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裴听霜最后一条消息还停在十分钟前：“查尔斯的律师团开始动了，小心下一步反扑。”我把手机扣在桌上，目光落在桌角那张湿透的纸条照片上。沈砚秋已经出发两个小时，没再发新消息。

　　门被推开时，风带进来一股冷气。她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透明密封袋，里面是一张折叠的纸片，边缘泛着暗红。

　　“找到了。”她说，“在林桂芳家病历本的夹层里。”

　　我接过袋子，指尖碰到纸面，能感觉到纤维的粗糙。字迹是孩子写的，歪歪扭扭，带着颤抖的痕迹。“妈，别让他们发现爸爸是……”后半句被血迹盖住，再也看不清。

　　“她儿子写的。”沈砚秋坐下来，声音很轻，“医院记录显示，那孩子确诊脑瘤晚期，三个月前就停止治疗了。这张纸条的时间戳和最后一次门诊日期吻合。”

　　我打开系统界面，调出辅助识别模块，输入指令：【手写体相似度分析】。上传纸条图像后，系统开始运行比对。

　　“三年前超导材料失窃案现场，也留下过一张便签。”我说，“当时没人注意，以为是清洁工随手写的提醒。”

　　沈砚秋点头。“我记得那份报告。字很小，写着‘设备已断电’，笔迹潦草但有力。”

　　等待结果的时间里，我翻出旧档案。查尔斯·霍克在龙国活动期间，确实带过一名技术员，叫王建国。官方通报说他在考察途中落水失踪，搜救队只找到一只鞋。后来案子被定性为意外，结案了。

　　系统提示音响起。

　　【匹配度：98.7%】

　　屏幕上并列显示两张图像——左边是患儿遗书，右边是三年前现场留下的便签。放大局部，“爸爸”两个字的连笔方式完全一致，起笔角度、收尾弧度，甚至连顿挫的位置都一样。

　　“这不是巧合。”我说。

　　“孩子认识那个技术员。”沈砚秋指着屏幕，“他用‘爸爸’这个词，不是称呼，是确认身份。他在保护母亲，怕她因为知道真相出事。”

　　我重新看那张病历。患儿名叫王小宇，七岁，出生地登记为龙城郊区。父亲栏空白。但监护人签字那一栏，有两次签名笔迹明显不同。一次工整，一次急促。

　　“林桂芳不是亲生母亲。”我说。

　　“可能是养母，或者亲属代养。”沈砚秋翻到一页检查单背面，发现一行铅笔写的数字，像是体温记录，但时间跨度不对。她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纸面，墨迹下露出半个字迹：“建”。

　　“王建国的孩子。”她说，“他们一直在一起。”

　　我闭上眼，把线索串起来。王建国失踪，儿子重病，林桂芳突然出现在高原基地做清洁工。她不是来偷东西的，她是被迫的。有人掌握了孩子的病情，用治疗作为要挟。

　　“超导材料那次失窃，现场留下的便签是谁写的？”我问。

　　“值班记录说是夜班人员交接留言。”沈砚秋打开平板调取资料，“但监控坏了，没人看到是谁贴上去的。”

　　“是孩子。”我说，“王建国死前把东西交给了家人，他知道会被查，所以让孩子写下误导信息。‘设备已断电’——听起来像日常操作，其实是掩护。真正的材料不在主库房，在备用通道。”

　　沈砚秋看着我。

　　“孩子那时候才四岁。”她说。

　　“但他父亲是技术人员。”我说，“他会教。而且这孩子写完这句话就病倒了，之后再没恢复意识。这张纸条，是他最后做的事。”

　　房间里安静下来。

　　桌上的密封袋静静躺着，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

　　我打开系统日志，查看建筑值变化曲线。从金融战结束到现在，数值停滞在1632，没有增长。危机预警仍在运行：【超导材料失窃影响持续扩散，技术落地延迟风险上升】。

　　“我们漏掉了什么。”我说，“查尔斯不怕股价跌，他怕的是真相浮出水面。王建国手里一定有东西，能证明克莱因工业非法获取核心技术。”

