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广播变成早中晚一响，在播放各式各样激励人心的语录时，也不忘贴心地提醒考生们带好准考证和应试文具，以积极心态迎接高考。

　　如火如荼的紧张氛围里，对于方兆中来说，七月七号这一天却来得平淡如水。

　　或许是上辈子经历过一次竞争人数更加激烈的高考，站在1979年的考场外，除了一丝丝的期盼之外，他想的反而是——赶紧拍出第一部电影，再把长篇稿酬拿到手，开始下一阶段的创作。

　　相比方兆中，张桂花比他紧张了好几倍，六号那晚一晚上没睡着，早起就在院门口噼里啪啦打了一挂鞭炮。

　　和各地区自主命题的预考有所不同的是，高考总分定的是500分，生物和外语的分数比例削了，总分和预考有所不同。

　　关于高考统一分数线，1979年年初的时候还闹出了点风波。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上局在做高校招生工作报告时，提出了一个决议，即从今年开始，全国录取分数线由教育部统一划定。

　　但这项决议遭到了陕西、青海、甘肃、云南等多个地区的强烈反对，经过商讨后，教育局尊重这些地区省份的意见，收回了统一划线的意见。

　　除了分数和统一划线方面有所不同，79年的试题难度明显比前两年有所提高。

　　九号考完当天，方兆中同考场的一个女同志几乎是哭着跑出考场，其他考生的面色似乎也不大好。

　　他又一次遇见了上回在预考时同考场的冯建国。

　　“兆中同志！你考的怎么样？”

　　“还好，你呢？”

　　冯建国叹息了一声，比之上次预考的时候，显然失去了点自信：

　　“没想到今年的题目突然出难了！本以为去年比77年的出题难度已经高了不少，今年应该不会再提高难度，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了。”

　　方兆中很想说……按照77年那出卷难度，现代初中生穿越过来都能考上大学。

　　当然，他没有贬低77年考生的意思，彼时的教育水平落后，肯定不能碰瓷二十一世纪成熟的应试教育模式。

　　但按后世的眼光来看，1979年的高考难度也就准高一的难度。

　　就拿数学一科来举例，算式题目是求定义域和因式分解，几何题目是求垂直和简单平面向量，甚至坐标系都不用建。

　　对方兆中来说，最难的还是政治一科……

　　这年代的政治距离他有点久远，即便复习过了，也不敢打包票说考出很好成绩。

　　哦，79年改革的还有外语。

　　外语计算成绩比例很低，但报考重点高校的，需要按报考学校相应招生守则的规定，以百分之十的外语成绩计入总分。

　　后来这个比例也在逐年提高。

　　方兆中对这位冯建国同志印象很好，很有耐心地安慰道：“也不用这么悲观，要这样想，你觉得难，大家都难，你不会的题目别人也不会做，这样你和那些厉害的考生就拉小了差距啊！”

　　特么，不愧经历了应试教育十二年，班主任语录简直手到擒来。

　　“你报的是哪所大学来的？”

　　冯建国还真好受了点：“我报的人大，本来有点信心，但今天考完感觉没希望了。”

　　哦，又是人大！

　　人大这年头的明星人物，他就知道一王小波，其他人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放轻松，前阵子广播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走过高考，前面就是一片新天地。”

　　新天地真来了，伴随着稿酬来的。

　　方兆中刚一回内燃厂大院，邮递员正巧上门，送来一封信。

　　寄信人是秦兆阳，发出地址人文社。

　　他摸了摸信封，里头挺鼓的，像是塞了个小本子。

　　这是邮寄什么来了？

　　方兆中到家，把信封一拆，里头是一封信和一个小红本，小红本封面上印着中国建设银行几个大字，俨然就是一本存折。

　　“兆中：

　　见字如晤。这封信是我特地去邮政亲手寄的，大概算好了时间，让你在九号收到这封信件，权作我对你高考成功遥寄祝福。

　　有位名人说，浪漫主义是平凡者心中对不平凡人生的神往，搞文艺创作的同志们，心里更需要有一股浪漫主义，想象，加工，离不开浪漫的淬炼。

　　否则文字将趋于苍白，故事也就沦入窠臼。

　　信件里的附件，是建设银行的一封存折，里面有你写《风声》的2100元稿酬。

　　今年三月份，建行在京独立，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以人文社的名义在建行开了个户，把存折转送于你，日后继续使用户头也好，或者从中转取稿酬也罢，一切凭君处置。

　　另外，社里通过了文学双月刊的决议，我们打算把这个消息登报，并在七月下旬出下一期的《当代》。

　　社里为你单开了一个连载板块，这也是应许多读者的热切邀请，让他们能在杂志上读到你的优秀作品。

　　祝，一切顺利。”

　　方兆中长呼出一口气，万千感慨能够遇见秦兆阳这样一位老师，做他在文坛的引路人。

　　高考结束了，县广播站又变回了早晚一响，开始播报昌北县今年半年的农业产值。

　　临走前一天晚上，张桂花本来想塞个一两百块钱给他。

　　方兆中则很臭屁地晃了晃手里那封建设银行的存折。

　　“妈，看到没，这回信了没？”

　　张桂花数着存折上的小数点，数了一遍不够，又数一遍，嘴里絮絮叨叨的：

　　“哟，这是两千一，真是两千一，我的天老爷……”

　　“欸，不过你不是说，不是两千块钱的嘛？咋还多了一百？”

　　方兆中收好了存折，说道：“这是写长篇小说的钱，我上回给您说的是改剧本的钱？”

　　张桂花听的有点迷糊了：“你就给我说个数，追根究底拢共是多少？”

　　“两边儿加在一起是4100！”

　　“四千一！”

　　方兆中坐火车回了燕京。

　　张桂花还是老样子，清晨骑家里那辆二八大杠去买菜。

　　胡同口的老妇联们对张桂花客气了不少，也不再背地嚼舌根了，见着她就问：“兆中又走了？”

　　“走了！回燕京去了！”

　　“哎桂花，你说兆中在燕京忙活这么久，报纸上是看见了几回，怎么也不见说忙活出点什么名堂来？”

　　老妇联们嘴里的名堂，当然就是挣钱了。

　　“害，这我哪知道去，我就知道他写了个什么小说，又在拍什么剧本，赚了八九千块钱呢，合计在燕京买个四合院。他回来走得匆忙，我也没多问，你说这孩子怎么搞的……”

　　这回老妇联们何止面面相觑，简直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写个文章，就能写成万元户？

　　此时，坐在绿皮火车上的方兆中，连连打了好几个喷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