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一个叫做陆家湾的村子，虽然名字听起来就像是在陆家嘴隔壁，但事实可以证明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正如叫富贵的大概率一辈子都在耕田务农；叫金权的可能是个卖水果的小贩。老家的一切不像食品有保质期，不会变得更差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好。这么多年也只是家门口的桥变了，村子里修了个更宽一点可以通过汽车的水泥桥。以前的石板桥被抛弃在了一边，桥面已经因为年久失修破损不堪了，上面长了一层绿毛毛的青苔。小的时候村头靠桥近的几家在夏天都会拉着凉席铺到桥面上聊天吃西瓜乘凉。那是记忆里为数不多比较欢乐的时光。

　　2003的早春，学校临时决定停课一周。由于那时候我还小，对于非典的印象我记忆不深了，我只记得村子里在外打工的大人们都回来了。每个人的眼神对于明天都是灰色。和外界的沟通，也只得依赖于黑白电视里每天的抗疫报道。国家正在动员一切人员将社会秩序拉回正规，不过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但我的同学们都高兴坏了，可以不用早读晚读也不用担心让人战栗的赵老师了。可我一点点也高兴不起来，非典不仅仅隔离了我和学校的距离。我的父亲也因为非典只能呆在老家了，不能再到上海的工地上打工了。

　　呆在家里意味着没有秦秣陵陪我聊天了，想到这里我就很难过。我们在一起会经常聊灌篮高手和圣斗士星矢。我喜欢流川枫而他喜欢樱木花道；我喜欢紫龙而他喜欢星矢。我们也经常提到做我们前桌的那个叫孙鸣的讨厌女生。一脸青春痘的她每天总会趁讲课的老师不注意偷偷的从文具盒里拿着可折叠的小圆镜照到天荒地老。我两归结这叫：丑人多作怪！

　　我两也会经常讨论张驰，她的碎短发齐到耳朵在早春的暖阳里迎风吹着，那样的迷人。当她的眼睛不经意间瞥向我时，我下意识的转过身，不让她发现我在偷偷注视她。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个学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维纳斯综合症”

　　但我跟我的爸爸很少说话，他总是会皱着眉头看着我的成绩单和我说：“为什么又是考了第二名，你明明可以考第一的”这种话常常让我紧张的浑身冒汗，我对他的印象仅仅是苛刻。今年开学初的时候我兴冲冲的跑过去找他拿开学的学杂费和书本费。他当时就在西房的桌子前坐着。我不知道形容这件家具叫桌子是否贴切，他有着很多功能，下面的两个柜子是放过季穿不到的鞋子，中间的三个抽屉放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我经常会趴在这张桌子前写作业。爸爸看着我进来，打开中间的抽屉数着一张张的钞票。当时的书本费和学杂费加起来应该是323快钱，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他数钱没有插话。“要不读完小学就不读了吧”我看着他的脸，没有表情。他的眼睛里也没有透露给我任何靠谱的信息。“你在开玩笑呢吧”我试图缓解这种尴尬，甚至是窘迫。我从未想过以后不读书我能干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学校里比较公认的好学生。

　　“你读书考出来到了大城市和打工也是一样的。咱家的这个家庭条件也供不起你上大学”我站在那里不说话。我记得最后我是抢过钱奔走的。我不想见到我这个叫金权的爸爸，他没有金也没有权。多年以后我再想想，他应该只是和我开了一个玩笑。毕竟非典他失业那会，对于未来他很焦虑。

　　非典在家的那个星期是很难熬的，像坐牢一样。我家在村桥头的第一家，两间40平方左右的水泥瓦房。正门堂屋带两个卧房，侧面开屋是厨房粮仓还有一间小卧房。堂屋里仅有的家具是一张长条香案和一张八仙桌。香案上摆着半米左右的铜制摆钟那是我妈嫁过来时的嫁妆。两个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张桌子就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从屋子的东头走到西头差不多十五步，从西头走到东头也是十五步。我渴望着上学而不是一直呆在家里面数步子。因为毕竟那个时候我家里连个像样的家电都没有，只有一台12寸的蝙蝠牌黑白电视机和一台长城牌的电风扇。这是家里面唯二的家用电器。当秦秣陵要把碟片送给我时，我总不能抱歉的告诉他我家连DVD都没有。毕竟他家那时候已经用着熊猫的32寸的大彩电和松下的最新款的DVD。那是他爸爸用一个月的工资买的。有一次我去他家玩的时候，他爸爸正在看卓别林的摩登都市。我们两呆在旁边笑的很开心，虽然我并不能看得懂但卓别林滑稽的表演和被戏弄的窘迫但这不妨碍他不需要语言去交代故事仅仅依靠他的肢体就足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部电影我看了至少有三十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