萱萱生得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个子小小的，像春日里初绽的嫩芽，鹅蛋脸衬着清澈的眼眸，远远望见，便觉一股子乖巧与灵动扑面而来。她走路时总微微低着头，马尾辫轻轻晃荡，仿佛连风都舍不得惊扰她的安静。老远一看，就让人心里软成一片，忍不住想护着她、疼着她。

　　可我终究不能动这份心思。

　　不是我故作清高，也不是我铁石心肠，更非自恃有什么骄傲的资本。只是在我眼里，她始终是个妹妹——那个几年前刚入职时，怯生生站在门口、连说话都带颤的小姑娘。如今她长大了，眉眼间多了几分娇艳，可在我心里，那份“小乖小乖”的印象却从未褪色。

　　年龄的沟壑横在那儿，像一道看不见却迈不过去的坎。我虽常自嘲“老男人”，可实打实才三十出头，正值壮年，谈不上非得“来者不拒”。感情这事，我向来自持底线：若要牵手共度余生，必得是心动之人，而非将就之选。将就，是对彼此最大的辜负。

　　雅静是随着专家组抵达工地的，项目临近收尾，公司派来一队“钦差大臣”，对各项工程逐一评审。评定结果直接挂钩我们的绩效奖金，差一个等级，工资条就能让你肉疼好几个月。

　　说实话，我对“专家”这两个字，向来带着几分讥诮。不是偏见，是见得多了——那些西装笔挺、口若悬河的“权威”，到了工地，往往只会翻台账、挑字眼，动辄引经据典，实则脱离现场十万八千里。我们顶烈日、冒风雨抢出来的工程，在他们嘴里，三言两语就能判个“不合格”。可偏偏，还得笑脸相迎，茶水伺候，生怕哪句话没接对，笔尖一勾，扣得你欲哭无泪。

　　想起一个老段子：一头公牛见母牛惊慌失措地从山上狂奔而下，好奇问其缘由。母牛喘着气说：“专家来吹牛B了！”，公牛不信，昂首上山一探究竟。不多时，却见它也撒蹄狂奔而下。母牛惊问：“你不是不信吗？怎么也逃？”，公牛边跑边吼：“这专家不但会吹牛B，还会扯蛋！”。

　　话虽刻薄，却道出了几分真实。

　　但雅静不一样。

　　她并非什么专家组成员，只是陪同财务科的同事，来工地负责核对项目账目。而我作为现场负责人，自然成了她们最“忠实”的陪审员——从早到晚，账本翻得哗哗响，数字在纸上跳动，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起初我还有些不耐，觉得这小姑娘细胳膊细腿，怕是连计算器都按不利索。可没几天，她那股子认真劲儿就让我刮目相看：一笔笔核对，一页页比对凭证，连一张报销单上的涂改痕迹都不放过。她不说话时，眉心微蹙，眼神专注得像在解一道高数题。

　　只是她身子太单薄了，工地风沙大，昼夜温差悬殊，她刚来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我问她要不要去诊所看看，她摆摆手，声音轻得像风：“没事，扛一扛就过去了。”，我点点头，没再坚持——那时我还不懂，有些“没事”，其实是强撑。

　　可就在一个午后，她正低头核对着一张发票，忽然身子一软，笔掉落，人也跟着滑倒在地。

　　我心头一紧，冲过去蹲下，手刚触到她额头，烫得我猛地缩回。那温度，像烧红的铁片贴在皮肤上，灼人至极。我顾不得许多，一把将她抱起，往山腰那间简陋的诊所奔去。

　　山路崎岖，碎石硌脚，她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压得我喘不过气。风在耳畔呼啸，心跳如鼓，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那年月，乡下诊所大多是赤脚医生撑着门面，医师资格证是稀罕物。感冒了，通常一毛钱两包头痛粉，再加几瓶藿香正气水打发；消炎靠青霉素，有些连皮试都省了。遇上经验老道的，算你命好；若碰上个半路出家的，针头一扎，说不定就把命搭进去了。

　　可那一刻，我脑子里什么也顾不上了。只记得她苍白的脸贴在我肩头，呼吸微弱，像随时会熄灭的烛火。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默念：撑住，再撑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