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海风依旧咸涩，像极了我此刻的心情，旅行也画上了句点，原本就在厦门出差的我还得去上班。

　　可我的心，却迟迟无法归位。行李箱的滚轮轻轻碾过航站楼的地面，仿佛碾在我心上。我轻声说：“以后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要好好的，保重自己。”。

　　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坠入深潭，却在我胸腔里激起千层波澜。心中的痛，如同哽在咽喉的血，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努力扯出一个平静的微笑，不想让妙音看见我的脆弱。我不敢看她最后一眼——只要一眼，只要看见她那双含着泪光、楚楚可怜的眼睛，我的脚步就会被钉死在有她的土地上。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点决绝，也是我对自己最狠的成全。

　　“求求你，别离开我好吗？”

　　这句话，她说了两次。一次是三年前，一次是现在。每一次，都发生在我下定决心转身的时刻。我始终不明白，自己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妙音这样一个独立果敢、雷厉风行的女性，一次次放下骄傲，低声挽留。她曾是职场上雷打不动的女强人，可在我的面前，却总像一株在风雨中摇曳的芦苇。而我，却一次次用冷漠与犹豫，割伤这株为我而弯的草。

　　那一刻，我败了。我拨通公司电话，请了假，转身牵起她的手：“我们回去吧。”。

　　可问题依旧悬而未决。那些藏在她眼底的秘密，那些她始终不愿说出口的真相，像一道无形的墙，横亘在我们之间。我知道，她不会告诉我，或许永远都不会。我问过自己：爱一个人，是否必须拥有全部的答案？还是说，爱本身，就是愿意在未知中选择留下？

　　自那以后，妙音对我愈发小心翼翼。她不再强势，不再主导，连说话都放轻了语气，仿佛怕惊扰了我一丝情绪。可越是这样，我心中那股疏离感却越浓。我开始害怕——不是怕她离开，而是怕自己终究辜负了这份卑微的温柔。

　　她又一次提起结婚。我摇头，拒绝。不是不爱，而是太怕。我怕哪天夜晚来临，她又像她生日的那天晚上那样，悄无声息地消失，连一句告别都没有。我再也承受不起。

　　她看穿了我的恐惧，轻轻握住我的手：“我再也不会玩失踪了，我愿意等你，三年、五年，哪怕十年，我都等。”

　　我提议退掉那间出租屋，那间承载了太多争吵与沉默的旧居。她却坚决反对，眼神执拗得像孩子护着心爱的玩具。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屋子，是她心中最后一处我们共同的锚点。

　　一年过去，她守约未离。

　　两年过去，她依旧在我身边，沉默却坚定。

　　第三年冬天，我偶然看见她低头整理头发，镜中映出的头顶，头发竟白了一圈，像雪落在黑土边缘，刺目而心碎。

　　我想问问为什么，于是说要为她洗头。她先是拒绝，眼神闪躲，像是害怕被我看穿什么。我软磨硬泡，她终于妥协。当我的指尖穿过她的发丝，触到那一缕缕苍白，心口沉重的犹如锤击。

　　“这……是怎么回事？”。我声音发颤。

　　她轻笑一声，语气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上年龄了白头很正常，有什么稀奇。”。

　　那一瞬，我抱着她，泪如雨下。

　　原来，不是她对不起我，是我对不起她。我总以为她是那个伤害者，是她先欺骗、先逃离，可我忘了，她也在等，在熬，在用沉默的白发，一点一点赎回我的信任。我用怨恨当盔甲，却忘了她才是那个一直赤手空拳、默默承受的人。

　　“妙音，”我哽咽着说，“我们结婚吧。”

　　她没说话，只是缓缓点头，泪水从眼角滑落，滴进水盆，漾开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

　　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在城东买了一套九十平的单元房。搬家那天，阳光很好。她站在空荡的客厅中央，环顾四周，轻声说：“这里，才是我们生活的起点。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母亲依旧反对。她说妙音年纪大了不好生养，说我们不合适……。我只是默默的听着母亲唠叨，没争辩。第二天，我悄悄打开抽屉，取走户口本，牵着妙音的手，走进民政局。

　　红本本拿到手的那一刻，阳光正斜照在她的白发上，泛着柔和的光。我三十二，她四十。年龄、偏见、过往的伤痕，都在那张结婚证上，被时间轻轻抚平。

　　我知道，未来未必平坦，但至少，这一次，我们不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