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汇城火车站的那天，身上只有300块。我拿着在老家打印店打印的刘树生照片，往墙上粘，被叫做城管的人狠狠教育了一顿，交了罚金，再不敢随意乱贴。

　　在16个人一间屋的宿舍呆了3天后，只剩28块。靠着同住外乡人的介绍，进了一家给日本代工的鱼厂。鱼从日本运来，在这里代工切割、装运、包装，最后再运回日本。

　　我被分配到车间，从最简单的装鱼开始，日薪40元，包吃住，吃的是白菜、加工鱼剩下来的边角料和米饭。

　　我是下午报到的，晚上没干活，领了衣服、装备，听了些简单的培训。第二天再去上工。

　　早上6点进工厂，5:30大家就都起床了，洗脸刷牙，去食堂喝了一碗玉米粥，一个馒头配白菜做的咸菜，就进了车间。

　　我第一次来，穿衣服的地方没有凳子，大家都站着，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房顶伸下的铁棍子和钩子上。新人每人发了一双非常厚的袜子，我脚大，穿上袜子就穿不了鞋。领我进去的人说，厚袜子必须穿。穿上那个像地毯一样厚的袜子，靠着墙，把脚硬赛进像雨鞋一样的靴子里。我实在好奇，他们说，“你照着做就行，别问。”

　　衣服、裤子全部套上白色的像生化服一样的外套，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头上戴网兜，然后是戴上口罩，最后套上面具。我看着镜子，像我爸冬天去矿上干活怕冷套的那种头套，除了眼睛和鼻子都遮了起来。他是黑的，我是白的。

　　跟着人去领了线织手套，往楼下走。在长长的队伍里，我们并成一条线。有人站在两边拿个小滚筒一样的东西，在路过的身上滚来滚去。然后3个人一组被推进一个全是不锈钢材质的长窄形铁柜子里。门一关，风从四面吹过来，几秒后前面的门打开，进入又一道门。

　　我惶恐的看着这一切，陌生的现代化设备，紧紧跟着前面的人，一个动作不敢漏掉，生怕因为泄露了无知而被这个世界抛弃。

　　最后一道是登记，我喊了自己的名字，手腕上被挂上一个塑料圈套着的工牌编号，领到了新的工具，袖套。有个带着面罩的人在我的帽子上写了名字。举手示意我，进车间了。

　　第一印象，安静。

　　除了机器和人们干活儿的声音，几乎没人说话。我被拎着去到一个装袋子的地方站着，交接的双方用手比划完，就各自干活。我被拉过去，看着一双眼睛，像是个女孩子，她指了指手里，让我盯着看。在一阵快速的鱼肉摆放之后，听到了这个车间里的第一句话，“把看懂了吗？你来吧！”

　　车间是不允许说话的，说话耽误进度。

　　第二印象，冰冷。

　　上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为什么要穿那双地毯一样厚的袜子了。为了让鱼全程都冻着，这里开着空调，温度调得非常低，我衣服穿得少冻得打颤。

　　第三印象，重复。

　　一整天，我就在无数个五块冻鱼碎片里面挣扎，头一块，身子三块，尾巴一块，努力摆成一个一条鱼原本的样子后，放进包装袋。后来的无数个白天，我都站在同样的地方，远离阳光躲入地下，在白炽灯、低温空调和消毒水的气味里做同样的动作。越来越快，偶尔腰弯得累了，抬头看去，在长长的流水线上，一个一个白色的影子如同钢铁扎在那里。

　　流水线左右两边的影子们比赛着谁的手更快，谁的框最多。在终点胜利的人能获得100块的奖励。为了100块，每一天都在挑战前人和自己的极限。

　　这里距离市区很远，在鱼厂工作的第二个礼拜天，跟着厂里的人走了一个小时的路去市场买腰带。我瘦了，瘦得裤子都挂不住。从市场回来，就进了机房，交10块钱能在里面待一天。我的电脑课只在中学上过2年，初三就没上了。那时候家里穷，村里也没有网吧那样的新鲜物，周边很多人去网吧打游戏，我站在外面看过一眼。在那个鱼厂的机房呆了半小时，重现捡回了远离我20年的技能。

　　第一件事是搜索我的名字，刘晓军失踪；寻人启事刘晓军；同名的人很多，失踪的也有，可惜没有我。于是我搜索孟家庄、刘树生，还是没有。我拖着鼠标开始滑，电脑的右侧弹出一个新闻图片，20年前很受欢迎的一个歌手组合。

　　我点过去，翻出了他们的第一首歌，开始放。

　　耳机里响起那首没有变的旋律，好像一瞬间回到了20年前的周末的教室，我还是15岁，班里有人借着英语老师放听力的录音机偷偷放了一盘新找来的磁带。什么都变了，歌没有变，他们跟我一样停在20年前的那个夏天，无法往前，无法离开。我是一盘已经过期的磁带。

　　在安静的流水线上，我唯一期待的时刻是中午吃完饭回来，放歌的2小时。车间的班长会提前收好工人交上去的MP3，然后随意挑选来放。我总是积极交上去，但我的歌很少被放，因为大家不喜欢，会抗议。毕竟都是很老的歌了。

　　我每周都去市里、区里、甚至街道找刘树生，拿着照片和传单去街头逢人就问，甚至在网上发过贴子，放了他的照片寻人，都杳无音信。

　　在这里呆了2年半，期间断断续续离开又回来，积累下了房租和老寒腿，身上腌入鱼腥味，坐公交的时候，旁边的人会躲开，有时候厂里的人一起出门，会被议论着“那群搞鱼的来了。”

　　从装鱼、到搬鱼、挑刺，最后我做到了车间里最受尊敬的切鱼师，车间有两条切鱼线，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案子，每天比拼谁今天的鱼切得多。

　　在蝉联了几次冠军后，我因为挑断了自己的手筋，离开了鱼案。

　　那天，我在医院排队做完手术到了后半夜。市区的医院到处是人，没床位给我。于是我举着输液瓶，大半夜在街上溜达。

　　快输完的时候，回去找大夫拔针头。在医院的大厅，我看见了浑身是血，切断一条腿，胸口还插着一整根钢筋的刘树生。

　　他没有睁开眼看见快38岁的我，但我认出了他，黑脸的，严肃的，死板的，满布皱纹的，读书读傻了的刘树生。我的父亲。

　　差一点，只差一点，他在渡海市，就在省会汇城的旁边，公交半个小时，而我跑遍了汇城的所有街道，却一次都没跨过界。因为钢筋穿透器官，渡海医院处理不了，工地把他送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