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它涮肉，米汤的温润能锁住肉质的水分，入口软嫩不柴，暖心又养胃。

　　而我们所用的锅在前面就说过，商周的青铜光芒里，藏着火锅最早的雏形——鼎。

　　这种上下分层的器具，上层承放鲜切的牛羊肉，下层托盘燃着通红的炭火，烟火气顺着鼎的纹路缓缓升腾。

　　《韩诗外传》中“击钟列鼎”的记载，勾勒出古人祭祀或庆典时的宴饮盛景：众人围鼎而坐，看肉块在鼎中慢慢煮熟，再分而食之，原始的热食仪式感在此刻成型。此时的鼎，既是炊具也是礼器，将食物与等级、信仰牢牢绑定。

　　时光流转至汉代，火锅已从礼器走向日常，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三足火锅便是最好的见证。

　　这尊火锅造型精巧，三足鼎立的设计稳如磐石，上端肚大口小的容器便于加盖保热，下端的炭盘与容器互不连通，避免炭火炙烤食材过焦。

　　最动人的是它的“烟火痕迹”：炭盘里残留的炭灰、锅内的使用印记，甚至还有未煮尽的板栗碎，无声诉说着它曾被频繁使用的过往。

　　参与发掘的研究员张仲立据此推断，墓主人或许生前极爱这口热食，而这尊火锅，也成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实用型火锅，直观展现了西汉皇室贵胄奢华的宴饮排场。

　　与火锅相伴而生的，还有彰显饮食风雅的“染炉”。

　　这是西汉人吃火锅的专用蘸料器皿，小巧的炭炉温热着杯中酱料，将从火锅中捞出的肉食蘸匀入味再食用。

　　正如杨军教授所言，西汉实行分餐制，每人案前都摆着一套染炉，随吃随蘸，与现代人的火锅吃法已颇为相似。

　　《论语》中孔子“不得其酱，不食”的讲究，更印证了酱料在当时饮食中的重要地位——两千多年前，“火锅配蘸料”的经典组合，已在江西的贵族宴席上悄然流行。

　　三国时期，火锅迎来了功能性的突破，魏文帝曹丕钟爱的“五熟釜”(第812章提过)横空出世。

　　这种炊具内部被分为五格，能同时烹煮五种不同的食材，互不串味。

　　无论是鲜嫩的禽肉、醇厚的兽肉，还是时令的菜蔬，都能在一口釜中找到专属的位置，其设计与现今的鸳鸯锅、多格火锅异曲同工，堪称“鸳鸯锅鼻祖”。

　　《三国志》中“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的记载，不仅说明它是皇室青睐的器物，更见证了火锅在魏晋时期的普及与发展。

　　到了南北朝，铜鼎成为主流火锅器具，其形制与现代常见的铜火锅已十分接近，将火锅的烟火气延续至今。

　　唐朝的寒夜里，陶制“暖锅”的烟火气最能慰藉人心。

　　彼时的火锅器皿多由陶土烧制而成，被称作“暖锅”，朴素的陶胎裹着温润的釉色，捧在手中能感受到炭火传递的暖意。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问刘十九》中写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诗里那只“红泥”所制的小火炉，正是当时暖锅的生动写照——晚雪将至，围炉而坐，锅中食材在慢火中咕嘟作响，配着新酿的米酒，把冬日的清冷都熬成了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