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朝代，都实施封建制度，以土地分封制为核心，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君主通过封地实现等级划分，使各地方诸侯承担军事义务，农奴被束缚于土地劳役和承担地租，不能随意迁徙或出租售卖土地，与地主签定各种契约关系。农奴、地主和朝廷之间形成阶级依附关系，有明确的等级剥削制度。封建制度建立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之上。起初大规模的奴隶占有经济，后来奴隶制度崩溃之后，其中一些农民私有土地，农民以各种不同程度依附地主的形式成为土地的占有者，造成商业停顿，城市衰落，朝廷政权土崩瓦解。
封建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制度，以皇帝政权为核心，将朝廷政府与地方势力相结合，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是由封建朝廷、封建地主和农民各个主要阶级组成，其中也包括了士兵、工匠、商贩等其他社会阶层。封建统治者通过封建制度管理封建地主，以及其下所封土地和封地上的农民。封建社会等级划分使得社会各阶级地位与财富拉开极大的差距。皇帝是神权的象征，掌握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封建地主拥有土地和劳动人口，贵族和富商生产和售卖劳动工具，只有农民被束缚在封建地主的土地上成为附庸和奴隶。
西汉由汉高祖刘邦建国，被少数民族犬戎族所灭。汉朝后裔汉光武帝刘秀，重新建立了汉王朝，史称东汉。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就像在久远的某个时空存在一张相互勾连着的大网，连接着两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让东汉可以跨越西汉的时空，自由交流共同的思想与情感。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建立新朝，加深了社会矛盾，最终暴发起义，汉高祖刘邦的后世子孙，刘发的后代刘秀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光复汉朝政权，尊奉汉元帝为皇考，兴复汉室定都于洛阳。为了便于区分两汉，因刘秀定都洛阳，在长安以东，故称为东汉，因为刘秀是汉宗室出身，他建立的王朝被视为刘邦汉朝的延续，也称为后汉。东汉是西汉的延续，不但继承了西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如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等。而且东汉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些制度，使其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古代社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并不是君主和朝廷，而是那些辛勤劳动的广大农民群众和商贩。他们以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和牛耕、水利灌溉、对外贸易等方式推动和巩固了统治者的经济政权，使我国古往今来的商业发展和贸易都具备一定的国际市场，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东汉继承了西汉的优秀文化传统，鼓励普及书法、国画、壁画、武术。儒家思想在东汉时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继承西汉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仁”，强调做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尊重和关爱他人，不仅体现在个人修养上，还贯穿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维护国家繁荣安定。此外，儒家还非常重视“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的培养，并将这些传统观念共同构建成为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石。
