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伊始，投资部已经焕然一新，陈师胡更是每天都满怀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心情。

　　一天，国奥公司旁边的太熟悉饭店，范波跟着陈师胡来到一个包房，包房里坐着一高一矮两个中年人。高个子瘦瘦的、大眼睛、眼珠子一直滴溜溜的转着，透着一股精明；矮个子胖胖的、小眼睛、脸上总好像有一丝笑容。

　　“陈经理，你好，我是闫格。”高个子先起身跟陈师胡打个招呼，“这位是WZ市体育局许主任。”

　　矮个子也起身示意，陈师胡大步上前与许主任握了手，“许主任您好，我是国奥公司的陈师胡，这是小范。”

　　“许主任好，我是国奥投资部的范波。”范波躬身跟许主任握手示意。

　　“你们好，陈经理、范经理，我是WZ市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的许敏。”

　　大家介绍完毕便落座下来闲聊，陈师胡点了几个BJ的传统菜，开了一瓶二锅头。

　　闫格没啥酒量，几个小杯后就上脸了，开始提起正事儿，“陈经理，ZJ省运会明年要在温州举办，我们想搞搞市场运作，你们国奥是中国体育产业的国家队，所以，我和许主任特地来取取经啊！”

　　“闫主任，您别客气，温州是咱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前沿阵地，全国各地做生意都是跟温州取经啊！”陈师胡道，“国奥作为总局的企业，办赛事我们确实有一些经验，以前呢，政府办大型运动会的市场运作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卖广告，而且摊派的色彩比较重，所以很多地方的运动会组委会成立了集资部或广告集资部，是不是，小范？”

　　陈师胡开了个头儿，便把话题转给了范波，范波道：“是的，奥运会是把这项工作称为市场开发，开发的领域有很多，包括转播权、赞助、票务、特许商品等等。”

　　范波这几个奥运词汇甩出来，两位温州主任的眼光立马聚焦在他身上，许敏放下筷子，道：“范经理非常专业啊，ZJ省运会每4年一届，已经举行了11届，温州这一届确实想在市场运作方面搞搞创新，我们也在跟广东全运会借鉴，成立了一个瓯兴公司专门负责具体操作，闫总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许敏说到这里，眼光转向了闫格，闫格心领神会，继续道：“哎呀，啥总经理啊，我就是在许主任领导下具体办事儿的，但毕竟没干过体育市场，隔行如隔山啊，所以，想请陈经理你们看看是否有兴趣参与，虽然省运会对国奥来说可能项目小了一些，但在温州还是有可能做大哦，关键还是看运作能力，对吧，陈经理？”

　　聊到这时候，陈师胡感觉有了一点火候，参与省级赛事对于国奥公司而言确实是降了一级，但因为在温州办，那里的经济基础好，市场运作空间大，所以项目的盈利性应该有保障，关键问题是能挣多少钱？于是道：“兴趣肯定是有的，专业能力也没问题，比如我们小范同志，他就是研究生毕业，刚刚完成奥运会申办报告的撰写工作，操作你们这个省运会的市场开发，一点问题没有的。不知道许主任、闫总预计省运会市场开发的目标收入是多少啊？”

　　许敏道：“这个方面我们也考察了一下，广东全运会据说能开发两三个亿，我们省运会搞个两三千万，差不多吧。”

　　范波觉得，这两个温州人一直是信心满满的样子，但他自己是没有判断力的，虽然参与过奥运会的市场开发测算，但奥运和省运毕竟隔着好几层，所以还得看陈师胡的判断了。

　　陈师胡一幅若有所思的样子，拿起烟盒给大家发烟，许敏和闫格都不抽烟，范波接过来一根儿，陈师胡吸了一口烟，咂摸着嘴，道：“嗯，千万级的目标倒是可行，温州知名品牌也挺多的，就是不知道赞助省运会的热情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去温州看看，许主任、闫总，基本合作意向我们是有的，回头我跟公司老板做个汇报，然后再确定去温州的日期，到时候咱们在温州谈一下具体的合作方式，你们看怎么样？”

　　“好的好的，没问题。”闫格答应着陈师胡，四个人又闲叙一阵便散了。

　　浙江人擅长做生意，这一点在全国都是出名的。“动批”最早的一批创业者就是浙江人。

　　池子最近又在“动批”的麦当劳交接了一次信封，这一次让他感觉跟之前有些不同，具体有啥不同他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有很多眼睛在关注他。四叔也有同样的感觉，而且是有些依据的。其实，池子每次在麦当劳交接，四叔都安排着另外一个人在暗处观察，这个探子并不固定，每次交接信封的过程，探子都会实时向四叔报告，这一次的交接虽然顺利完成，但探子也报告过，有一个人曾经特别注意过池子。

　　多年的江湖斗争，让四叔非常警觉，他马上着手安排改变交接地点，并交代池子去大红门市场踩踩盘子。

　　1998年开业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先后建设了四期项目。经营面积近35万平方米，由8000多个档口组成，形似高大城堡的圆柱形建筑里，在里面做生意的大多数也都是浙江籍商人。许多档口之间还有亲属关联，有的家庭举家在此创业，姐姐在一个档口卖男装，妹妹在另一层卖女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好些档口的老板彼此是亲戚，闫格的表姐张玉兰就在大红门做生意。

　　1986年，16岁的张玉兰放弃学业跟姐姐学裁缝。张玉兰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四姐弟先在东北做过服装加工，1989年举家搬到浙江人聚集的BJFT区马村做服装生意。

　　在马村，四姐弟和同乡凑钱租了一层平房，靠卖自己缝的衣服赚钱。做好的衣服用三轮车装着，从马村直踩到北京二环里的王府井百货、西单、天桥等地方的商场或摆地摊售卖。那时候想进大商场不难。“衣服不愁卖，有多少卖多少”，刚创业的时候，张玉兰每天带着大家一直忙活到第二天的清晨五点，缝纫机收起，就在台面上将就着入睡。

　　跟张玉兰一样，那时候有不少浙江人在BJ摆地摊卖衣服。每一家地摊背后，家家都有制衣的小作坊。大家先从商场里买来衣服拆开当样板，依葫芦画瓢或稍微改良后自己缝制出品。这样做出来的衣服，价格便宜，但款式新潮，很容易就在服装市场上打开销路。赚到了钱，浙江人聚集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型社会“浙江村”，有菜市场，有摆地摊的，有幼儿园，全是浙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