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山东分社营田科科长兼光复营掌书记的袁浩然、匠作科科长兼高苑县令师爷罗孟元、秘书科科长邵平，以及主持山东分社大局的夏允彝这四位举人没有应考，其余七位学生，包括顾枢嫡子顾恺之全部参加春闱。

　　一番等待过后，终于到了抽选考题，发放试卷之时。

　　贡院公堂上，一左一右坐着两位身穿大红官袍的官员，分别是孙承宗和温体仁两人。

　　礼部侍郎，内阁学士，主考官之一的温体仁率先开口。

　　“稚绳公，本届春闱真当是人才辈出，你那准孙女婿也在此行列嘛，既是南直隶状元，写出什么文章。”

　　孙承宗久经官场，如何听不出此言暗中带刺，趁着二十几位同考官进入议事厅就座，当即站起身来坦言。

　　“诸位同僚，此番既主持春闱，当为国选才。自主考起，若是有贪赃枉法，渎职懈公者，休说国法，便是本官也毫不留情！”

　　“谨遵大人令！”

　　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考官均恭敬回应。

　　孙承宗以大司寇之职兼任内阁次辅，只要内阁首辅之位空悬一天，他便还是朝廷内外大臣第一人。

　　大明科举有考生避主考讳一说，孙承宗那尚未考中进士的小儿子就没有参加此次春闱。

　　当然，深谙官场之道的孙承宗将陈子龙迎娶孙棠的日子定在三月四日春闱放榜时，也是存了特意避开避讳的行列。

　　孙承宗一脸正气凛然光明磊落，温体仁暗刺不成，讨了个没趣，遂也不再言语，而是蛰伏等待机会。

　　他是一个聪明人，对自己有着非常清楚的认知。

　　帝王心术，首重制衡。

　　朱由检之所以要将他从少詹事的位置上火线提拔入阁，就是为了制约正处于春秋鼎盛的东林一党。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皇帝能将他扶到这个位置上，自然也能把他从阁老的云端拉下凡间。

　　其实东林党和温体仁，周延儒等臣子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官位有限，权力有限，而人的欲望无限。

　　朝内无派，千奇百怪。

　　六部说破天也只有六个尚书十二个侍郎，两京一十三省的督抚也不过二三十数。

　　随着时间推移，最后一个内阁位子被周延儒补上，除了内阁首辅的位置仍然由花瓶施来凤担任，阉党残留的政治遗产这块庞大的蛋糕终于被各个派系瓜分殆尽。

　　剩下的更多官位和更大权势就只能从真刀真枪的党争搏杀中取得。

　　东林的优势是根基深厚，并且有一个实际上的内阁第一人孙承宗支撑局面。

　　温体仁，周延儒的优势是以孤臣，忠臣，直臣的身份博得无党无派的美名，以皇帝的信任换取进步的资本。

　　而齐党，楚党，浙党，顾名思义分别以山东，湖北，浙江等籍贯的官员为基本盘，长期以来都能在朝堂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会试，作为选拔基层官员，选拔人才，壮大派系实力的最佳时机，对三场春闱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派系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在大多时候都不靠低级的考场舞弊之类的手段，而是明面上的阳谋。

　　例如倪元璐作为南直隶乡试主考，自然与参加南直隶乡试的陈子龙有一层师生之缘。

　　在这场乡试中，所有考生都需尊称孙承宗，温体仁，和分场的同考官一声座师。

　　至于殿试，皇帝亲为主考，天下英才尽入麾下，自然也没甚么好争的。

　　即使真的有清正廉洁，单凭学问连过县试，府试，乡试，会试，殿试的天纵之才，除非一甲及第，否则也要等候吏部进行人事分配。

　　留在翰林院充当庶吉士，还是外放担任县令，前途命运天壤之别。

　　即使确定外放，苏杭县令，陕甘县令，蓟辽县令，云贵县令也是天差地别。

　　孙承宗，温体仁两人抓阄完毕，那份决定数千举子命运的考题公之于众。

　　抓阄抽出的考试内容的前三题出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分别为《大学》之题：“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

　　《论语》之题：“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孟子》之题：“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

　　后三题则从《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中抽取。

　　分别为《易经》之题：“与日月合其明，与天地合其德。”

　　《春秋》之题：“尊王攘夷之义。”

　　《礼记》之题：“礼之用，和为贵”

　　孙承宗定眼一看，表面波澜不惊，心中却大为惊讶。

　　皇帝赏赐宅院前，陈子龙给那七位在京考生的突击辅导都在孙府进行，下衙回府的他听了个七七八八。

　　如今回想起来，除了论语和礼记的两题，整张试卷的其他题目竟然同陈子龙所说大差不差！

　　他暂时按下内心的疑问，不动声色地命令分发试卷。

　　在二十多位同考官的分别带领下，贡院的差役鱼贯而入，抱走一叠叠试卷分发各房。

　　号舍内，领到题纸和题目的陈子龙只是瞄了一眼，便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中大定。

　　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他回想起了之前看过的几则春闱史料，拼凑出了那几天会试前的突击复习。

　　即使对于六题中的四题充满自信，陈子龙还是小心翼翼作答。

　　他有必须考中进士的理由。

　　春闱三年一考，三年时间对于官场中人而言说慢不慢，说快不快。

　　但对于尚未点中进士，并且熟知往后历史的年轻举子陈子龙而言，二十岁中进士还是二十三岁中进士，两者不亚于天壤之别。

　　崇祯元年，后金新汗黄台吉还在处理阿敏事件的余波，忙着内部整合和汉化改革。

　　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虽然已经在起义先驱王二，高迎祥等人的鼓舞下蠢蠢欲动，但终究尚未掀起滔天巨浪。

　　总结一句话，一切都还处于可控范围内。

　　倘若等到崇祯四年，后金已经做大，靠着铁蹄和马刀入关大肆劫掠两次，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也合营流窜，难以根除。

　　时不我待，留给陈子龙的历史窗口期只有短短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