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社区4

　　1.为什么一般到这个位上买布，小姊夫自己的解释竟是“我和这个人讲得来”。在他看来，经常到这儿买布就跟经常到某一个熟人那里串门是一样的。有时候小姊夫也去别的摊位买布，而且还是跟那个人一起去买的。“人总是喜欢和讲得来的人在一起。但是生意也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既重叠，但又可以分得很开。

　　直接用“朋友”这样的称呼来称呼别人，并不符合温州人的习惯。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更是几乎不存在“朋友”的意识。但在“浙江村”的青年人中间，它成为基本的社会用语。

　　引自小姊夫家

　　2.草根性是原来“浙江村”大人物的根本属性。首先，他们的权威是在没有明显经济分层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权基础不是对有形资源的占有，而是靠群众威信，特别是靠通过对“系”的运作而形成的影响。“系”是一个人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叠加，是原来“浙江村”社区形成的核心单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同时每个人的系都和别人的重叠。如果一个人的系铺得广，系里的人的生意都做得好，同时系里的人和其他有影响的系交集，那么他就可能有相当的社会影响。

　　“浙江村”里“主内”的大人物当然要和当地政府来往，但是他们和政府的交往是以他们在社区内部的权威为基础的，并不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才使得他们在社区里有权威。

　　在大清理前的“浙江村”，大人物提供的公共资源主要是封式的居住和生产空间，即有围墙的、对人员出入可以统一监控的大院。他们盖大院，不完全是为了赚钱；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兴趣。大院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项目，它和后来的房地产投资是两码事。

　　引自序二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3.我们或者可以称这样的党员身份为光环”，即由正式力的、高度可见的荣誉。光环和威望不同。威望是在日常生活中出来的，大人物需要不断地做好事、做好人，比如慷慨助人、公正解决纠纷等等，去巩固和培育威望。而光环是外界给予的，和大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举止没有太多关系。原来一个大院老板如果做了不好的事会“丢脸”，甚至威信扫地；而光环则不受这样的影响。

　　引自序二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4.大人物身上的从草根威望到体制光环的变化，也意味着现在人们怎么赚钱、怎么做人，和怎么获得正式的认可，各自的原则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拉越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分割一攫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

　　引自序二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5.在一定意义上，正规化无非是把各种非正规因素装到正规的形式（注册公司、大型厂）之下。

　　正规化意味着总体秩序的变化，意味着，可供小人物发展的社会平台在菱缩，和资本或者正式权力没有关系的小人物只能“出局”。而留在“局”里的成功者，他们的地位仍然非常不稳固，时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不像原来的大人物那样可以依靠自己的草根性自成一局，今天的精英要两眼向上，受制于人。当然，出局的人并不会饿死，国家提供基本生命保护的能力确实在加强一这是正规化的另一面。

　　“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

　　引自序二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6.20世纪80年代的非正规经济调动民间积极性、脱贫致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正规化则很可能在拉大贫富差距，造成“国富民穷”的格局。

　　引自序二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7.国家对社会的根深固的疑虑。在地域化的行政体系下，地域和空间界限本身并不重要；地域显得重要，是因为体制相信把人限定在具有明确行政边界的地域之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所以关键的不是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的关系，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只要这种立场不变，户籍改革不会减少因自发流动人口增加而造成的社会紧张。

　　当政府面临选择：是靠“压”来解决突发性问题，还是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时，政府总偏爱前一种。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浙江村”的案例也展示了，自发性流动对体制形成挑战，不仅仅是因为流动人口跨越了行政边界，而且也因为他们在新的地方建立了自己“扎根”的“地域化”的新空间。一方面是人、钱和信息的跨区域流动，另一方面是有形的在地社区的成长。这两个过程实际上是同一的。这也是“浙江村”不能被彻底清理的原因所在：扎根的有形社区仅仅是巨大冰山的一角，冰山底下是全国性的关系网络和流动体系。

　　引自序三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8.成功商人现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受欢迎，而普通的流动工人，包括“浙江村”里的雇工，依然要面对强大的行政篱和社会歧视。为ー小部分人打破边界，往往意味着剩下的多数人要面临更多的障碍。比如在中国，那些受政府欢迎的成功经济人士的流动，促使大城市的房价激涨，意味着一般的流动群体的生活更加艰辛。我的“浙江村”研究带有自由放任的政策取向，而我现在觉得一个更现实的危险是，政府可能会过分迎合新成功者而损害其他群体的福利。

