再生器官模块仍然锁定，提示需要洁净级生物实验室支持。

　　场地审批还在走流程，预计还要十天。

　　可我们等不了十天。

　　一旦他们知道这次破坏失败了，下次一定会升级手段。我们必须加快进度，把实验室建起来，建立独立质检体系，切断外部污染路径。

　　我记下几个关键节点：

　　1.明天上午联系周启明，催促审批加速；

　　2.让裴听霜查南华康联近期资金流向，看是否有异常支出；

　　3.沈砚秋继续伪装咨询，盯住那几个董事家庭的行程变化；

　　4.实验室内部全面排查所有外来人员权限，尤其是医疗合作方派驻的技术支持。

　　正想着，程卫国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眉心。

　　“技术不怕难。”他低声说，“怕的是人心坏了。”

　　我没接话。

　　这句话太重，也太真。

　　我们搞了一辈子技术，以为最难的是突破瓶颈。后来才发现，真正的难关从来不在实验室里，而在人心里。

　　主控屏上的数据还在滚动。实验体生命体征持续恶化，但我们已经无力再救这一批。

　　它们注定要死。

　　但它们的死不能白费。

　　我把那份加密文件又看了一遍，然后点开发送确认。

　　裴听霜和沈砚秋收到了。

　　接下来，该她们出手了。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一下，两下。

　　节奏很慢。

　　像某种等待回应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