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BJ，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漱溟卅文集》《漱溟最近文录》《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特地独行者有自己的风骨气节真才实学，他有家国情怀人文关怀，关注底层百姓民生福祉。他对于佛教文化思想也深有研究，他的学术认知与人品文品精深。敢冒天之大不韪，非但为先生，乃人杰也。

　　他活了95岁，见证民国历史上的时代变迁，立宪改良共和西体中用。共产主义和国际接轨。

　　家教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从小环境耳濡目染，父母言传身教，自身学习态度，人生道路成长。

　　梁漱溟在佛经与西方物理学中发现中互相印证，写出他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作于22岁的这篇文章，勾画出了梁漱敏此后的人生路线。用自己的方法分析问题，寻找自己的答案。他不认为自己有学问，我的学问是有主见。东土学术，凡百晦塞。卓绝光明，唯在佛法。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尽管梁漱溟是中学毕业，决定请他来大学教书。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跳湖自尽，留下《敬告世人书》：“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也。此事有千言万语，思欲遍告世人，而心血已枯，笔性最钝，言语艰涩，数年来欲续未完之篇，以言衷曲，而避儿女窥觇，避亲朋阻止，终年纷扰，苦无清净地静坐深思。今花甲将周，儿辈张罗为寿，虑亲朋来集，国变已数载，吾犹尚存，与我素志不符，深觉可耻。克期就义，不暇为有统系之文，只好分作零段，简短言之。间有滞涩处，竟以白话作代，伏望世有同志之人，代为引伸考证而已。

　　第一段日：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世人必讶殉节之事何以迟至数年，曰：吾有种种牵掣未完之事，骤难如愿。常自念岂可徒死，当看明世局弊害，遗留言语，敬告同人然后死，故数年来虽迫不容缓，骤难履行。又尝历引前贤诸事以借鉴，如吴柳堂先生之殉穆宗，距甲戌已及六年，日本乃木殉军旗责任，乃在数十年，文信国公于宋亡之后，在元住数年而后就义。先贤如文信国公，断非小子所敢妄比，外国人之行事，吾亦不必取法，吾但对于柳堂先生之深沉坚决，思勉效之，自愧不如。光绪时一般浅人有诋为愚者，吾犹忆之，下士闻道则笑，历来皆然，吾当时心已怦怦并世曾叨，能无感发。只问自己心中的的确确是为清朝而死，至于世人认我为殉清，或不认我为殉清，皆不必计，只在自己心真，不在时期早晚也。况我数年来与人写屏写扇，皆写伯夷、田横之事，又零碎笔记关合赴义之处甚多，如晚村、季玉等事，屡屡书之，并有时附说明。又向人谈话，屡示人以蛛丝马迹之可寻。古语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吾料友朋中不乏二三知己，真能知我心者，何必多望于世人。袁碘秋年丈诗云：“死索青蝇为吊客。”或云：“既言殉清，何又言非本位？”日：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清朝者，一时之事耳；殉清者，个人之事耳。就事论事，则清朝为主名；就义论义，则良心为通理。设使我身在汉，则汉亡之日必尽忠；我身在唐，则唐亡之日必尽忠，在宋在明，亦皆如此。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且诸君亦知鄙人何为径径拘执以行此义乎？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覆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配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鄙人所欲言之理由，尚有千条百绪，因一时舌僵心滞，时期已催，顾影傍徨，只得先将此一段告一结束，再另起。

　　第二段日：问：“殉清有何确实理由，而自谓光明坦白如此？”曰：吾有最确实之理由也。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此寰球各国所共闻，千百年历史上不能磨灭者也。当时清廷兵力非不能战，只以不忍民生涂炭，故不惜牺牲大位，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全国人民共得义安也。观辛亥冬与南方磋商数十次，皆不忍九夏沸腾，人民痛苦之语，历次诏书具在，即辛亥十二月廿五日最末之诏，亦谆谆属望大小臣工，共以民生为重，齐心努力，佐成民国之太平，故吾人苟真心求人民父安者，即所以报清廷也。壬子、癸未年，余有殉清之心，而念我旧君既以成立最良之民国为心，凡我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心，故吾欲观察民国之办法何如，将有待也。吾对于清、民之间有最确之判断曰：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今民国七载于兹，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谓非清国已就覆亡，而能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不虚此和平揖让之心；不以真正共和之心治民国，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换言之，即因禅让而民得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徒禅让而民不安，则一朝代谢，谓非亡国而何？今民国七载于兹，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是清朝亡于权奸卖国，已无疑义，古今亡国之时必有云云。

　　此最后所拟，勉强可用，已更改七八次，九月三十日矣，衡甫来又收。

　　何古今亡国之时必有臣工赴亡国之难者，廿四史中不乏先例，岂廿五史之末竟无一人？吾故起而代表廿五史中最末一臣，以洗国无人焉之耻，而留天理不绝之机。鄙人所持理由如此，无论为公认的，为独见的，尚何有不确实之虑乎？