　　引自序三2005 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9.我们只能在和对方的互动中认识对方。这句话看似常识，却和我们多少年来关于社会学调查的信条大不相同。一般认为，调查者应该和被调査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要对被调查者实行“保护”，即不要让其他的社会因素来影响它。当调查者要为被调查者做点什么的时候，往往是要被斥为“不科学”的。

　　对强调“超脱观察”的理论，我是不理解的。如果认为以一个外人的眼睛和耳朵能理解一种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真正卷对方的生活，你就只能靠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来想象对方。生活来就是一个不断受干扰的过程。只要你的举止得体，特别是能与们的生活协调，你的来访为什么就比他的一个朋友的来访更有破不性呢？时刻摆出局外人的样子，强调“我是来研究你们的，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恐怕更令对方紧张吧。

　　引自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10.“知道”不等于理解，“觉察”不等于判断。系就把外在的场景重新定义，使之具体化，变为人们提作的组成部分。

　　对内，系把外在的事件“转译”成人的具体意识，对外，它“输出”行为；同时，人又将不断改变系本身。这个从人们的日常行动里观察到的范畴，能够在分析上充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

　　引自系

　　11.“浙江村”和费孝通描述的“江村”有什么不同。彼此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一个是“常态”，一个是“偏态”；更主要的，江村是多少年生活的积淀，早已形成自己的一副固定面目，而“浙江村”却是时刻处在变迁之中。江村有自己明确的边界，深深地扎根于它所在的土地之中；而“浙江村”恰恰相反，它是人口流动的产物，看上去波澜起伏，没有一个能牢牢抓得住的根。

　　这是快速变迁的时代、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逻辑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积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运习得的知识和策略进行的“建构”。江村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结构”，那么“浙江村”调查的重点恐怕就应该是“社会建构”了。

　　从“结构”到“建构”，显示的不仅是社会的变化，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方式的变化。

　　引自创造中的社区

　　12.满怀热情的社会科学专家和革命家，在为群众谋福利的努力中造成群众的痛苦。

　　并不能认为是这些悲壮的失败者“昏了头”。他们对社会往往有成体系的理性认识和规划。当人们在说“素质低”“太落后”等等的时候，他心里也是有一个理论在。正是和他心里的理性认识相比人们才显得“素质低”。不是缺乏理性，而是过于理性。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固守了僵化的理性。

　　发展主要来自不断的探索而不是事先一揽子的设计。设计可以仅凭理性，而探索必须要有自信作为支撑。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侯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引自第一章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13.那些“逼”着制度不断作调整的人，往往都是些没有多少资源，甚至没有明确法聿地位的“弱者”。最后呈现出来的格局上的变化引人注目，但是这变化究是怎么来的，往往是个难题。

　　“具体认识”和“总体认识”上的断裂，也是社会学里的老问题。

　　社会不是分散的个人的无机组合，而是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事实。

　　引自第一章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14.过去我总认为，政府也好，个人也好，能不能办好事情，最要的是总体决策或者说认识“正确”与否。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关键。第一，很难说是否会有一个所谓总体上的正确判断。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必有不同的面目。第二，靠抽象思维和概念所形成的总体判断，和把问题解决好是两码事。真实的问题总是由诸多再具体不过的细节构成。不存在一个必然要出现的“浙江村”。你讲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把握它的各个细节是怎么搭配在一起。

　　引自第一章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15.P97:自从滕尼斯提出关于Community和Society的区分（一组同义的叫法是“通体社会”和“联体社会”、“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以来，人们就往往用这样的二分法来说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比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韦伯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传统性统治”和“合法性统治”，以及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等等。刘易斯的传统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的划分，其实也可归入这一思潮。这些“对子”的提出，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是都以“传统—现代”这样的区分为基础。最典型的莫过于帕森斯提出的所谓“模式变项”。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认识模式给我们两个这样的印象：（一）现代和传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如果一个人在现代社会坚持传统特征，那就要“失败”或陷入内心的冲突和紧张。（二）从传统状态发展到现代状态是必然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只不过是处在两极之间的不同阶段。

