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湾深秋下午的浮光掠影里，随着尼康FM2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柯达胶卷为艾玛留下了青春靓丽的时光。三天后我正式去湖畔办理辞职手续，晚上邀了光、孟寒、冬子、囡宝、艾玛、殷红、张莹七个到我家吃了一顿饭，也算是与共事多年的朋友们一个告别。

　　我奇怪的是艾玛也来了：破天荒第一次她男朋友没拦着她。临走时她把我叫到一边，给了我两张那天拍的她最满意的照片。我的相册里第一次有了女孩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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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们班同学里第一个辞职的人，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尤其是离开一个待遇福利优渥的单位。在此我想重新梳理一下关于辞职这件事。

　　在我向木匠递上辞职信之前的几十年里，一个有保障的工作一直是人们生活的首选。八十年代以来，打破了有些行业的“铁饭碗”，但好的单位一直是人们毕生的追求。尽管到了九十年代，辞职已不算新鲜，多数人只是把它当做走向更好工作的阶梯，像我这样出来两手空空自己闯还是要担很大的风险。这就像在风中的树苗没了根基，在被风吹走之前，必须要尽快找个地方再次扎根。

　　除了再就业的压力，相当部分的压力来自家庭内部。作为父母那一代人对“辞职”这一新生事物非常敏感，这相当于自己摔破饭碗去挑战他们的底线，是无法想象和容忍的。我完全理解老爸得知我想法后的复杂心情。

　　还有一点，我至今想来仍然后怕：如今下海干个体的人是不少，但通常是有人脉、有项目、有资金。我一穷二白，启动资金也是向老爸借的，完全是一招险棋。要不是运气还不错，估计早在后悔了吧！

　　这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世界，既然我已走出了这一步，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根扎紧扎深，以便在回首的时候，不付自己的勇气。

　　告别湖畔的最后一天，我特意去了趟绿杨路的小花圃——我割舍不下这几年里与三爹、二叔的情分。

　　在小花圃干活的日子，只要赶上饭点，我必在花圃和三爹二叔一块儿吃。这主要是为了乘机改善下他们的伙食，平时他俩太节约了。通常我会骑车去附近的卤味店买些荤菜，再拎上两瓶啤酒，在花房里和他们有滋有味地喝上一顿。

　　每次看我买了啤酒，二叔就直嚷嚷：“浪费了，浪费了！”开始我不明白，后来才知对于一个酒鬼来说，价高味淡的啤酒性价比极低，根本就是在喝白水——这是他亲口说的。

　　席间他们总会讲酒村烟村的趣事，常常笑得我喘不过气来。虽然他们年龄比我大得多，但农民的身份令我感到轻松，没有压力（面对徐双也是如此）。不过，今天我准备请他俩开洋荤——去外面吃馆子。

　　我傍晚到的，在院门外就听到二叔扯着尖厉的假音在唱“绍兴大板”。这是浙江绍兴一带的地方戏曲，因临近的越剧（嵊县，现嵊州）名气太大，“绍兴大板”几乎绝种。

　　站在花房空地上的二叔看到我进来，整个人定格在一个戏曲动作上，唱声也卡了壳。他的脸红扑扑的，显然刚喝了酒。

　　“吃过晚饭了？”我有些意外：“还想请你们出去吃一顿呢！”

　　“你不知道我们四点就开饭？”除了睡觉，手上永远夹着烟的三爹从花房里出来。

　　我哑口无言，心想只能改天了。在花房简陋偏屋的折叠桌旁，我拿出包里的两条“西湖”牌香烟和两瓶“四特酒”，摆在桌子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说出口又后悔了，不知俩老农是否听懂，故加了一句：“我从单位辞职了。”

　　“啥？这么好的工作不做啦？！”三爹瞪起了眼睛。

　　他来过宾馆一次，去人事部报道签字。结果还是我代签的——他不识字。但在他眼里，酒店的大堂华丽如皇帝的金銮殿，穿旗袍的迎宾小姐似仙女下凡……在设施豪华、冬暖夏凉、美女环簇的环境下摆花弄草还拿不菲的薪水，简直就是神仙般的工作。

　　“人家肯定有更好的差使在等着呐！”二叔把刚泡的像树叶般的茶端给我，朝三爹挤挤眼。到底年轻几岁，还明些事理：“别这么破费，不好意思的！”

　　“我准备自己给自己打工。”我呷了口茶，尽是苦味：“我租了个店面卖磁带唱片。”

　　“现在的年轻人……”我的话可能超出三爹认知的边界，他习惯地翻了翻白眼：“不过，还是要祝你开张大吉，生意兴隆！”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们的照顾，有空常来喔！”二叔笑眯眯拿起“四特酒”抚摩着，眼里露出猎人看到猎物时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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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片店的日子并非我想象中那么充满激情，我多数时间整天发呆似地坐在柜台里听歌。新开的店，虽在车站旁，但看热闹的多，出手的人少。非常无聊。

　　云嫣也没有音讯，我曾给她姑妈家去过一封信，如泥牛入海，想必如她所说已去了珠海。

　　一天午后，店里同时进来了几个人，以为大生意上门，让快要瞌睡的我精神一振。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戴眼镜的胖子拿着Chicago（芝加哥乐队）的一张唱片为友人讲解，英文很标准。他让我明白Chicago和“芝加哥”音译原来有多么的不同。

　　接着胖子跟我聊了会，说自己喜欢欧美流行、摇滚、爵士、古典等等，没几句就展现出他对音乐的专业性；并说杭州像我这样以欧美为主的唱片店太少了，但我的店规模太小，影响力不够。

　　我问他怎么知道我这店的？他说原来就是做这行的，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他对音像行业确实很了解，指着我柜台里显著位置的欧美卡口带，说这很可能会被查封，它不是正规渠道进来的。让我倒抽一口冷气。

　　他还顺带帮我分析了一把，说在校学生是喜欢欧美音乐的主力，可购买力有限，唱片他们肯定不会考虑，卡带你这里平均都要十元以上，对他们还是有点高。我只能说这需要一个过程。他说没错。

　　最后三人一样没买，怎么来怎么走了。临走时胖子告诉我他姓谷子的谷，我很怀疑他们是来摸底的——不是别的竞争店、就是准备开类似的店。

　　又一天，杭电的小天意外地领着郑钧来到店里。郑钧对卡口带十分感兴趣，一口气挑了七八盘，我本想送他，以示我对中国本土摇滚乐的支持。但他坚持要给钱，最终以进价结算才罢。他还留了寝室电话，说有新货到及时通知他。

　　我一直记挂着他们“火药”乐队的情况，郑钧的回答却有点含糊起来。后来我才从小天口中得知他准备去美国，乐队恐怕要随着成员的各奔东西而解散。这正是校园乐队致命的地方。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郑钧，没多久他就离开学校去BJ处理签证的事。结果机缘巧合遇到了黑豹乐队的经理人郭传林，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他开启了音乐人生的辉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