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蝉鸣不断，脱下围裙，我换上了那件已经过时的红色棉服，走进卧室，“妈妈，起床了。”

　　妈妈眼睛未睁开，嘴巴微微动，“唔”，像是应了我一声，我又唤了两声。卧室的风扇摇头观望，我感觉棉服下我的脊背有汗水在流淌，就像雨珠沿着玻璃窗滑下那样顺畅。

　　妈妈茫然地睁开眼睛，眼睛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又慢慢将目光转移到窗外，终于转头看见了我，她开口，“你是谁？怎么在我家？”

　　“我是艾兰，妈妈，我是你女儿”，我站在这里向她做着自我介绍，像昨天一样，像前天一样，“妈妈你看，”我扯扯身上的棉服，“这不是你过年时给我买的新衣服吗。”

　　她的眼随我的手望去，看见了绣在口袋处的我的名字，绿色的，“艾兰”，随即表情缓和起来，她对自己的手工作品还是有印象的，虽然她现在已经记不清多少事了。

　　医生说妈妈这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也有医生说这是老年抑郁症，无论什么，她都不会是年轻时那个妈妈了。

　　我服侍她穿好衣服，出来吃早饭，她看看我说“艾兰，这衣服你穿小了，留给蓉蓉吧。”蓉蓉是我二哥的女儿，我的侄女。我顺势答应了，把衣服脱下，挂在玄关衣架上，我知道的，明天还用得着。

　　我和妈妈租住在这个老旧小区的一楼，两室，客厅就是饭厅，面积小，幽暗，卧室还算宽敞，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近。我以前住在公司内部四人一间的廉租房里，现在要和妈妈一起住，就搬了出来。

　　妈妈来这里半年多了，没有人来看过她和我，我们就像一座小小的陆离岛，和他们越来越远，他们，我的父亲和两个哥哥。

　　妈妈病了，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始终这么认为。

　　妈妈以前和父亲住在一起，那个不到八十平的单位分配的公房，同一个小区里，还住着我二哥一家三口。

　　半年前，冬天深夜，警察把妈妈送到我公司门口，我裹了这件棉服下来接了她。她一看到我，激动起来，反反复复说着，家里有人下毒要害死她。我和办案的民警反复宽慰她很久，她都固执地重复自己的话，还说要回去，不要在这里，会害死我。警察无奈地说：“你母亲我们很熟悉了，她应该是病了，你要不带她去医院治疗治疗。”我点头答应，带着妈妈在宿舍挤了一晚，妈妈在舍友们诧异的眼光中认真重复有人投毒害她的话，舍友们半信半疑地看我，我只能一个劲劝慰妈妈别说了，早点睡，天快亮了，她才慢慢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起，我不停地为晚上打扰了舍友而向他们道歉，舍友冷着脸说没事没事。我想着正好赶上休息，先出去给妈妈找个酒店安置几天，妈妈也醒了，却不记得怎么来我这的了。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报警很多次，辖区民警早已对她很熟悉，也清晰地看着她精神一步一步崩溃，变成如今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