　　P121:创造中的社区

　　“社区”这个概念就有了四个隐含的含义。（一）在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二）在功能上是自足的。（三）有一定边界。（四）是大社会的“具体而微”。

　　16.对于浙江村人如何应对国家制度的反击，作者这样总结到“当人们的内部网络发展得越大越强，他们的逃避能力也就越强”

　　而针对中国现阶段状况，即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一系列体制安排，以及政府隔三差五的清理。浙江村采取了独特的方式-------“逃避”

　　首先我们先总结目前其他社会所使用的几种方式（不限于移民区驱逐）

　　表达、变通、退出

　　1.表达：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集团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使国家改变政策。当然，其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

　　------------民主国家中发生，表达行为与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分化是同一事实的两面。

　　2.变通：变通被认为是中国特有，虽心存不满，但并不叫喊，而是私下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

　　-------------极权社会产生，也是极权体制下的“非正式政治行为”

　　3.退出：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他。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能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个人理解：被动反击）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能再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有关的制度、组织等涉及国家，那么退出也就可以成为改变行动者和国家关系的策略。当然退出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得事先存在替代性物品、组织及制度。

　　--------------民主国家

　　二、浙江村策略

　　“逃避“，特点既不叫喊也不商量，对现有政策不期望改变，也不试图暗度陈仓、偷梁换柱（也许是因为“关系”还达不到此层面，需要的成本过高，二则是关系丛的壮大无形中提供浙江村人胆量，这点从文章中“你看我，我看你，还真”粘“上了，分析得出 P248），浙江村人从不与国家发生正面联系，而是通过对一些具体政策的“架空”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首先，逃避肯定难以监督，神龙不见首；二是难惩罚，和退出类似，不触犯政策；三是可能形成集体行动。

　　看起来，退出和逃避有内在神似，但仔细分析还是有很大差别，退出实质是被动的，更像是制度的安排，而且前提是“有处可逃”，即“退出权“的获得比退出这行为更重要；逃避是不为政策认为，仍然在政策反对之下进行，属于行为本身。

　　最后想说，其实浙江村本身就是政策空子的产物，其本身基于对原有制度的逃避中，建造了自己新的社会空间。这样看来，正是边界的模糊感，介于合法、非法之间，得出了浙江村这样的社会产物，使其具备极强的“流动性”。

　　17.为什么浙江村的生命力那么的强韧而又充满活力呢？

　　1.不正规浙江村的活力——贫困式发展——没有资源的小户可以很快的被吸纳进来，不像其他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的发展模式。对于大人物来说，就是曲线投资，为迎接更大的生意圈准备后盾。像刘世明这样的大人物，帮助别人的积极性比普通人又要高得多。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一帮好善乐施的人，他们在提供帮助的时候，根本不期望被帮助的人能给回报，而且越是不可能回报他们的人——比如贫穷者——他们越愿意帮忙，他们的用意在于帮给别人看，提高自己在关系丛内的威信。成长具有持续能力。

　　2.普通移民格局——小主内（小户在社区内部进行经济活动），大主外（社区大人物，代表社区与外界交易），但浙江村早年是这样的趋势，但是大主内，小主外格局。小户直接与北京的商场、批发市场进行交易，大人物大人物集中于该批发市场，还有盖大院租住给小户，提供公共品的提供，可以是住房、市场环境、还有治安治理。大人物基层的扎根性自律性特别强，他们自己就自发的背负了很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去提供管理、治理的条件，这可能构成了浙江村有活力与韧性的一个原因。

　　3.流动性经营网络，是贯穿全国的。广州卖（天气热，穿新款可以最早，那可以把握潮流款式）-成都-山西，一路往北走，能赶走的只是有型的社区整体，但是赶不走全国性的交易网络。

　　18.作者在第一章引论部分中论述本书的研究方法和原因——从行动层面考虑，进行互动式的探讨。

　　作者认为在当时，学术研究常常把概念空设于群众之上，用既有理论去套研究对象，认为他们“不可教”“没素质”而不从他们的需求（人类学方法）出发。我们在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的有限实践创造出来的概念衡量自己时，难免会感到自身体制和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在这种被裁量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机会，因此作者想从日常行为出发，基于直接观察形成结论。可见其对社会学中国化和反思西方中心论起到助益，在浙江村里，西方概念的片面尤为显眼，关系难以套用西方对资本和网络的概念，作者想要从中国独特的关系认知形成一般的学术概念，从而让中国学术更具自主性。

