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老刘在部队干了有二十个年头。到了二〇〇一年年底，他所在的三大队没有发生任何大小问题，上报先进大队，这事如果能批下来，就是连续三年先进大队了。由于大队成绩特别突出，去年，给老刘报请了个人三等功，今年，给大队长老郑也报请了个人三等功。按常理讲，连续三年获得先进大队的单位主官应该正常提职使用，这事要是在七十年代也许有很大可能，可现在已经是九十年代末了，不，确切地说，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也大有改变，部队用人标准也有了很大变化。老刘和老郑都是实干家，但与上面领导拉关系这方面却异常被动，甚至有些麻木不仁。对老刘来说，不是不想拉，也不是不想送，是手里没票子。再说了，就是有票子，那也送不起呀。老刘提干后，工资本来就不高，家属在老家，又是农村的，两地分居，挣那点儿死工资，每年要探次亲，妻子闫妮每年也要来部队一趟，来回路费，几经折腾，那点工资全花在铁路上了。刚提干时，自己没结婚，积钱给家里建了新房，能让弟弟结婚成个家，可是房是建好了，几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最后与同村的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结了婚。九四年春天，弟弟来信说，家中老爷子患了绝症，家里人没有钱，治不起，都在挺，老刘从部队回了趟老家，也想尽自己所能，为老父亲做点什么，带着父亲四处求医，最后带到部队，开始在天津那边治，后又把老爷子接到BJ进行医治，父亲患的是牙龈癌，当时治疗口腔方面的，天坛医院是最好的医院。于是，老刘在部队向战友们借钱，为父亲治病。那个时候，老刘就总结出来了：“有啥千万别有病，没啥千万别没钱”，从那个时候起，钱对人们的生活是多么重要呀。老刘借了不少钱，九八年才算还清。再后来，部队在BJ分了房，装修房子，孩子上学，花销也多了起来。老刘也是没有办法，没有钱，就送不了。送不了，就提不了。提不了，就只能走人。老刘想着这些事，心里有些无奈。在走与留的问题上，老刘倾向于走。而大队长老郑则倾向于留，希望自己再干一年，到时候选择会多一些。

　　老刘在部队是中校，相当于副团级，职务是正营政治教导员，在部队期间曾连续三年被上级评为先进大队，老刘个人也荣立一次三等功。按理讲，老刘是个很能干的人，在部队也应该多干几年才是，可是老刘到了年底却一门心思地想转业。有句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老刘看来，军人身份不是永久的，转业到地方那是早晚的事。与其要走，晚走不如早走。

　　二〇〇一年中央发了三号文，对部队军转干部转业安置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就是在原有计划安置的基础上，又有了一项新政策叫自主择业。这项政策，部队是有人响应，也有人反对。当年，在转业的干部中，选择计划安置的占百分之六十，对自己的后路多少还有些担心，选择自主择业的占百分之四十，这些人中大多也是想吃螃蟹，就和当年下海的人一样的心理。老刘有些心动，他也想吃螃蟹，也想尝试一下当年人们下海的体验。因为他知道，中央制定的政策，只能越来越好，不会太差的。

　　老刘还想，选择自主择业，能拿到原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多入伍两年，能加百分之二，立过三等功，能加百分之五，全部加进来能拿到百分之八十七。这百分八十七的工资是一份保障，不像原来那几批部队干部，为了能留在BJ，选择复员，成为复员政策的牺牲品，如果能再找份工作，怎么也会超过百分之十三了。以后就为这百分之十三，去努力打拼吧。所以，到了年底，老兵复员工作刚刚结束，老刘便有了转业的念头。虽说有想法，但从来没有向外透露过。老刘心里清楚，该走的都已经走了，今年就是轮也轮上自己了。因为，部队干部转业一般是从老排起，由老至新，在部队待过的人都知道，部队不养老，去年安排的是八〇、八一年度的，今年应该是八二、八三年度的，老刘正是八二年度的，也是今年支队干部转业的排头兵。再说，部队还有一项政策，就是在三十八岁，如果提不了副团，实行一刀切，一律安排转业。老刘的年龄正当卡在三十八岁，提职是一定无望，看起来也只能走了。所以，老刘选择转业是明智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也不必大惊小怪了。往往在情理之中的事，人们都能很好地接受，这些也让老刘很有面子。起码不是被强制转业，是老刘自己做出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