东汉和西汉都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些游牧民族活跃在草原与边疆地区，中原王朝一直饱受游牧民族的侵袭，古代从秦朝开始就修筑长城防御外敌，虽然到了东汉和西汉还在不断完善修造长城，可始终无法解决游牧民族的威胁。不同的民族生活方式不同，这是异族矛盾形成的主要原因。中原地区以农耕生产为主，游牧民族属于野蛮民族，主要生活方式是以攻击其他部落和袭击中原边疆掠夺生活物资而生存和发展。游牧民族虽然与汉朝互相融合，但是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之间产生了矛盾和碰撞，对中原地区威胁最大的就是匈奴。朝廷对待游牧民族主要以打击防御为主，派遣大量军队驻扎守护边疆，导致草原人口膨胀，为了防止边疆地区发生叛乱，朝廷给予草原百姓大量补给以此保障百姓能够在草原赖以生存。但是庞大的财务支出加重了朝廷负担。到了东汉时期，虽然匈奴的势力有所削弱，但东汉仍然需要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斗争，同时也使用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以此来维护边境的稳定。
西汉的都城是长安，而东汉的都城是洛阳。政治中心的转移反映出的是同一个时代两个不同的朝代在地理和政治格局上发生的变化。西汉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加强。而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外戚、宦官的专权，政治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了黄巾起义的爆发和东汉最终的自取灭亡。西汉时期，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北方，尤其是关中地区。而东汉时期，因为随着南方的开发，经济重心开始逐渐向南方转移。东汉时期的江南地区无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保障劳动人民的温饱，加之于内忧外患，并没有阻止东汉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因为在西汉时期，对外关系较为活跃，汉武帝曾多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把丝绸、瓷器等商品对外流通，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经济资源共享和贸易联系往来，从而推动文化交融，使佛教、音乐、绘画等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进行传播。而在东汉时期，虽然也有一定的对外交流，但规模和影响力都远不如西汉时期。正是因为对外交易不够密切，缺乏邻邦经济上的支持，才会导致东汉朝廷始终没有让人们过上所谓的太平盛世。
桓帝在位时，曹腾在朝为官，担任常侍郎官职，封为曹亭侯。说来官职不大，却是皇帝近臣，只要在皇帝身边随便言语几句，给皇帝出谋划策提供建议甚至假传圣旨就可以随便改变国运。而且阿谀奉承得好，还能得到皇帝的封赏，享受到荣华富贵。侍郎这种职位，说得好听是官，说得难听是宦。这所谓宦，就是取意于室内之臣。真正的意思是指俯首称臣的奴仆，低贱卑微至极，在皇宫内没有崇高地位，仅只是服侍皇帝的仆役。
东汉仍保留奴隶制度，并且划分出尊卑等级，在物欲横流的年代，奴隶主甚至远比奴隶还多。皇帝作为君主属于最大的奴隶主，住在高大庄严的宫殿里，生活过得无比奢侈。其下官员为次级奴隶主，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往往出于自身的私利考虑。官场之中腐败是一种顽疾，官员仰仗皇帝的支持，利用手中权势大肆搜刮土地和财富，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压制下属，枉法断案。另外还有些富商也参与其中，他们通过雇佣廉价劳动力创造价值，并且迫使购买来的奴隶为自己劳动。奴役被权威统治者用于对人类行为进行束缚，反对平等，反对个人自由，个体应该服从社会整体结构。奴役是一种有害的社会现象，随着私有制的形成和产生，奴役制度妨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限制了人们创新发展和创造力，也妨碍了经济和社会繁荣。被奴化的奴隶缺乏自主性，缺乏自主决策能力，习惯依赖权威，为了得到权威的赞赏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从而进一步接受他人的控制和剥削。因贵族与大奴隶主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所以贵族称为衍生奴隶主。而真正的奴隶，都是那些无权无势遭受压迫失去自由带着奴性的穷人。现实非常残酷，许多奴隶来自战争俘虏，还有些是犯过刑法的罪人，干活时必须要带着刑具，双手被锁着沉重的木枷，以防止他们逃跑。地主、贵族和富翁之间经常爆发激烈斗争，奴隶借机和农民起义淘汰了奴隶规则。
