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精气神。

　　到处寻找马克思的著作和与其有关的书，这一大胆行径也引起了当局者的关注。

　　他们派了警察，还大张旗鼓地用了搜查令，在塔诺家里里外外搜了三天。

　　我帮他将那些书本资料隐藏起来，他也一口否认自己最近的奇怪行为。

　　那些警察只好无功而返。

　　这次搜查后，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已然无暇顾及我们了。

　　于是，塔诺做出来一个大胆的决定。

　　去中国投奔他的父亲。

　　他仍是那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但马克思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颇为深刻。

　　当塔诺看完《资本论》后，他对资产阶级产生了极大恶意，也时常会夸赞劳工的无私与伟大，他渐渐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他十分向往建立社会主义的俄国，不，是苏联。他告诉我，“见不到马克思，那我总得去见见列宁吧。”

　　可当他到达中国的时候，才得知列宁已经逝世了，如今苏联是斯大林在职。

　　他接连遗憾了几个月，做什么事都唉声叹气。他的父亲维尔曼先生十分担心苦闷的儿子，于是，在一个闲散的下午，维尔曼先生将塔诺约去附近的茶馆交谈。

　　我当时也有幸听了这对父子的谈话。

　　维尔曼先生并不是一个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德国人。

　　他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笑问：“最近发生了糟糕的事情吗？”在中国十多年的生活，维尔曼先生的中文非常流利，即使会存在一些小小的语法错误，但仍令人惊讶。

　　对于父亲维尔曼，塔诺是敬佩万分的。

　　维尔曼在塔诺母亲去世后，带着六岁的塔诺毅然来到了中国，靠着祖上积攒的资产做起了生意，如今已有十二年了。

　　在塔诺十三岁时，因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维尔曼先生将他送回德国，交由其祖父扶养。塔诺十五岁，其祖父逝世，塔诺在父亲信中的殷切期望和教诲下长大。

　　所以塔诺十分依赖自己的父亲。

　　塔诺将自己的苦闷与遗憾倾诉给了父亲，希望能得到父亲的安慰。

　　维尔曼先生拍了拍儿子的后背，语重心长地说：“塔诺，即使他们都逝世了，可他们的思想永存。我也读过他们的些许著作，有了一些启发。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头人李大钊先生所作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一定价值，苏联的斯大林也是一个伟大的人。你需要多去了解，而不是像以前在德国一样蒙住双眼堵住耳朵，不主动去了解，结果什么也不知道。”

　　塔诺瞬间又充满了力量与热情。

　　他红着脸，高兴地吟诵着：“马克思主义主义万岁!”

　　那次谈话后，他开始又搜集着关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他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

　　听到中国也成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他甚至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跳了支交际舞。

　　他想去见见这些党员朋友们。

　　可残酷的战争让他寸步难行。

　　日本士兵毫无人性，肆意杀害，奸淫着中国人。

　　1937年12月13日，对每一个南京人来说都是灾难。

　　塔诺亲眼目睹了日本的暴虐行为，他的泪水都快要流干了。

　　他战战兢兢地庇护着，孩子，老人，妇女……

　　早在11月，他的父亲维尔曼先生应德国大使馆要求搬离了南京的工厂，去了内地。

　　塔诺想要前往上海，遂与父亲分道扬镳。

　　由于启程过晚，塔诺碰上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他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庇护南京所有人，但他能力有限，仅仅庇护了152人。

　　我陪在他身边，帮他照顾病弱的妇女，老人，儿童。

　　塔诺在深夜里，无数次请求我帮助他，也帮助所有面临战乱的可怜人。

　　可我无能为力。

　　过长时间的尘世生活，使我失去了信使的神力，只能做一普通人。

　　我懊悔无及，可依旧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