隽不疑是在武帝后期向昭宣中兴过渡的历史阶段，以儒术干政的能吏，以深厚的经学素养和果敢的政治决断，在关键时刻维护了朝廷的稳定，凭借对《春秋》大义的深刻理解与灵活运用，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展现出卓越的智慧。

　　隽不疑是渤海郡人，精通《春秋》，一开始在渤海郡担任文学官，言行举止必定遵循礼仪规范，在州郡享有盛名。武帝末年，盗贼蜂起。暴胜之被任命为直指使者，身穿鲜艳绣衣，手持锋利斧钺，到各地追捕盗贼，监察郡国官员，执法范围远达东部沿海。对违抗命令的人，暴胜之以严厉的军兴法论处，威震州郡。暴胜之到了渤海郡，他早就听说隽不疑的贤名，便派人请他来相见。

　　隽不疑头戴进贤冠，腰佩櫑具剑和玉玦环佩，宽衣博带，盛装前来拜谒暴胜之。守卫让隽不疑解下佩剑，隽不疑说：“剑是君子武备，用于防身，一定要解，就请告辞。”门卫向暴胜之通报，暴胜之当即打开阁门延请，见隽不疑容貌尊严，衣冠壮美，慌乱中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好，就上前去迎接。等到在厅堂落座后，隽不疑用手撑在席子上侃侃而谈：“我在海滨居住，久闻暴公子盛名，今天才得以相见。公子身为天子大臣，太刚易折，太柔易废，只有恩威并施，才能立功扬名，永保禄位。”暴胜之知道隽不疑绝非等闲之辈，恭敬地接受了他的告诫，对他以礼相待，并虚心向他请教。暴府的幕僚都是从州郡选拔出来的人才，他们在旁边聆听，对隽不疑也很钦佩。直到深夜，隽不疑才离开暴府。之后，暴胜之向朝廷推荐了隽不疑。武帝征召隽不疑到公车署，并任命他为青州刺史。

　　武帝驾崩，昭帝即位后，燕王刘旦和齐孝王的孙子刘泽等人勾结准备谋反。刘泽计划回到临淄起兵，预备先杀掉青州刺史隽不疑。隽不疑及时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将他们全部逮捕，刘泽等人都伏法认罪。隽不疑因此被提拔为京兆尹，并被赐钱百万，京师的官民都很敬畏他。

　　隽不疑的为官之道，并非一味严苛，而是宽严相济，以儒术为本。隽不疑每次巡视州县，审核登记的囚犯返回，他的母亲总会问他：“今天平反了多少冤案，救活了几个人。”如果隽不疑平反的冤案多，母亲便喜笑颜开，饮食言语比平时多；如果听说平反的少，母亲就很生气，甚至不肯吃饭。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时刻以儒家的“仁恕”精神教诲和督促儿子，希望他为官一任，当以拯救无辜、体恤百姓为要务。这样的家庭氛围，深刻影响了隽不疑的施政风格。法律的威严在于其公正，而非残酷。他用《春秋》决狱，并非简单地以经义代替法律，而是用儒家的价值观念来指导法律的应用，使其更符合“仁政”与“道义”的要求。

　　但真正让隽不疑名满天下的是假太子事件。元始五年，有个乘坐黄牛车，身着黄色衣冠的男子径直来到北阙下，自称是卫太子刘据。此人的出现立刻引发了巨大的政治波澜，当年卫太子冤死，在民间和官场仍有广泛的同情者。如果此人真是卫太子，那么当今皇帝的合法性将受到严峻挑战，势必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公车署将此事上奏汉昭帝，汉昭帝派公卿、将军、二千石官员前去辨认真伪。长安城的官吏百姓围观的有数万人，右将军率军队在闕门下维持秩序，以防止意外发生，前来辨认的丞相、御史大夫等都不敢表态，局势一触即发。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京兆尹的隽不疑闻讯赶到。他并未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吓倒，也未被卫太子的名头所震慑，而是立即下令逮捕这名男子。有人劝他说：“此人是不是卫太子还不知道，暂且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惹祸上身。”然而，隽不疑毫不犹豫他援引《春秋》经义说出了理由：“你们何必担忧是卫太子呢？春秋时期，卫国太子蒯聩违背父命出逃，后来即位的国君蒯辄，拒绝蒯聩归国。《春秋》认为蒯辄的做法是正当的。当年卫太子得罪先帝逃亡，即使没有死，如今前来也是罪人，而非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逮捕他名正言顺。”隽不疑从儒家经义的高度，为处理此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法律合法性，瞬间化解了道义上的困境。

　　昭帝和霍光听说了隽不疑的处理方式都很佩服，赞叹说：“公卿大臣都应该像隽不疑这样，懂得运用经术来维护大义。”后来廷尉审查这个“卫太子”，果然是个骗子，此人是夏阳人，叫成方遂，住在湖县，以占卜为生。有一位原卫太子的舍人向他问卦，随口说他的相貌长得很像卫太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成方遂突发灵感，就想着假扮卫太子来谋取富贵。结果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富贵，却得到一个欺骗无道的罪名，被拉到东市处以腰斩。

　　从此，隽不疑在朝中名声大震，朝中的官员们都自愧不如他。大将军霍光甚至想把女儿嫁给他，但隽不疑谢绝，没有接受。不久，隽不疑因病辞职，在家中去世。京师的人一直都很怀念他，后来的京兆尹赵广汉曾经说：“我在禁止奸邪，处理民事案件，乃至处理朝廷大事等方面都远远不及隽不疑。”

　　隽不疑被视为西汉“”循吏（守法循理的好官）代表，与郅都、张汤等“酷吏”形成鲜明对比。他以《春秋》为骨、以母训为魂，把经学智慧、政治担当、人文关怀融于一身，既为朝廷定策，也为百姓护生。“严而不残”，执法虽严厉，但并不残酷，公正与仁德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