　　今人为新说所震，丧失自己权威，自光、宣之末，新说谓敬君恋主为奴性，一般吃俸禄者靡然从之，忘其自己生平主义。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持循之学说，彼新说持自治无须君治之理，推翻专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说，我旧说以忠孝节义范束全国之人心，一切法度纪纲经数千年圣哲所创垂，岂竟毫无可贵，何必先自轻贱，一闻新说，遂将数十年所尊信持循者弃绝，不值一顾，对于新人物有自惭形秽、嗫嚅不敢言之概，甚或迎合新人物，毁骂先代遗传，诟辱自家学理，岂国家数百年条教所颁，以及吾人胜衣就傅数十年朝斯夕斯者全属虚伪无物乎？人人存怕死避祸、阿腴曲学、以图苟全之心，世事能不沦胥，国家能不积弱乎？吾尝谓共和与专制当为对立的，平视的，作宾主之形，互相尊敬，互相原谅，因乎时世，各就其宜而用之。不当为独尊的，贱视的，作仇敌之势，互相嫉忌，互相仇攻，不谅苦衷，必加蹴踏以为快。吾人幼年所学，如觉太不适时，当玩味孟子之言“孔子，圣之时者也”，可以为变通的，不可以为蔑弃的。戚继光训戒兵丁曰：“凡对于祖师教授诸法，存轻侮之意者必败。”吾观一般无骨之人，对于国俗所尊信持循者，自己蹴踏自己，即断为中国必亡之真因，欲救此亡，当从心术根本上起。吾临死匆忙，虽反覆言之，犹未尽万分之一也。

　　第三段日：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诸君如不信，请试听鄙言。今吾国人憧憧往来，虚诈惝恍，除希望侥幸便宜外，无所用心，欲求对于职事以静心真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独为道德之害，即万事可决其无效也。夫所谓万事者，即官吏军兵士农士商，凡百皆是。必万事各各有效，而后国势坚固不揺，此理最显。我愿世界人各各尊重其当行之事，我为清朝遗臣，故效忠于清，以表示有联锁巩固之情；亦犹民国之人，对于民国职事，各各有联锁巩固之情。此以国性救国势之说也。我非先效忠于清，即无从效忠于世界。田横忠于齐，而两汉节义因之而兴，其理可通。鄙人常引《孟子》苟能充之”，以为万事一贯之例。今以殉清为忠于世，即是此意。我发此等言论，人必笑我迁腐不堪，然我确见国家受害在于执政诸公以及伟人政客空言高远政治，无一事从人民根本上着手者，日日堕落，将人兽途，岂惟不统一之害，即侥幸统一，而仍此骄盈矜夸，不求事实之政治，导国民以狡诈行为，表面上似乎霸者欢愉，而实际上则天良汩没，终不过酿世间之厄运浩劫而已，故我不避迁腐，希望世人反而求之，或减轻世变于万分之一。虽笑骂我为冬烘头脑，鄙陋不通，我自持之有故，对天下后世而无惭也。我料一般人对我之评论千奇百怪。

　　有大骂者。如极端主新之陈君独秀，以及江沪间迷信革命而未平心观察事理者，皆不能不骂。所骂之言不过头脑太旧，眼界不高，奴性太深，不知世界大势等等名词，各有是非，我自甘心受之。

　　有大笑者。癸卯、甲辰年间，北通州潘君蹈海，明明有忧国遗书，而俗人偏曰疯魔之病，并非忧国。又余观《刺虎》戏剧，遇某商人，谓费宫人弄巧成拙，凡俗人此种心理，余素知之，故壬子年辞职日极晨进署，留书于案上曰：“请司长千万勿疑为因疯癫失性而辞官。”－一盖同寅某君先曾言其同乡某在前清商部辞职系疯者，其同乡为余所素识，实非疯。余稔知卑俗官僚惯能信口訾议，故余先为揭破，然究不知人之肯信我心否也。再证以光绪六七年人之讥诮吴柳堂先生，或日迂左，或曰沽名，则知背后讥诽必不免矣。中有百思不解者。今人多致讶肯负责之段氏，何必苦苦要干，何不早自引退，一身清闲，可见对国家冷淡之人不知肯负责任者心中之意（余非完全崇拜段者，另有记），相越实远，无可如何，故对于巨川之死，虽极加怜悯，而诧叹嗟讶，谓何其愚傻至此，世间风俗与己何干，事不干己，而白白送命，究竟有甚么益处。此等论调，偶未从廿五史国性上着想耳。试从廿五史国性上想，则知对于世道，有不容已者。

