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名为《中国思想研究》的文稿上，钱忠书写道：

　　“解放后，我以为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大作出现，以前我认为是习气的原因。”

　　“1979年，我访问美国，见到作家夏志清。他问我，郭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我说，因为上面的人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而不喜欢杜甫，认为太苦气。于是，郭莫若写了这样的书。”

　　“后来，有人告诉我。郭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的个人趣味，未必是投...