　　沈砚秋拿起钢笔，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线。“林桂芳现在在哪？”

　　“电话打不通，家属院的人说她昨天下午就走了。”我调出基地周边监控回放，“她离开时穿的是工作服，手里拎着一个保温饭盒。之后在东区巷口消失。”

　　“不是逃跑。”沈砚秋摇头，“如果是逃，她会换衣服，避开摄像头。她只是去办事。”

　　“去医院。”我说，“孩子还在那里。”

　　“不可能。”她翻开手机里的医院通讯录截图，“主治医生今早接到通知，患儿已于昨晚转院，接收方是市外一家私人疗养中心，手续齐全，付款方匿名。”

　　我盯着屏幕，手指敲在桌面上。节奏和平时不一样，慢了一拍。

　　“他们在清理痕迹。”我说，“转移孩子，切断联系，让林桂芳孤立无援。接下来就是逼她交出剩下的东西。”

　　“但她手里还有什么？”沈砚秋问。

　　“不是实物。”我说，“是记忆。王建国临死前告诉她的事，或者藏东西的地方。查尔斯不需要抓她，只要让她走投无路，自然会去找接头人。”

　　沈砚秋忽然抬头。“你说……孩子写的是‘别让他们发现爸爸是……’”

　　“嗯。”

　　“不是‘爸爸去了哪’，也不是‘爸爸说了什么’。”她声音低下去，“是‘爸爸是’。他在揭示身份，不是传递信息。”

　　我反应过来。“王建国可能不只是普通技术员。他或许是卧底，或者是叛逃者。他的真实身份一旦暴露，会牵连整个项目链条。”

　　系统界面闪了一下，跳出一条更新提示：【检测到关联事件触发条件，解锁临时调查权限】。

　　我点开附件，是一份加密档案的部分解码内容。标题写着《境外技术人员流动备案》，其中有一行被标记：【王建国，原属克莱因工业亚洲研发部，职级C-7，权限等级Ⅲ，参与“深蓝计划”核心算法构建】。

　　“C-7。”沈砚秋念出来，“那是高级架构师级别。他要是叛离，带走的不是一块材料，是一整套设计逻辑。”

　　我立刻调出三年前的项目时间线。王建国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高原基地外围勘测地质结构。那天他带了一个金属箱，申报用途是“测量仪器”。记录显示，箱子重18公斤，内部有电磁屏蔽层。

　　“他把东西带进来了。”我说，“不是偷，是合法运输。他本来就是项目组成员。”

　　“然后他死了。”沈砚秋说，“对外宣称意外。但实际上，是灭口。”

　　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三行字：

　　王建国→掌握核心数据→被灭口

　　儿子知情→写下遗言→病危

　　林桂芳被迫→协助转移→失联

　　“我们现在有两个目标。”我说，“一是找到孩子，保住最后一段记忆；二是确认王建国的真实任务。如果他是来交付技术的，那他背后还有人。”

　　沈砚秋看着白板，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偏偏是林桂芳？”

　　“因为她是唯一活着的知情人。”

　　“不。”她摇头，“查尔斯完全可以杀了她。但他没有。他让她活到现在，还让她进入基地工作。说明她有用，而且是长期有用。”

　　“她在等某个信号。”我说，“或者某个人出现。”

　　我们同时沉默。

　　门外走廊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门口。

　　门把手转动。

　　我迅速将密封袋塞进抽屉，沈砚秋合上笔记本，钢笔夹在指间。

　　门开了。

　　裴听霜站在外面，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色发白。

　　“我查到了。”她说，“王建国不是失踪。他是被自己人推下河的。目击者是当地渔民，看到两名穿黑衣的男人把他按进水里。报案记录被压了三年，刚刚才从地方档案库里挖出来。”

　　她走进来，把文件放在桌上。

　　“更糟的是，”她抬头看我，“那个疗养中心，注册法人是周启明的妻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