生活并不仅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为此还不顾一切付出巨大的努力，贫穷给了人们无尽的生活压力，民间那些穷困潦倒的穷人因为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想要改变命运就只能去考取功名。在那种年代，做官不是穷人随便可以做的，要有钱才能买官来做。穷人要想做官一步登天也不难，就是进宫去做宦官。宦官虽然也是官，但是地位非常低贱，许多是被阉割的战俘，从事宫庭里的杂活。随着后宫嫔妃的膨胀导致阉人宦官数量逐渐增多，管理这些宦官的总管，渐渐具备一些干涉朝政的权力。
众所周知，为了确保皇室血脉纯正，后宫不允许其他男性存在，所以宦官必需受阉割之刑。皇帝嫌男宦官祸乱后宫，也有使用女宦官管理后宫的情况，女人做宦官也需要阉割，叫受宫刑。只是相对于男宦官而言要少得多。大多女宦官是犯了过错的宫女和打入冷宫关禁闭的嫔妃，以一种残酷的形式将女性的性器官进行破坏，使之不能生养后代。所以那时的刑法非常残酷无情不讲人道。
曹腾在汉安帝时，只是一个宫庭里的随从，正好赶上邓太后下诏，挑选年纪幼小、温和顺从、办事谨慎的宦官去陪侍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曹腾走运被选上，太子成为顺帝之后封曹腾为中常侍。身为宦官的曹腾，侍奉过安帝、顺帝、冲帝、质帝和桓帝五代帝王，并无后代，只收养曹嵩为养子。所有在内廷行走的内侍都可能被称为宦官，但并不是所有宦官都受过阉割之刑。曹腾没有娶妻生子，只收养了曹嵩为养子，他可能受过阉割之刑，所以没有子嗣。也可能因为相貌丑陋性格怪异而未结婚，只是凭借高官厚禄与宫女私混或与山野村妇生下个私生子。
有人说曹嵩应该是曹腾的养子，也有人说曹嵩肯定是曹腾的亲生儿子。因为没有谁真正知道曹嵩是从谁家过继而来。其实曹嵩是曹腾从夏侯家接回来的亲生儿子。至于曹嵩原本姓夏侯还是本来就姓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接管曹腾的家业。曹嵩成家立业后仍然经常摆出一副任性的姿态去巴结高官，从而换取高官厚禄和更多的荣华富贵。
曹嵩经常出入宫廷。桓帝末年，曹嵩依靠曹腾的关系官拜司隶校尉，地位高于一些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权力很大。曹嵩还担任过大司农，掌管国家财务。曹嵩后来通过贿赂捐官，出任太尉，不过不久之后被罢免了官职。
东汉宫廷建造有严谨的布局、独特的造型，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汉代宫廷建筑极尽奢华，充分展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大量使用精美的砖石、木材和彩色瓦片。砖石用于建筑的基座和墙体，经过精心雕琢，呈现出各种精美图案和纹饰。宫殿内部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绘制着精美的壁画，有山水花鸟龙凤呈祥之类的图案，色彩鲜艳炫丽，走进宫殿就能欣赏到那个时代特别的辉煌与沧桑。
东汉官员服饰有明确的制度和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要按照相应规章制度穿戴服饰。包括冠冕、袍服、鞋履、佩绶，都具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和礼仪规范。其中冠冕种类繁多，主要分为进贤冠、武冠、鹖冠、赤帻。进贤冠是文官常戴的冠帽，冠上有梁，梁的数量不同，以此区分官阶。通常梁数越多，官职越高。武冠称为武弁大冠，是武官所戴的冠帽。中常侍的武冠上会附蝉为纹，后饰貂尾。鹖冠也是一种武官所戴的冠帽，在冠上加双鹖尾。赤帻是武吏常戴束发所用头巾，常与武冠搭配使用。东汉官员所穿袍服款式基本相同，宽大的长袍，以大袖为多，袖口有明显的收敛，领和袖都饰有花边。袍服的领口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心形，顶部宽阔底部尖而窄，穿时露出内衣。袍服下摆常打一排密裥，有的还裁制成为月牙弯曲状。
曹嵩在河南荥阳当过县令，那时候的他根本没有任何政治资本，缺少政治权力和名望，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当时，赵咨升任国相，手握重权，在赵咨走马上任的时候，曹嵩得知赵咨路过荥阳的消息，认准机会难得，特意前去参拜。结果曹嵩遇气并不好，等到他气喘吁吁匆忙赶到驿站时却扑了个空，国相早已经乘坐奢华的马车离开了。于是曹嵩回去挑选了一匹最好的快马，将事务交给下属去处理，扬鞭策马奋蹄直追，沿着赵咨必经之路飞奔而去。一日疾驰万里程，乘风手可摘星辰，再无昔日崎岖路，踏过银河始觉深。待到他追上赵咨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跑出了荥阳地界，空旷街道上那辆华丽马车缓缓前行，显得孤寂而高贵。赵咨下马相迎，他身穿朴素的官服，装扮极为庄重，青色长袍上绣着精细的云纹，象征着忠诚廉洁的品质。赵咨对曹嵩说：“你富贵时不攀比，你落魄时不轻视，这才是真正的朋友。”赵咨坐上马车离开。曹嵩不由感慨：做为强者，不需要别人去巴结；做为弱者，又不值得你去讨好。曹嵩骑上马回去继续当自己的县令。赵咨平时为人谦逊，做事不贪图名利，多次辞让官职，廉洁奉公，守法诚信，所以曹嵩非常崇拜赵咨。
