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探机的震动还在岩层深处传来，我刚把最后一块屏蔽板的数据确认完，系统界面突然跳出红色警告。没有声音，只有两行白字：【生物安全危机预警已触发】【建议立即启动管理条例预案】。

　　沈砚秋走进来时，我正在调三代机的模拟数据。她站到我旁边，看了一眼屏幕上的红点扩散模型。

　　“系统报了警。”我说，“技术如果被逆向拆解，可能引发基因污染。”

　　她点头，“人什么时候到？”

　　“一个小时。”我打开通讯记录，“国务院法制办的专家。”

　　她转身去准备会议室，我继续整理图表。十分钟后，我把推演结果做成四张图，全都去掉了专业术语。第一张是时间轴，显示从泄露到首例变异最短二十三天。第二张是传播路径，标出三个高风险节点。第三张是社会影响等级。最后一张只有一句话：“这不是治病，是造命。一步走偏，万劫不复。”

　　车轮压雪的声音响起，我站在门口等。专家下车看了看四周，目光扫过指挥棚和远处设备。

　　“陈工？”他问。

　　我点头，请他进屋。

　　会议桌是拼起来的，上面放着投影仪。我直接打开文件，第一张图投在墙上。

　　他皱眉，“这是假设？”

　　“系统推演的最坏情况。”我说，“基于现有技术可实现的结果。”

　　他坐下，翻开笔记本，“目前《医疗技术管理条例》对这类项目有备案要求，但没有专门条款……”

　　“现有的管不了这个。”我切到第二张图，“人造器官能自我修复，还能响应信号调节功能。如果有人改写协议，它就能变成生物载体，携带定制病原体进入人体。”

　　他抬头，“你是说武器化？”

　　“不是‘如果’，是‘一定会’。”我说，“只要技术存在漏洞，就有人会利用。我们已经在北极科考站发现远程接入痕迹，对方尝试过控制干细胞舱。”

　　他沉默几秒，“那你们现在有什么防控措施？”

　　“物理隔离、信号加密、权限分级。”我说，“但这不够。我们需要制度性约束，明确哪些能做，哪些绝对禁止。”

　　沈砚秋这时开口，“我们可以设三级审批机制。基础功能比如器官替换，走备案制；增强功能比如神经耦合，必须经过伦理委员会评审；跨物种接口，直接列入禁用清单。”

　　他看向她，“你们已经有框架了？”

　　“初步想法。”她说，“想请您主导起草正式条例，结合法律条文和技术实际。”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你们考虑过执行问题吗？怎么监督？谁来追责？”

　　我调出第三张图，“建议成立独立监管小组，由科技、卫生、公安三方联合派驻人员。所有实验数据实时上传监管平台，操作日志不可篡改。”

　　他又问，“应急响应呢？万一真出事？”

　　“熔断机制。”我说，“一旦检测到非授权修改或异常传播迹象，系统自动锁定所有相关设备，并向监管部门发送警报。同时启动溯源程序，定位攻击源。”

　　他听完，在房间里走了两圈，最后停在投影前，“让我看看你们的技术文档。”

　　我递上一份简化版说明。他翻了十几页，眉头越皱越紧。

　　“你们真的做到了组织再生？”他问。

　　“动物实验成功。”我说，“但临床应用暂停，等管理条例通过后再评估。”

　　他合上文件，“你们怕的不是技术失控，是被人拿去滥用。”

　　“我们都怕。”沈砚秋轻声说，“但我们更怕什么都不做。”

　　他坐回位置，“好。我参与起草。但有几个前提——条款必须可执行，责任必须到人，惩罚措施要有威慑力。”

　　“没问题。”我说，“我们会提供全部技术支持。”

　　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空白草案纸，“先列核心模块吧。”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确定框架。第一部分是技术分级标准，按风险程度划分三类应用场景。第二部分是伦理审查流程，规定委员会组成、投票机制和回避原则。第三部分是应急响应，明确熔断条件、上报路径和处置权限。

　　写完最后一行，他长出一口气，“这要是通过，会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前瞻性科技法。”

　　“现在还不能公开。”我说，“先内部封存。”

