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晴，微风。

　　皇城西，泰宁侯府。

　　泰宁侯陈良弼已经年逾六旬。

　　从第一代泰宁侯陈珪，以指挥同知的身份随着燕王靖难起事封为泰宁侯，传到他这辈已是第十二代。

　　李伯弢望着眼前的陈良弼心中感慨——这位未来的京营总督，一直做到天启六年，之后由英国公张维贤掌管京营。

　　之所以卸任京营总督，是因为魏公公千岁，缉获包揽京营弓箭钱粮的商人汪宗禹，供称泰宁侯陈良弼得贿一千六百两，其中内分了五百两送恭顺侯吴汝胤。

　　此外还查获原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王公弼得贿一千五百两，工部督造主事万燝得贿三百两——这位万燝便是被群阉殴打致死的东林党人，也有一说是这三百两是为了诬告。不过此时，天启六年，这万燝早就身死，所以这诬告一说值得怀疑，因为泰宁侯陈良弼并没有否认其罪。

　　不过，这也看出来了，到了明末，这些勋贵们的价码都比不上两个六七品的文官。总共千儿百两的银子，还得是两个侯一起分......可怜啊！

　　虽说如此，这俩侯爷的后人，却是少数几个对得起大明朝的勋贵。

　　第十四代泰宁侯，陈良弼之孙，陈闻礼之子陈延祚，在甲申国变之时，“破家养士，厚捐全城”。

　　而第八代恭顺侯吴惟英，吴汝胤之子，虽然卒于明亡前夕，但其叔吴汝征，偕妻女投缳而死。

　　李伯弢自知，今日被召来侯府，自然是前几日自己私下和陈延祚的谈话起了作用。

　　泰宁侯陈良弼看着下首的李伯弢和自己的孙子陈延祚，也不客套，开口说道：

　　“听延祚说，你有东西要交予老夫，这东西是和京营有关？”

　　李伯弢不声不响，只是从怀中缓缓取出一本疏奏，双手捧起，恭恭敬敬地递到陈良弼案前。

　　泰宁侯见状，眉头微微一蹙——那疏奏明显不是一般人用的章本写成，书写规制也并非寻常章表可比。

　　陈良弼不由抬眼，仔细打量了李伯弢一番，这才端正身形，坐稳了太师椅，郑重将疏奏展开，凝神细读起来。

　　半晌之后，泰宁侯面色阴沉，望向李伯弢，肃声说道：“你好大的胆子！”

　　李伯弢昂首直立，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朗声说道：“此举正表下官寸心无私，对泰宁侯敬佩之至，犹如百川归海，惟愿以肺腑之言相告，不敢有丝毫隐瞒。”

　　“侯爷公忠体国，胸怀远略，乃国之柱石，是以下官敢不惮死生，冒昧直陈。倘非侯爷，世间更不知有何人可受此奏！”

　　“你......”陈良弼闻言，张开了嘴，指着李伯弢不知该说着什么。

　　一旁的陈延祚惊得目瞪口呆，不一会却偷偷的朝李伯弢竖了一个大拇指！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陈良弼缓了口气，无奈的说道：“这是李司寇的意思？”

　　“非也！此事，只有今日在此屋中的三人知晓！”

　　“哦，那你是何意？”陈良弼倒是有些意外。

　　“自然是希望有一个‘三赢’的局面。“

　　“‘三赢’？这倒是稀罕，是哪三赢？”

　　“宫中、勋贵和兵部，各自满意。”

　　陈良弼一听便明白了他的意思，京营之事，难就难在根本没法做到三方满意。

　　他抬头看向李伯弢，有些好笑道：“可这事与老夫何干？目前掌管京营的是赵世新，你不是应该去找他么？”

　　随后又立刻点了点头，有些了然于胸，说道：“你和他有仇——可你找老夫也是白费功夫啊！”

　　李伯弢摇了摇头，说道：“私人恩怨不过小事一桩，若是下官将奏章上交，那就没有人是赢家！”

　　“哦？此话怎讲？”陈良弼倒是来了兴趣。

　　李伯弢思索了一番，沉声说道：

　　“这宫中的利益，自然是有一支随时能战的天兵。”

　　“这文官的利益，不过是尽可能的掌控京营三大营。”

　　“而这勋贵们的利益，咱不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陈良弼闻言，哈哈一笑：“你小子虽然这般口无遮拦，不过也算是没说错。”

　　李伯弢见陈良弼不以为意，紧张的心情稍稍放松了，而后继续说道：

　　“但是，自太宗建立京营以来，特别是在世庙之后，这京营就渐渐走入了一条轮回之路。”

　　“因为，在这大部分的时间里，只是勋贵一家独大，虽然兵部戎政尚书协理京营，但底下的事情，这文官又能知道多少......”