在当时朝廷名文规定官员不能擅离职守更不能随便离开自己管辖范围。曹嵩显然是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姿态把赵咨得罪了才弄丢了官职。也有人认为曹蒿因追捧赵咨违返朝廷规定擅离职守，事情败露而丢官，还把赵咨感动得一塌糊涂。曹嵩丢官没多久，赵咨举荐他做了大司农。太尉崔烈被罢免之后，太尉这个官职便空闲下来。此时的东汉大权被宦官掌控，连朝廷重臣都要看阉人脸色行事。朝廷收受贿赂，必然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的政权，曹嵩认为在腐败的政权领导之下只要能从投资中获得丰厚利益就能让投入的资金变成政治资本，于是他选择了贿赂宦官，这才当上了太尉，走上他政治生涯的颠峰。做为曹腾的义子，无疑宦官的立场和态度，对曹嵩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曹嵩是曹操的父亲，字巨高。他虽然能力平庸，但是继承曹腾封爵之后，通过贿赂买官，短短几年就从司隶校尉升至太尉管理国家财务。他本不是遵纪守法之人，经常以权谋私，所以也算富甲一方。曹嵩这个人没有什么特点，就是有钱。他家财殷富，所豢养的家兵有几千上万人，府中僮仆成百上千，在当时势力非常强大。曹嵩虽然显赫一时，但也逃不过盛极必衰的宿命。当繁华变成过眼云烟，后世子孙必将承受家族落寞后的世态炎凉。
汉灵帝在位时期，因为朝廷腐败、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弥漫的无情硝烟战火逐渐让人间变成了炼狱，处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凄凄惨惨的景象让人心灰意冷，渐渐丧失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群众，竟然将东汉朝廷推上了末路。
因为国势日趋疲弱，赋税不减，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巨鹿张角号令之下纷纷揭竿而起，引发出一场因宗教形式组织的民变，他们头扎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向官僚和朝廷发动猛烈攻击，规模空前绝后。张角开创太平道，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组织群众，号召人们推翻东汉腐朽的统治。他们主张仁义道德，宣传众生平等，应该改变原有的腐朽的阶级统治制度，让更有贤德更为仁厚的君主来维持统治。张角派遣弟子分赴各地，以传教的方式暗中联系往来，秘密组织农民，发展起义军，约定在甲子年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计划被泄露，张角只好提前一个月仓促起义，自命不凡称为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起义军头戴黄巾作为标志，被称作黄巾军。为平息叛乱，各地只能拥兵自重。黄巾军迅速占领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区的大片土地，对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朝廷调集各地精锐部队，对黄巾军进行残酷的镇压。此次缺乏战斗经验的起义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各地豪强趁机割据一方，军阀混战的局面已不可挽回。这场起义不仅是农民阶级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更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爆发，反映出封建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各种弊端。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地方豪强兼并土地，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肆意践踏法律和制度，加重赋税徭役，使得农民的生活陷入绝境。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东汉政府腐朽的统治，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就应该保障百姓的基本权益，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和谐。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黄巾起义是人民对于苦难命运的抗争，使封建王朝从兴盛繁荣变得衰落，继而被灭亡和更替。