　　有极口夸奖而未知我心者。此种人余最感激，敢断言中下级商贾乡农劳动穷苦诸色人等大多数如此，即余所常交好之人亦有如此者。彼之心思眼光将我此举专限在清一方面看，以为留此光荣，足为一姓生色，甚或误猜度我有回复宗社之心而力不能为，故有此举。又或以完名全节为我个人成名之荣誉，是虽待我极厚之心，而未思我悲捕国性沦亡，以此为民国之对映，希望世上人各各打消侥幸诈伪之心，以忠于职事为务，将以殉清为起点也。吾对于清朝，以死为当尽，赴之如饴，然丁巳五月初十曾有信（署名无求）致张绍帅，力言不可复辟，宜屯兵养望，监督民国实行仁义之政，以副禅让之心，盖望吾君为尧舜，不望吾君享目前之尊荣，致后来之颠覆也。我爱清之心与大多数人爱清之心相异者在此。

　　有真能知我心者。凡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者，是皆能知我心者也。我身自殉清，而曰忠于世界，盖望世上之官吏兵警士农工商一切人等，对于所营职业各各打消侥幸之心，激发诚实之心，而后万事有效，国可以立。此侥幸心何以去，诚实心何以来，则玩索《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一句，可以得之。使人有忌惮，则良心之发生不远矣。清朝往矣，我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绝非希望宠荣；世人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莫争个人私利。我之爱清国，与人之爱民国，是一心非两心也。壬子年（辞职书》中引曾文正语“风气起于一二人之心，蒸为习尚，极乎千万人莫能御”，又有“或赖并世之同心，或俟千秋之怅望”云云。窃料普天下人闻此言而怜悯者必不少，是皆我引为知心，借为后盾者也。

　　以上第三段，实是支支节节而为之，每晨偷写数行，或有人来，或有事扰，间断不知多少次，勉强将大略写出，我心已慰，尚有平日愿言而临时忘加人者，如数千年所尊信持循之信条，一旦被人摧覆扫除，将随逝水东流以俱去，竟无一人追攀挽救，岂真由了解共和精义乎？抑世道衰薄，不知以身殉道，而但求免祸，苟全性命乎？类此之语，不可胜数，今无暇润色文词，哓哓不已，屈指计之，为期苦短，尚有致蓉溪、东海以及托五友料理与告墨青等事，只好匆匆将第三段至此结束矣。

　　第四段日：尚有馀义，拉杂言之。或谓世人痛诋满清，子何独犯众议？曰：“既诋满族，则无所谓五族共和，彼蒙、回、藏视满何如？犹体上天之心同视之，甚至外洋白人犹亲爱而尊重之，何有于黄帝之子、肃慎氏之后与吾数百年同化之满？且诋满者亦非一类，开国时理应排满，然南方人限于地域风气，未知北方真相，所诋多想象传闻，良非事实。且国初去明未远，文学之人仇恨附会，情理当然，即署如犬羊而未定事之有无，究于彼身何损？至清末之排满，则借题寻衅，根据旧说，又有舭政瑕疵，利用为煽鼓之具，实亦尚非真形。至国亡之后，可以已矣，而又多出多种怪书，不过渔利之徒迎合浇漓心理，盖刻薄下贱之人所为，而未思与共和之理相反，即此可觇民国之风俗人心，尚未人于敦厚，望当局者平心静气取缔之。至于我之对清，不能因孝钦失德而有贰志，二三百年，代有令辟，岂无真心善政？古之臣节未闻因君上失德而可叛者，况我既牺牲功名性命，尚何虑人诮我为满奴？我自行我当行之事，求培补世道而已，他非所计。

　　或又谓癸丑、甲寅以来既有事牵掣，牵延未死，今时机已过，即闭门不仕，亦自不卑，何必定要捐躯殒命？曰：吾见人口言恋主之言，而身不作事，又多以不问世事优游林泉，或溺志诗酒，遂自标为忠义，未免太形宽泛，且吾壬子、癸丑年两次在粤西老馆团拜，随同乡先达在关帝、文昌两殿行礼，皆告于神明，必将死义，以救末俗。两殿行礼毕后，必到先贤位前行礼，先贤牌中有严亲永宁公之名，壬子后两次行礼，必敬告兴亡之际，当发明正义，不敢辱亲，又每次到墓前祭奠，必告父母云，将行此事，惟以迟延为手恨。今虽迟而犹践言，所谓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不似袁世凯言行不一致，致将全国风气弄坏也。我尚有许多拉杂之言，一时说不出来，尚有他事太忙，只好搁笔。凡我所言，有得罪人的话，亦有可诬指嫌疑者，无论何事，皆我死者一身当之，不与儿辈家族相干，即儿辈亦不知我所营何事，且多与我不同意也。弟四段本未完而勉强算完。

　　百忙之中，明日尚须到祝家装寿星，亲朋多爱我，而不知我有苦衷，世人莫怪我心地深险，丝毫不露，我素日绝无道学之名，盖深知今世不容直道，故形迹上不甚彰明。壬子五月，我人署，满心言从此当洗污向善，而某君言不过金钱主义，且言新俸制几等几级云云，我全茫然，只好面上敷衍，而心窃哀之。我今怕人笑骂我以道学欺人，故不得不好整以暇，非心地深险也。”

　　我愿学习前辈先贤的风骨气节品行知识，立志做一个对于中华文化艺术历史哲学儒释道琴棋书画武术有大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