　　滕尼斯开二分法先河后，韦伯、刘易斯等人前仆后继地给传统和现代提出理想化对子，形成了两种印象：1.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2.传统必然过渡到现代。人口流动（移民问题）研究常常遵循这样的理论标准，如同化论；一些化解传统对立的努力有：1.并存模式（没有说明背后的机理）、2.依附于联结模式（中心-边缘）把流出地和流入地放在一起考虑，指出完全市场化的地区使用非市场化地区的劳动力，获取其隐蔽价值，而边缘地区却始终趋于停滞。作者这本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继承联结模式研究、3.嵌入理论（至今在农村社会学研究生，嵌入理论仍然具有较高活力），经济行为是嵌入到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有解释力但不能说明嵌入本身发生的过程。嵌入理论学者波尔兹提出强制的信任，指网络迫使人们把集体规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作者指出，网络本身产生于信任之上，稳定的网络就等于信任，不能用网络解释信任（对此我还是持保留意见，也许在互动论者眼里这是一个强反驳，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一个网络形成之后所拥有的独立性，作者这样的观点，当然是容易陷入一种制度的自我辩护中，可以想见作者是想从信任的开端进行更深入的解释，但仅仅说“网络不能解释信任”依然是不够严谨的，作者的意见具有启发性，但恐怕并不能全然否定强制的信任说，而只能从过程上予以批评）并且嵌入理论不关系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它使我们注意到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但同时又把关系做了僵化的理解，其方法论依然是偏经济学的个人主义，但是如果从社会学角度看，它的问题似乎应该倒过来：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依靠着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

　　前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作者对现有二分法及其消解理论之下的种种尝试抱有审慎态度，在深入研究后也提出了更加合适的思路——关系指导行为，从而展开经济。

　　而除了传统-现代的演化理论外，总体和具体的学术概念在浙江村也难以直接套用。总体和具体本来是社会学理论中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但作者没有满足于用“浙江村乱“这一情况来得出简单结论。凸生事实在当时的社会学中是很核心的概念（这一用法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使用），人们认为个体的聚合到总体的结构转变是突然发生的，就像一个三角形，三条边都是独立的，但是组合后却立即出现了一个整体，但实质上这三条边必然需要事先具备总体的特征，如角度和边长的匹配，我们必须把变量和总体分布联系起来，所以我们不能直接探讨教育而不去管数字背后的社会含义，它应该被看作一个过程。比如研究生的升学率和当时的就业情况，学历水平总体情况直接相关，并在大学生做考虑时起到重要作用，凸生不是突然发生的。如果像以往那样吧总体认识和具体观察割裂，就可能滑向新古典主义的微观框架或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视角。总体和具体之间的断裂，和我们队传统和现代的认识的断裂直接相关，这使我们忽视传统和现代背后的具体构件，构件之间很可能是想通的。

　　抱着这样的理论抱负和指导，作者进入了浙江村这一“奇怪”的社区。

　　作者的研究可以看作社区研究，以往对中国社会学产生直接影响的马林诺夫斯基强调在边界明晰的社区中才能看到各文化要素所发挥的功能；吴文藻和费孝通继承他的想法，使“社区”有了四个隐含意义：1.结构上构成整体；2.功能自足；3.有边界；4.是大社会的具体而微。但这套不上浙江村。如科尔曼所说：“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人们研究开始用自己的策略进行“建构”，因此浙江村不能从结构出发，而要从过程、从建构出发。

　　面对浙江村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作者把“系”（关系从）作为浙江村的核心环节。在浙江村中人们强调亲友重要性，但这些亲友并不固定，而根据实践需求加以改变，当时社会学逐步强调context，浙江村“系”的context是不可及环境中的完全在场形式，它贯穿于日常中。

　　作者介绍自己的独特身份，是温州的大学生，他在温州时就习得过一些浙江文化，但去浙江村是通过与自己的反差认识他们，作者的研究也是参与式的，并不像经典社会学研究中倡导的客观观察和非参与那样，而是进入了网络，对他们的认识逐步深入，作者的研究是完全开放性的，这也是其特色所在。

　　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开始从具体板块写浙江村的方方面面。

　　第三章开头简要介绍了浙江村的区位条件，分析了其吸引浙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