中平二年三月，北宫伯玉率领羌胡进犯三辅。汉灵帝派车骑将军皇甫嵩率军讨伐，皇甫嵩拜请武将随行，召陶谦一同出征，将叛军击败。皇甫嵩精通兵法，善于用兵，作战勇猛，在平定黄巾起义和边境叛乱之中屡建战功。皇甫嵩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后来，皇甫嵩因得罪中常侍赵忠、张让，在他们的诽谤下被贬官削爵。中平五年十月，青州、徐州黄巾军复起，攻打郡县。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平定黄巾军。
初平元年正月，关东诸侯拥立袁绍为盟主，矛头直指在洛阳的董卓。当时大兴义兵，但是割据在徐州的陶谦并未加入关东诸侯讨伐董卓的行动之中。
在陶谦割据徐州的时候，曹嵩在琅邪躲避战乱，曹操命令泰山太守应劭迎接曹嵩到兖州。陶谦素来怨恨曹操攻打徐州，派遣骑兵掩杀曹嵩。陶谦的部将驻守阴平县，其士兵贪图曹嵩的财产，于是袭击曹嵩，并且杀死曹嵩的小儿子曹德。
无论是陶谦亲自下令击杀曹嵩，或者是陶谦部下擅作主张，曹操都把这笔烂账算在陶谦身上。况且，徐州本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盘踞在青州、兖州的曹操的军队，和徐州陶谦的势力相距很近，对于彼此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徐州是南北经济交流的中心，连接着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是商品运输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徐州，就可以对过往商队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徐州地区在东汉末年虽然受到战乱影响，但是相比其他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仍然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徐州有较为发达的农业，土地肥沃，商业也有一定的规模。为了能够占领徐州，获取当地财富充实经济实力，为军队和政权提供经济支技，所以曹操以替父报仇为由，多次兴兵攻打徐州讨伐陶谦。之前曹操的势力还不够强大，陶谦曾经主动进攻曹操，在攻打曹操失败之后，陶谦并不放弃打垮曹操，又联合当时一个擅自称帝的阙宣，之后还把阙宣杀了。陶谦支持阙宣，在乱世中取利，徐州有大量黄巾军余党。陶谦作为徐州牧，实际上军事实力也不是很强，陶谦和一个自称天子的人联盟，势力范围开始对外扩张，对于朝廷这是大逆不道的举动，而曹操是忠心于汉室的，所以与陶谦的矛盾和积怨由来已久。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有很多军阀想要接替东汉朝廷，自称帝王天子。曹操说过，如果没有他，天下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曹操要攻打反叛汉室的叛贼，攻打徐州替父报仇应该不是主因。
当初公孙瓒龟缩在幽州城中闭门发展，袁术率兵南下图谋陶谦的徐州，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地，陶谦被迫和曹操联盟。从道理上讲陶谦不会做出杀死盟友父亲和弟弟的事情。如果陶谦这样对待盟友，相信后来刘备也不会选择和陶谦合作。关东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就是袁绍袁术两兄弟，这两人如果联合起来可以扫平关东，但是两人慢慢开始敌对了，于是分别找寻盟友，袁术的盟友是公孙瓒，后来又拉拢了陶谦。而袁绍的盟友是刘表，袁绍又与曹操是朋友关系，共同对抗袁术。陶谦部下张闿原是黄巾军余党，被陶谦俘虏做了部下。曹嵩经过陶谦的领地时，陶谦派张闿沿途护送。张闿本来土匪出身，看到曹嵩车队之中，装满金银财宝，起了贪念，存了杀人夺宝之心。等到车队走进山林之中，就率领军士围住曹崇车队向其敲诈财富，曹嵩不愿破财消灾，双方就打了起来，最终曹嵩一行人全部惨遭杀害。从此曹操和陶谦之间就有了嫌隙，曹操为了报杀父之仇，带领军队攻入徐州城，实行屠城，曹操的军队所经过的地方都放纵士兵肆意掠夺。不久，张邈与陈宫反叛曹操，迎接吕布。曹操无法继续攻打徐州，只能屯兵濮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