　　“时间久了，宫中和文官的利益无法保障——若如这次，咱把这疏奏上交，少不得就是皇上和文臣对于京营的大动干戈！”

　　陈良弼点了点头，可又摇了摇头，说道：“这种事情，不就女人那般周而复始么，不过也就几天的时间，一个月里，正如你所说，大部分时间不都还好好的？！”

　　“只要大体上还是咱们勋贵说了算，那又如何？”

　　李伯弢心下明白，泰宁侯说得确实不错，这就是京营永远也无法整顿成功的原因——

　　因为勋贵们根本就不担心这十几年才来一次的整肃，整肃之后，陛下还不得靠着自己这些沾亲带故的老家伙？！

　　李伯弢略微斟酌了一下，说道：“侯爷说得透彻，不过下官还有一言当说！”

　　“说！”

　　“这勋贵们不在乎，不代表侯爷就要不在乎。”

　　“若恰逢其时，在这整肃之时接任京营总督，那便是生不逢时。因为，此时所有的人，包括皇上都盯着京营。”

　　“如此一来，这新接任的人选必定小心翼翼，等到几年之后风头平息，又怎知这总督职位不会换人，到了那时岂不是为别人做了嫁衣？！”

　　陈良弼听着这李伯弢的话中有话，不禁沉默了半晌：“你的这本疏奏不上报，这赵世新如何能够去职，他不去职又如何能有新的总督？”

　　“这本疏奏威力太大，一旦上报，陛下必定全力支持文臣整肃京营，到时勋贵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了。”

　　“哦？这么说起来，你倒是为了咱们在着想？”

　　“侯爷，你这话说对也对。下官其实是为了所有人着想。”

　　李伯弢心知肚明历史上整肃京营最失败的例子，便是崇祯期间东林李邦华成为京营协理，他对京营可以说是展开了“长刀之夜”！

　　到了最后，只留下了两万人左右。

　　这几乎不像是在钓鱼，而是把整个池塘的水给抽干了——这让那些勋贵如何能忍，几个月的功夫，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到了最后李邦华黯然下台，这整肃便半途而废。

　　这就是很多，或者说大部分改革失败的原因——改革者自以为是的正义，以为彻底铲除旧有势力，就会成功——可他们完全没有明白，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体两面的，所有的存在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勋贵自有勋贵存在的意义，你不能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哪怕他们得来的利益是通过非法手段：吃空饷、克扣军品等等。

　　当你不给别人活路，别人也不会让你好过——就像王安石，把原先支持变法的司马光，生生逼成保守派一样。

　　任何一个成功的改革，你都能看到政治上的妥协，古往今来毫无例外。

　　没有妥协的改革，绝对失败！

　　除非，像雍正一样，把汉地的地主无差别砍头，这才能推动士绅一体纳粮。

　　但人雍正是异族，杀你汉族下得了手——这样的改革，在李伯弢眼里只有“唾弃”两字。

　　因为，在李伯弢看来，到了明朝中后期，社会财源的主要渠道，已经和土地毫无关联了。

　　网络上有一众的纠结明朝官绅偷逃田税的言论，可殊不知——士绅纳不纳粮，在明末这个相对发达的商品社会中已经根本不重要了。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美国要是靠着土地财政，大地主收税50%，它能维持一支交战的大军吗？答案是否定的。

　　道理很简单，明末社会财富已经从土地转移到了城市经济之中，也即众多的工坊，商行，海商等等商业行为之上。

　　哪怕你收再多的田税，也供养不起一支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从而逐渐升级为近代热兵器时代的大军——靠着土地税收，美国是买不起F35的。

　　明朝的问题出在哪？不是田税收不上来，而是商税完全没有——当时的官员有意无意忽略了这个税种的重要性。

　　这就是为何海瑞查办徐阶，徐家的田地除了大明律允许的减免，多出来的土地根本就没有偷逃田税，因为这些上交的田税对于徐家来说不值一钱。

　　明朝给予官员的免税土地总额，其实远远少于土地面积更小、官员数量更多的宋朝所赋予官员的额度。

　　那为什么几百年前的宋朝财政反而优于后世的明朝？这只能拜朱太祖这个农民所赐——不收商税，说起来在经济治理这方面，隔壁的张士诚真是甩了老朱一条街。

　　看看沈万三在张士诚和朱元璋手中的下场，就可知道。

　　当然，除非社会商品经济又退回到了满清前期那个年代——再次靠着土地财政，那么官绅的纳粮纳税，确实是国家财政的命脉。

　　先把你杀穷，然后再靠着马刀让你一体交税，还要称赞这伟大的改革，真是岂有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