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等雅静想好要去啥地方旅游，董事长的电话就来了。电话一通，那头便炸开一声怒吼，像雷劈进耳膜：“你小子长本事了是吧？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当我这儿是旅店？记住！没我点头，你想走？门都没有！在外头逍遥够了，就给我滚回来！”。

　　声音粗粝、暴烈，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我握着手机，站在窗边，指节微微发白。那语气，像极了多年前工地上那台老旧对讲机里传来的嘶吼——熟悉，却已陌生。

　　可我明白他为何如此。

　　我刚进公司那年，老板开的是一辆掉漆的捷达，四个轮子总在颠簸中呻吟。全公司加起来不过十来号人，挤在一间连空调都装不起的办公室里。我们接的活，全是大公司挑剩的边角料——劳务分包、临时用工、跑腿打杂，合同薄得像张纸，却是我们全部的指望。

　　那时我们都刚毕业，稚气未脱，连地图都看不太懂。我曾无数次在绿皮火车上被电话惊醒，是老板打来的：“到了吗？报个平安。”，声音沉稳，却藏不住焦灼。他不是查岗，是真怕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在茫茫铁道线上走丢了，回不了头。

　　那时候，没有导航，没有微信定位，手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一张皱巴巴的纸质地图，就是我们全部的世界。你若在车上睡过去，一睁眼，可能已在某个连站牌都模糊的小镇，四顾茫然。有些老农一辈子没出过村，而我们，却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就踏上了漂泊的路。

　　可即便如此，一年能接到一两个项目，已是天大的喜事。老板视若珍宝，人手不够时，他亲自上阵，扛水泥、挖地沟、搭脚手架，样样都干。我们和民工一起吃盒饭，一起睡工棚，但不同的是——他们只管出力，我们却还得动脑、算账、跑审批，连夜里做梦，都在核对图纸。

　　有好多同事都熬不住，走了。走的时候，老板没拦，只递了包烟，说：“路是自己的，走好。”。

　　可他和我们，却始终同吃同住。收工后，大家围在水泥管上啃馒头，他端着泡面凑过来，讲黄段子，笑得前仰后合。半夜烟抽完了，他便蹑手蹑脚地挨个床头翻烟盒，打牌输了就赖账，还振振有词：“我赢了钱得请你们喝酒，输了为啥就得认栽？”。

　　那些年，我们不是上下级，是兄弟。

　　几年过去，公司慢慢做大。有了自己的承包资质，招来了名校毕业生，高薪请来了职业经理人，最后改制为股份公司。老板也脱下了沾满泥灰的工装，换上定制西装，成了“董事长”。

　　而我们这些最早跟着他吃土啃硬的老伙计，却像被时代遗落的旧工具，渐渐锈在角落。没学历、没专长，除了忠心，一无所有。

　　可董事长却多次在会议上拍桌子：“谁敢动跟我一起吃过苦的兄弟，我跟他没完！”，这话像根钉子，把我们钉在了公司，也钉在了过去。

　　如今，当初的“兄弟”里，只剩我还握着一点实权。其他人，或明或暗，早已被架空，成了吃闲饭的符号。可即便如此，我仍是高层拉拢的对象——只因我与董事长之间，有那段共患难的过往。

　　权力场如狼群分食，谁都知道，拉拢我，就等于靠近了董事长的心。

　　但我清楚得很：我谁也不靠，谁也不信。拉帮结派，终是死路。我信的，是董事长还没瞎，也没蠢。若他连这点人心都看不透，凭他那幼儿班刚毕业的学历，公司早塌了。

　　可我也明白，若真到了利益滔天的关口，他或许也会“挥泪斩马谡”。而我，自比马谡，已是高攀。

　　所以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

　　早已萌生去意。

　　可走，又能去哪？转眼已经三十好几岁的我，像一块被风干的木头，既难劈开，也难重塑。重新开始？谈何容易。留下，却日日被权力的暗流冲刷，被回忆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

　　我站在窗前，望着远处工地的塔吊在暮色中缓缓转动，像一只疲惫的机械巨兽。雅静还在等我决定去向。

　　可我知道，真正困住我的，从来不是公司，不是职位，也不是董事长的电话。

　　是那些年一起啃过的馒头，是深夜翻烟盒的手，是绿皮车里报平安的短信，是曾经真心换真心的岁月——它们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绳，缠住我的脚踝，让我在自由的边缘，迟迟迈不出那一步。

　　走，还是留？

　　电话早已挂断，可那声“滚回来”，还在耳边回响。

　　而我，仍在原地，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