　　我拿出一块独立存储盘，把草案加密刻录进去。没有联网传输，也不留电子副本。沈砚秋站在一旁，蓝黑色钢笔在指间转了一圈，笔帽上的“破局”二字朝外。

　　“这次我们不是在逃。”她说，“是在建墙。”

　　专家收拾东西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又停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提交？”

　　“等火种基地建成。”我说，“到时候一起报批。”

　　他点头，“希望那天不会太远。”

　　门关上后，屋里只剩我和沈砚秋。窗外风雪未歇，监控屏上的红点依旧安静。我打开系统界面，右下角多了一个新模块：【生物安全防护协议待解锁】。

　　建筑值还是零。

　　我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沈砚秋走到我身后，声音很轻，“下一步做什么？”

　　“等混凝土浇筑完成。”我说，“然后开始钢结构安装。”

　　她没再问，只是站在我身后，看着屏幕上那行未保存的标题：《高敏生物技术应用安全管理暂行条例》。

　　我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平稳。

　　钻探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第二天上午九点，舆情热力图突然跳红。多个城市出现集会标记，关键词是“人造器官违背自然”“科学不应僭越神权”。

　　我放大信息流，看到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站在讲台上，背后横幅写着“生命神圣，拒绝改造”。视频下方，转发量正在快速上升。

　　“查尔斯动了。”沈砚秋站到我身边，“他联系了三个宗教团体，用资金和媒体资源推动抗议。”

　　我看了一眼主管部门的来函记录，已有七份请愿信要求暂停项目审批。

　　“他们打的是伦理牌。”我说，“不是反对技术，是制造恐惧。”

　　“核心诉求是‘人类无权扮演造物主’。”她分析，“但他们的支持者里，有三分之一是患者家属。恐惧来自不确定性。”

　　我点头，“那就给确定性。”

　　我打开系统数据库，开始整合临床数据。死亡率、排斥反应、术后生存质量、长期随访记录……一共三十八项指标，每一项都低于传统移植手术。

　　“我们要发报告。”我说，“不是回应，是降维打击。”

　　沈砚秋问，“怎么发？”

　　“全文公开。”我说，“附第三方伦理委员会签字，加上十位试验患者的匿名访谈。”

　　她思考片刻，“再加一封信。致宗教界公开信。不用反驳信仰，用他们熟悉的话讲道理。”

　　我同意。

　　三小时后，报告定稿。标题是《人造器官技术伦理审查报告》。附件包括全部数据、签字文件、患者记录。

　　沈砚秋写的信里有一句：“医者顺天应人，非逆天而行。毒药攻邪，五谷为养。技术之用，在于救苦，不在夺权。”

　　我们把报告上传到官网，同步推送给二十家主流媒体。

　　两小时后，转发量破百万。多家媒体标题改成《科技与伦理的共轨前行》。患者报名人数止跌回升。

　　但宗教团体没有撤回抗议。他们提出新要求：要亲眼看看实验室是不是真的“洁净”。

　　沈砚秋建议开放参观。

　　“只开基础展示区。”我说，“核心区域断电封闭。”

　　她点头，“我去接待。”

　　三天后，三位宗教领袖走进净化区。程卫国调试好了展示舱，里面是一块跳动的心肌组织。

　　一位老者颤抖着手，隔着玻璃碰了碰培养舱。

　　“它……有心跳？”他问。

　　我站在一米外答：“是生物电信号驱动的收缩，不是灵魂的搏动。但它能让一个母亲重新抱起孩子。”

　　老者沉默很久，摘下胸前十字架，轻轻放在台面上。

　　“若这是救赎之路，”他说，“我们不该挡在门前。”

　　另两人交换眼神，其中一个掏出手机，拨通电话。

　　“取消下午的集会。”他说，“通知各地教会，暂缓行动。”

　　他们离开前，老者回头看了我一眼，“你们不是在造命。你们是在抢时间。”

　　门关上后，沈砚秋站到我旁边。

　　“准备下一批访客名单。”我说。

　　她打开平板，开始输入名字。

　　监控屏上的红点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