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隧道，一年又一年；香烟、白酒，一天又一天。是职业，还是宿命？是生存，还是苟延？寒冬将至，花仍会开——可那花，是为谁而绽？青春已逝，却难回首，像被埋进隧道尽头的光，再也照不进心房。

　　如果这算一首诗，我想叫它——《苦逼的人》。，可人生，比诗更苦。

　　我常在深夜问自己：我们这些人，把最滚烫的青春，最鲜活的年岁，都埋进了大山深处，换来的，到底是什么？是图纸上冰冷的坐标？是领导口中“安全质量”四个字？还是那一张张被风沙磨糙的脸，和一双双握着扳手、却再没牵过姑娘手的掌心？

　　理想，那是什么？是刚入职时写在简历上的“愿为祖国基建献青春”，还是如今在酒桌上吐出的“活着，就不错了”，悲哀吗，或许内心深处有那么一丁点儿！可更悲哀的是——我们早已麻木了。

　　我们这群人，常年困在隧道与山梁之间。没有水，常常要靠运水车；没有电，夜里靠柴油发电机轰鸣；没有网，手机信号要爬到山顶才有一格。更没有女人。于是，这群被世界遗忘的男人，也渐渐学会了用最粗粝的方式活着：抽烟、喝酒、打牌、吹牛、PC……不是我们本性如此，而是孤独太长，总得找点事填满。对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说，不是谁最能干，而是谁最会“熬”——没有最会玩的，只有更会熬的。

　　直到她来了。

　　萱萱被分到我们工地，名义上是资料员，可她来的那天，整个项目部的空气都变了。男人们开始整理床铺，收起裤衩背心，连洗澡都讲究起来。谁还敢光着膀子在走廊晃？谁还敢穿着内裤满屋子蹿？不是怕领导，是怕在她眼里，自己像个野人。

　　我是工地负责人，管进度、抓质量、保安全，还要操心上百号人的吃喝拉撒。每天忙得像陀螺，下班回屋，累得连脱鞋的力气都没有。可每当我瘫在椅子上，萱萱总会端来一杯热茶，不声不响地放在桌上，有时是绿茶，有时是枸杞泡的水。我抬头看她，她就笑一下，转身离开。那一刻，我总觉得，这荒山野岭里，竟也有了点“家”的味道。

　　我开始觉得，这小女娃真不错，懂事，有眼力见儿。偶尔不忙，我会带她去“打牙祭”——开车跑几十公里，找一家小馆子，点几个小炒，她不太爱说话，只安静地吃，偶尔说几句工地上的事，或问问我以前的经历。我竟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像习惯了隧道口那盏夜灯，不起眼，却照亮了归途。

　　日子一天天过，项目也快收尾了，那天，她又约我去“吃大餐”。我没推辞，发动车子，一路颠簸驶向山外。

　　饭桌上，灯光昏黄，菜已过半。

　　她突然抬头，目光直直地盯着我：“小川哥，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呢？”。

　　我一愣，筷子停在半空：“啊？……哦，那个啥，找不到呗。”。

　　“不可能吧！”，她皱眉，“你长得这么帅，怎么可能找不到？”。

　　我苦笑：“帅？我这张脸，风吹日晒，黑得跟煤球似的，连镜子都嫌弃我。”。工地上是有人夸我“帅”，可那不过是男人之间的调侃，是荒原上对“正常生活”的最后一点幻想。

　　她却认真起来：“小川哥，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个工地吗？”。

　　我夹了口菜，随口道：“女孩子上工地确实辛苦，要不我回头跟领导说说，给你调回去？”。

　　“不不不！”，她急忙摆手，“我不是抱怨，我是……我是自愿来的。”。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下来，却像雷砸进我耳朵里：“因为可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手一抖，茶杯差点打翻。

　　“喜欢的人？咱们工地可都是一群老男人，歪瓜裂枣，烟酒不离手……”。

　　“小川哥，”，她打断我，眼神亮得惊人，“我喜欢你！”。

　　空气瞬间凝固，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心跳像被按了暂停，又猛地狂跳起来。

　　“那个……吃完了咱们早点回去吧。”，我低头扒饭，不敢看她。

　　“小川哥，听我说完好吗？”，她声音微微发颤，却坚定，“我是主动申请来这儿的。在公司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了……你总是忙，大大咧咧的，从不注意身边的人。可我……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一直不敢说，我不想等十年后回头看，后悔当初没争取，所以……我来了。”。

　　我怔住了。

　　原来，她不是偶然路过我生命的过客，而是跋山涉水，只为走向我的人。

　　可我呢？我连她什么时候动的心，都没察觉。我总以为自己在扛着整个工地，却没想过，有人也在默默扛着对我的喜欢。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只挤出一句：“咳咳……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她没再说话，低头吃饭，可我看见，她的眼角微微泛红。

　　车开回工地的路上，山风从车窗灌进来，凉得刺骨。我握着方向盘，手心却全是汗。后视镜里，她静静看着窗外，像一株开在隧道口的野花，倔强，却孤独。

　　我忽然明白——有些爱，不是来得太晚，而是我从未准备好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